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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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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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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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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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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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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杂耍、化妆术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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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在本书作者波兹曼看来,刘晓庆为出演一部新片而在自己的脸蛋上大动干戈之类,八卦之外,其实了无新意。如果允许选择“头条”,波兹曼多半会“聚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年,某次竞选失败,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拒绝检讨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妆师大发其火,一口咬定该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妆师蓄意破坏……

  如你所知,事实上如此“聚焦”依旧难逃八卦嫌疑,但其含义却已非常。至少,它让我们在听说当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竞选热浪中亦不忘为自己特聘“笑话”参谋这样的新闻时,不再惊诧……与尼克松对化妆师的“谴责”一脉相承,此类细节让我们懂得,“政治”正演变为一种“娱乐”———尽管春晚、范伟、赵本山、周杰伦的绯闻女友等其实无关政治。

  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说,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由此,一个平头百姓或一名身价过亿的名主持其内在品德是否“诚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诚恳”?

  而也正是这似乎简单到家的一“看”,证明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以是观之,赵薇、赵忠祥、张艺谋、、崔永元等原本即以“镜头”为生的繁多“著名人士”的任何闪失,其实都无足轻重。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

  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于是,如今我们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谓“信息环境”事实上已成为“电视”的一面镜子———在这个类似于“欢乐总动员”、“非常6+1”式的信息环境中,不仅失败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

  为此,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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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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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一九八四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Leonard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老大哥”系《一九八四年》中的独裁者。——译注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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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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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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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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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19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laohuji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注】。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Billy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注】和谢基·格林、瑞德·巴顿斯、迪昂·沃威克、弥尔顿·波尔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跌打滚爬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引自1983年8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1页。】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些已经对此作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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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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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仔细研读过这些阐述,从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甚至神学家们,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见解能够基本接近事实,我都会感到惊讶。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并不深奥,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的直接性,这样的视角正是2300年前柏拉图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还有一个例子,更复杂一些:信息、内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今日新闻”的产生全然起源于电报的发明(后来又被其他更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发扬光大),电报使无背景的信息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广阔的空间。“今日新闻”这种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像之物,准确地说,是一种媒体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如果某种文化中没有具有闪电般速度的传媒工具,如果烟雾信号仍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拥有“今日新闻”。如果没有媒体为新闻提供传播的形式,那么“今日新闻”就不会存在。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著作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译注】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决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许至今仍然默默无闻)。30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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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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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像,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卡西尔曾说过: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卡西尔,《人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铁锚丛书,1956,第43页。】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教师、建筑及城市规划评论家,其著作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译注】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时间的机械。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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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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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时。人类学家知道书面文字不仅仅是话音的回声,这一点诺思洛普·弗莱也曾提到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流魔术师的把戏。在那些发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确有此神力。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次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提出上述的观点,是因为本书后面将讨论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为复杂。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这些隐喻,我们确实要费些周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即使是显微镜这样不常用的仪器,也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寓意,这种寓意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关于心理学的。通过展示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显微镜提出了一个有关大脑结构的解释。

  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镜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126的智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确实,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有时我们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我们谈论自己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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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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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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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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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地电视机上可以放30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21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我们可以想像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像一下,16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用路德【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注】的话来说,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15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是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派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24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10万到20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1984年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订合约,在中国播放64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们很快还要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及美国广播公司签订合约。】在过去若干年中,像《宝藏》、《碟中谍》、《星际旅行》、《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拉普人(Lapps),即萨阿米人(Saamis),从事放牧、养驯鹿,部分从事渔猎。——译注】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了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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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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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9000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佼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1983年11月20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80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其次,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瑞·法威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埃利·威塞尔(ElieWiesel,1928—),美国作家。由于在反对暴力镇压和种族歧视方面做出的贡献,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首先作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六位嘉宾每人有大约5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作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个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四个评论,大约占20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他又说他有至少15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3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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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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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4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作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剧本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特意为出席这个节目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里奥纳多·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梅杰·鲍斯的爱好者时间”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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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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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是芝加哥的一个天主教神父,他的特点是把传教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据美联社报道,他既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圣灵教堂的副牧师,又是WKQX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他的节目《心灵旅途》中,萨科威茨神父用他轻柔的声音聊着有关家庭关系或忠诚的话题,并在布道的间隙播放“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他说他的传教不是用“教堂的方式”,他还补充说:“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约翰·J.奥康纳神父在就任纽约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仪式上戴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并一直扮着鬼脸,他不时地插科打诨,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针对爱德华·科克市长的。在后来的一次公开露面中,新任大主教又换上了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子。这些画面当然都上了电视,而且很讨观众的欢心,主要的原因是奥康纳神父(现在已经是红衣大主教了)比萨科威茨教士更胜一筹:后者认为“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前者干脆就认为你根本不必虔诚。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迪特里奇医生要给伯纳德·舒勒的心脏作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奇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这个故事被几家报纸同时刊登,其中包括1983年2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4版,第2页。】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一个演讲稿的八大组成部分。提出这个建议的乔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被禁止)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他们一出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12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128岁的答案,结果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着笑话,更是一点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1985年2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路特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查尔斯·派因教授被议会命名为“年度杰出教授”,以鼓励他在支持和发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解释他为何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时,派因教授说:“我有一些常用的把戏,如果我的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我展示玻璃分子怎样运动的方法是跑向一面墙,然后从墙上弹回来,跑向另一面墙。”他的学生也许还太年轻,没有看过詹姆斯·卡格尼在《胜利之歌》中关于“分子运动”的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纳德·奥康纳在《雨中曲》中也模仿过这样的表演。但据我所知,用在教室里这是第二次:黑格尔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过辩证法。

  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中的严紧派一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宗教反对膜拜图像,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允许看电影或拍照片的。但显然他们的宗教没有禁止他们观看其中有他们自己图像的电影。1984年的夏天,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演职人员到达兰卡斯特镇拍摄电影《目击者》,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侦探(哈里森·福特扮演)爱上一个严紧派女孩的故事。虽然当地的教会警告居民不要干涉电影的拍摄,但有些焊工还是一做完手上的活就跑到拍片现场看热闹。一些虔诚的教徒躲在远处的草丛里,用望远镜看拍戏。一个严紧派妇女说:“我们在报纸上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孩子们还把哈里森的照片剪下来。”她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对哈里森本人感兴趣。有人告诉我们哈里森在《星球大战》中扮演过角色,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引自1984年6月7日的《纽约时报》,A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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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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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创世记计划”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新媒介圣经”,由225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2.5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狂热》和《油脂》的约翰·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在《屋顶上的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耶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1983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丽莎嬷嬷【特丽莎嬷嬷(MotherTeresa,1910—),印度慈善工作者。曾先后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奖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奖金和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在梅丽尔·斯特里普【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Streep,1949—),美国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译注

  】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的所有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里根总统在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他的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他的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这首歌的原歌名是“There'sNoBusinessLikeShow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本文作者将歌名改为“TheresNoBusinessButShowBusiness”(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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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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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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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德温·奥康纳关于波士顿党派政治的小说《最后的喝彩》中,弗兰克·斯凯芬顿希望通过政治机器的现实教导他年幼的侄子。他说,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1966年,罗纳德·里根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他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特鲁,《大选记:1980年总统竞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1,第263页。】

  虽然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娱乐业的一个分支,但它内在的一些本质还是让斯凯芬顿对政治的理解比里根的比喻更令人欣慰。不论在哪种体育比赛中,选手和观众对优秀的标准是有共识的,运动员的声誉随着距离这个标准的远近而起伏。运动员优秀与否是无法轻易伪装的,这意味着大卫·加思以.218的击球率很难提升他作为外场手的形象,这也意味着用“谁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作为一个民意测验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民众的意见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玛蒂娜·纳夫拉蒂洛娃的发球才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也许还注意到,比赛现场的观众通常都熟知比赛的规则以及每个动作的意义。在满垒的情况下三击不中而出局的击球手,不可能让观众相信他为他的球队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即使像霍华德·科塞尔那样夸夸其谈、滥用词语的人,也不会混淆击球中和不中、得分和失分、发球得分和发球失误之间的区别。如果政治真的像体育比赛,那么它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一目了然、公正诚实、超越平凡。

  如果罗纳德·里根的比喻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又会具备哪些优点呢?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ma事了。这另一ma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在乔·麦克吉尼斯关于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著作《出卖总统》中,他对政治和广告作了很多评论。但他还没有穷尽政治和广告的关系,虽然出卖总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卑劣行为,但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为了理解其中的原由,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产品是好的。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他们认为,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并且敦促赢家不断进步。在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应该介入使交易无效,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美国甚至有一项法律要求卖方如实介绍他们的产品,因为如果买方不能得到有关产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损害。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要求,不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更精确地说,是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那么实践检验、逻辑分析或任何其他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表演疗法:一种通过演剧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实施时由患者担任有关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医生的帮助下作即兴表演,以收到调养心理的疗效。——译注】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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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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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一切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一个意外,就像政治的转变让可敬的乔治·奥威尔感到吃惊一样。确实,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奥威尔发明“新话”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商业广告的措辞”。但当奥威尔在他著名的散文《英语语言的政治》中说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的形式时,他想要说的是,虽然政治是腐败的,但它仍将继续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模式存在着。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多。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了担忧。前任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就提出要禁止政治“广告”。甚至电视评论员也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比尔·莫耶斯在纪录片《30秒钟的总统》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对于电视广告的认识来自我几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在纽约参与了拉姆塞·克拉克对雅各布·贾威茨的参议员竞选。克拉克十分迷信传统的政治话语模式,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意见书,对从种族关系到核武力到中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明确的观点。他的意见书里充满了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资料,具有非常开阔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他也许还应该画一些漫画。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雅各布·贾威茨确实利用了漫画。我们不知道贾威茨是否也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竞选利用了一系列的30秒钟电视广告,在这些广告里,他运用了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经验丰富、正直虔诚的人。据我所知,贾威茨和拉姆塞·克拉克一样相信理性的重要,但他更加相信参议员位置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明白,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的,他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赢得了席位。在美国,任何慎重的竞选者都应该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老生常谈了。我想回到“形象政治”的含义这个话题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电视广告塑造政治话语的第二种方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繁琐,15秒到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说电视广告的主题是产品就像说乔纳的故事主题是解剖鲸鱼一样,完全不相干。说得深入一点,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

  名人和出名是完全不同的。哈里·杜鲁门广为人知,但他不是名人。不管人们何时看见他或听见他,他都在大谈政治。我们很难想像杜鲁门或他的夫人会作为嘉宾出现在《戈德堡一家》或《我记忆中的妈妈》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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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难说政治家们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的。20世纪50年代,埃弗里特·德克森参议员作为嘉宾出现在《我的台词是什么?》中。竞选总统时,约翰·肯尼迪特别开恩,让埃德·默罗的《面对面》摄制组到他的私宅拍摄。理查德·尼克松在《大家笑》中出现了几秒钟,这个1小时长的喜剧节目完全以电视广告为蓝本。到了70年代,大众开始接受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到80年代,政治人物大规模涌向电视。副总统候选人威廉·米勒为美国运通信用卡做了一个广告;“水门事件”听证会的明星萨姆·欧文也成为广告代言人;前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参加了《豪门恩怨》的谈话节目;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杜卡基斯出席过《你在何方》;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出席过《喝彩》;拉尔夫·纳德、乔治·麦戈文和爱德华·科克市长主持过《星期六晚上直播》,科克还在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电视版电影中扮演过一个角色;里根的夫人也曾出现在这类电视节目中。如果加利·哈特参议员出现在《西尔街蓝调》里,会有人感到吃惊吗?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政治家成为名人已经使政党不再重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政治家的仕途此起彼伏之间的联系。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过去,那时的选民对竞选者几乎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性格和私人生活也没有概念。在我年轻时的一个11月,我对是否选举一个民主党人的市长候选人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他既愚蠢又腐败。“这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对我说,“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是既愚蠢又腐败的,但是你想让共和党赢吗?”他的意思是,一个明智的选民应该选择能够代表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视角的党派,选举“最佳人选”在他看来纯属幼稚之谈。他从不怀疑共和党里有相当出色的人物,但他知道他们不会为他这个阶级讲话。他非常欣赏纽约坦曼尼协会【坦曼尼协会(TammanyHall):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译注】鼎盛时期的领导人蒂姆·沙利文的态度。据特伦斯·莫兰在他的散文《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中写道,有一次沙利文所在选区有6382张票投给了民主党,有两票投给了共和党,对这个结果他很不高兴。在评价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时,他说:“凯利来找我,说他妻子的表兄支持共和党派,为了家庭和睦,我同意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但是我想知道,还有一票是谁投的?”【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2页。】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沙利文这些话里表现出来的智慧。也许确实有人会不顾党派差异把票投给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虽然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我想说的是,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为了理解形象政治怎样在电视上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广告作为切入点,本章题目的前一部分就是取自这个广告。我指的是史蒂夫·霍恩导演的贝尔电话的广告,这个广告鼓励我们“伸出你的手去安抚某个人”。这个“某个人”通常是指一个住在丹佛或洛杉矶或亚特兰大的亲戚,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但每年我们都能在感恩节见到他。而在过去,这个“某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美国文化强烈反对“家庭”这个概念,但还是常有人警告,如果我们放弃了家庭,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就会丧失了。让我们来看一看霍恩先生的广告,这个30秒的广告重新给亲密关系进行了定义,电话线代替了老式的聚会。这个广告甚至为被汽车、飞机和其他扼杀家庭的工具弄得四分五裂的家庭提出了一种关于家庭凝聚力的新观念。在分析了这个广告后,杰·罗森说了以下这番话:“霍恩先生并不想表达什么东西,他没有信息需要传递。他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了解贝尔电话,而是要让大家从美国生活四处可见的破裂关系中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霍恩没有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你也没有表达你自己的想法,霍恩表达的是你的想法。”【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夏季刊,1984,第162页。】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看着电视屏幕,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邪恶的皇后一样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上最美的人?”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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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一方面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蒂姆·沙利文和我的父亲把票投给了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赞助,优惠政策,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的伤害,支持他们的工会或社团,勤奋工作的家庭感恩节能享受火(又鸟)的美味。按照这样的标准,黑人是美国唯一心智健全的选民,其他的大多数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但这些利益都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就会记得,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很长时间也是郁郁寡欢的。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镜子里出现如此阴郁而缺少乐趣的形象。我想说的是,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书。——译注】说过:“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书还是严肃公众话语的主要媒介。一本书就是历史,它的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间里——从它的写作过程到它线形的陈述,再到通篇运用自如的过去时态。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但是,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卡莱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好的预见性: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如果上述这些观点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奥威尔的预测又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真理部:【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年》中的一个政府部门。——译注】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他的这个预言同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只要书籍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下令销毁孔子的《论语》。而奥维德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爱的艺术》。即使是在崇尚优秀文化的雅典,人们在阅读某些书籍时也难免胆战心惊。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译注】回顾了很多古希腊书籍遭禁的例子,其中包括普罗泰哥拉【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相对主义的主要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被控以不信神之罪,著作被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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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为在一次演讲的开头坦言他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神而受到著作被焚的惩罚。弥尔顿很细心地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案例中,只有两种书“会引起执法官的注意”:一种是亵渎神灵的书,另一种是诽谤他人的书。弥尔顿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谷登堡【谷登堡(JohnnesGutenburg,约14世纪90年代—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译注】两百年之后写这本书时,清楚地知道,他那个时代的执法官,如果可能,会查禁一切题材的书籍。换句话说,弥尔顿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业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实上,在印刷时代成熟之前,信息和思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果说一个字写下来会产生某种危险性,那么印刷出来的字就会有百倍的危险。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印刷术会带来危险,例如亨利八世,他的星室法庭【星室法庭:英国法庭,以专断暴虐著称,1641年废除。——译注】就被授权查禁书籍。伊丽莎白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和很多其他谷登堡之后的君主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中包括教皇保罗四世,他在位期间,制订了第一个教廷禁书目录。大卫·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zhuanzhi。《权力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zhuanzhi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公司国家(corroratestate):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CharlesA.Reich)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注】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我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是在这里),我也不想对公司国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忧虑,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学院的院长乔治·格布纳写下列这段话一样:

  电视是私营文化部(三大广播公司)经营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们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们靠的是隐蔽的税收。电视机开着你就要付钱,不管你是在看书,还是在看电视,也不管你想不想看……【①引自1982年4月26日纽约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媒体生态学会议上的讲话。要了解格布纳院长的全部观点,参见《电视:新的国家宗教》,第145—150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zhuanzhi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zhuanzhi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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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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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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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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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zhuanzhi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几个建议结束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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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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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卢德分子(Luddite):1811年至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该运动据说由工人卢德(NedLudd)发动。——译注】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我相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一旦电视这种快乐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绝不会同意让它离开片刻。当然,还是有些美国人作过尝试,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期间,《纽约时报》(1984年9月27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图书馆倡导“关掉电视”的文章。这次活动发生在去年,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里不看电视。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文章引用了埃伦·巴布科克夫人的话,她的一家参加了这个活动。她说:“去年电视对这个活动进行过很多精彩的报道,我很想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是否会产生和去年一样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巴布科克夫人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很难想像巴布科克夫人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一个月不看电视到底有什么意义?充其量这是一种苦行。当这个地方的人们结束这种苦行回到他们日常的消遣时,他们会感到多么舒畅啊!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就像我们为那些限制电视中某些内容——例如,过多的暴力、儿童节目中播放的商业广告——的努力鼓掌一样。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我会很乐意在联邦通讯委员会面前证明这个建议的众多好处。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愿意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在播放所有政治广告之前应该先播一条小小的声明,即,根据常识,观看政治广告有碍思想健康。

  我对是否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不持乐观态度,我也不相信那些旨在提高电视节目质量的提议能有什么成效。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喝彩》之类的节目不会威胁大众思想健康,但《新闻60分》、《目击新闻》和《芝麻街》之类无疑是一种威胁。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补充一句,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虽然我相信人们对于电脑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很明显,美国人对于电脑的态度也是盲目的,别人告诉他们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一句异议。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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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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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我想,这样的展示应该模仿《星期六夜生活》这样的形式,其结果是让全国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那些节目中的模仿者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里,最后再回到电视上效力于商业广告。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500年的误差,你也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班格》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译注】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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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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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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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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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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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杂耍、化妆术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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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在本书作者波兹曼看来,刘晓庆为出演一部新片而在自己的脸蛋上大动干戈之类,八卦之外,其实了无新意。如果允许选择“头条”,波兹曼多半会“聚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年,某次竞选失败,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拒绝检讨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妆师大发其火,一口咬定该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妆师蓄意破坏……

  如你所知,事实上如此“聚焦”依旧难逃八卦嫌疑,但其含义却已非常。至少,它让我们在听说当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竞选热浪中亦不忘为自己特聘“笑话”参谋这样的新闻时,不再惊诧……与尼克松对化妆师的“谴责”一脉相承,此类细节让我们懂得,“政治”正演变为一种“娱乐”———尽管春晚、范伟、赵本山、周杰伦的绯闻女友等其实无关政治。

  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说,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由此,一个平头百姓或一名身价过亿的名主持其内在品德是否“诚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诚恳”?

  而也正是这似乎简单到家的一“看”,证明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以是观之,赵薇、赵忠祥、张艺谋、、崔永元等原本即以“镜头”为生的繁多“著名人士”的任何闪失,其实都无足轻重。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

  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于是,如今我们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谓“信息环境”事实上已成为“电视”的一面镜子———在这个类似于“欢乐总动员”、“非常6+1”式的信息环境中,不仅失败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

  为此,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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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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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一九八四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Leonard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老大哥”系《一九八四年》中的独裁者。——译注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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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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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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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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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19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laohuji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注】。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Billy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注】和谢基·格林、瑞德·巴顿斯、迪昂·沃威克、弥尔顿·波尔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跌打滚爬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引自1983年8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1页。】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些已经对此作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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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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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仔细研读过这些阐述,从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甚至神学家们,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见解能够基本接近事实,我都会感到惊讶。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并不深奥,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的直接性,这样的视角正是2300年前柏拉图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还有一个例子,更复杂一些:信息、内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今日新闻”的产生全然起源于电报的发明(后来又被其他更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发扬光大),电报使无背景的信息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广阔的空间。“今日新闻”这种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像之物,准确地说,是一种媒体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如果某种文化中没有具有闪电般速度的传媒工具,如果烟雾信号仍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拥有“今日新闻”。如果没有媒体为新闻提供传播的形式,那么“今日新闻”就不会存在。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著作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译注】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决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许至今仍然默默无闻)。30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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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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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像,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卡西尔曾说过: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卡西尔,《人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铁锚丛书,1956,第43页。】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教师、建筑及城市规划评论家,其著作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译注】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时间的机械。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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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隐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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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时。人类学家知道书面文字不仅仅是话音的回声,这一点诺思洛普·弗莱也曾提到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流魔术师的把戏。在那些发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确有此神力。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次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提出上述的观点,是因为本书后面将讨论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为复杂。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这些隐喻,我们确实要费些周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即使是显微镜这样不常用的仪器,也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寓意,这种寓意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关于心理学的。通过展示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显微镜提出了一个有关大脑结构的解释。

  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镜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126的智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确实,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有时我们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我们谈论自己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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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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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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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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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地电视机上可以放30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21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我们可以想像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像一下,16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用路德【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注】的话来说,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15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是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派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24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10万到20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1984年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订合约,在中国播放64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们很快还要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及美国广播公司签订合约。】在过去若干年中,像《宝藏》、《碟中谍》、《星际旅行》、《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拉普人(Lapps),即萨阿米人(Saamis),从事放牧、养驯鹿,部分从事渔猎。——译注】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了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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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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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9000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佼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1983年11月20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80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其次,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瑞·法威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埃利·威塞尔(ElieWiesel,1928—),美国作家。由于在反对暴力镇压和种族歧视方面做出的贡献,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首先作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六位嘉宾每人有大约5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作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个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四个评论,大约占20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他又说他有至少15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3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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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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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4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作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剧本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特意为出席这个节目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里奥纳多·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梅杰·鲍斯的爱好者时间”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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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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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是芝加哥的一个天主教神父,他的特点是把传教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据美联社报道,他既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圣灵教堂的副牧师,又是WKQX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他的节目《心灵旅途》中,萨科威茨神父用他轻柔的声音聊着有关家庭关系或忠诚的话题,并在布道的间隙播放“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他说他的传教不是用“教堂的方式”,他还补充说:“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约翰·J.奥康纳神父在就任纽约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仪式上戴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并一直扮着鬼脸,他不时地插科打诨,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针对爱德华·科克市长的。在后来的一次公开露面中,新任大主教又换上了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子。这些画面当然都上了电视,而且很讨观众的欢心,主要的原因是奥康纳神父(现在已经是红衣大主教了)比萨科威茨教士更胜一筹:后者认为“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前者干脆就认为你根本不必虔诚。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迪特里奇医生要给伯纳德·舒勒的心脏作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奇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这个故事被几家报纸同时刊登,其中包括1983年2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4版,第2页。】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一个演讲稿的八大组成部分。提出这个建议的乔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被禁止)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他们一出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12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128岁的答案,结果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着笑话,更是一点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1985年2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路特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查尔斯·派因教授被议会命名为“年度杰出教授”,以鼓励他在支持和发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解释他为何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时,派因教授说:“我有一些常用的把戏,如果我的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我展示玻璃分子怎样运动的方法是跑向一面墙,然后从墙上弹回来,跑向另一面墙。”他的学生也许还太年轻,没有看过詹姆斯·卡格尼在《胜利之歌》中关于“分子运动”的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纳德·奥康纳在《雨中曲》中也模仿过这样的表演。但据我所知,用在教室里这是第二次:黑格尔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过辩证法。

  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中的严紧派一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宗教反对膜拜图像,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允许看电影或拍照片的。但显然他们的宗教没有禁止他们观看其中有他们自己图像的电影。1984年的夏天,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演职人员到达兰卡斯特镇拍摄电影《目击者》,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侦探(哈里森·福特扮演)爱上一个严紧派女孩的故事。虽然当地的教会警告居民不要干涉电影的拍摄,但有些焊工还是一做完手上的活就跑到拍片现场看热闹。一些虔诚的教徒躲在远处的草丛里,用望远镜看拍戏。一个严紧派妇女说:“我们在报纸上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孩子们还把哈里森的照片剪下来。”她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对哈里森本人感兴趣。有人告诉我们哈里森在《星球大战》中扮演过角色,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引自1984年6月7日的《纽约时报》,A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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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时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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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创世记计划”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新媒介圣经”,由225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2.5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狂热》和《油脂》的约翰·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在《屋顶上的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耶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1983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丽莎嬷嬷【特丽莎嬷嬷(MotherTeresa,1910—),印度慈善工作者。曾先后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奖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奖金和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在梅丽尔·斯特里普【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Streep,1949—),美国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译注

  】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的所有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里根总统在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他的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他的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这首歌的原歌名是“There'sNoBusinessLikeShow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本文作者将歌名改为“TheresNoBusinessButShowBusiness”(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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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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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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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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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德温·奥康纳关于波士顿党派政治的小说《最后的喝彩》中,弗兰克·斯凯芬顿希望通过政治机器的现实教导他年幼的侄子。他说,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1966年,罗纳德·里根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他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特鲁,《大选记:1980年总统竞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1,第263页。】

  虽然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娱乐业的一个分支,但它内在的一些本质还是让斯凯芬顿对政治的理解比里根的比喻更令人欣慰。不论在哪种体育比赛中,选手和观众对优秀的标准是有共识的,运动员的声誉随着距离这个标准的远近而起伏。运动员优秀与否是无法轻易伪装的,这意味着大卫·加思以.218的击球率很难提升他作为外场手的形象,这也意味着用“谁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作为一个民意测验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民众的意见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玛蒂娜·纳夫拉蒂洛娃的发球才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也许还注意到,比赛现场的观众通常都熟知比赛的规则以及每个动作的意义。在满垒的情况下三击不中而出局的击球手,不可能让观众相信他为他的球队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即使像霍华德·科塞尔那样夸夸其谈、滥用词语的人,也不会混淆击球中和不中、得分和失分、发球得分和发球失误之间的区别。如果政治真的像体育比赛,那么它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一目了然、公正诚实、超越平凡。

  如果罗纳德·里根的比喻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又会具备哪些优点呢?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ma事了。这另一ma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在乔·麦克吉尼斯关于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著作《出卖总统》中,他对政治和广告作了很多评论。但他还没有穷尽政治和广告的关系,虽然出卖总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卑劣行为,但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为了理解其中的原由,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产品是好的。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他们认为,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并且敦促赢家不断进步。在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应该介入使交易无效,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美国甚至有一项法律要求卖方如实介绍他们的产品,因为如果买方不能得到有关产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损害。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要求,不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更精确地说,是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那么实践检验、逻辑分析或任何其他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表演疗法:一种通过演剧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实施时由患者担任有关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医生的帮助下作即兴表演,以收到调养心理的疗效。——译注】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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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一切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一个意外,就像政治的转变让可敬的乔治·奥威尔感到吃惊一样。确实,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奥威尔发明“新话”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商业广告的措辞”。但当奥威尔在他著名的散文《英语语言的政治》中说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的形式时,他想要说的是,虽然政治是腐败的,但它仍将继续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模式存在着。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多。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了担忧。前任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就提出要禁止政治“广告”。甚至电视评论员也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比尔·莫耶斯在纪录片《30秒钟的总统》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对于电视广告的认识来自我几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在纽约参与了拉姆塞·克拉克对雅各布·贾威茨的参议员竞选。克拉克十分迷信传统的政治话语模式,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意见书,对从种族关系到核武力到中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明确的观点。他的意见书里充满了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资料,具有非常开阔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他也许还应该画一些漫画。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雅各布·贾威茨确实利用了漫画。我们不知道贾威茨是否也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竞选利用了一系列的30秒钟电视广告,在这些广告里,他运用了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经验丰富、正直虔诚的人。据我所知,贾威茨和拉姆塞·克拉克一样相信理性的重要,但他更加相信参议员位置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明白,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的,他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赢得了席位。在美国,任何慎重的竞选者都应该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老生常谈了。我想回到“形象政治”的含义这个话题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电视广告塑造政治话语的第二种方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繁琐,15秒到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说电视广告的主题是产品就像说乔纳的故事主题是解剖鲸鱼一样,完全不相干。说得深入一点,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

  名人和出名是完全不同的。哈里·杜鲁门广为人知,但他不是名人。不管人们何时看见他或听见他,他都在大谈政治。我们很难想像杜鲁门或他的夫人会作为嘉宾出现在《戈德堡一家》或《我记忆中的妈妈》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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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难说政治家们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的。20世纪50年代,埃弗里特·德克森参议员作为嘉宾出现在《我的台词是什么?》中。竞选总统时,约翰·肯尼迪特别开恩,让埃德·默罗的《面对面》摄制组到他的私宅拍摄。理查德·尼克松在《大家笑》中出现了几秒钟,这个1小时长的喜剧节目完全以电视广告为蓝本。到了70年代,大众开始接受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到80年代,政治人物大规模涌向电视。副总统候选人威廉·米勒为美国运通信用卡做了一个广告;“水门事件”听证会的明星萨姆·欧文也成为广告代言人;前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参加了《豪门恩怨》的谈话节目;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杜卡基斯出席过《你在何方》;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出席过《喝彩》;拉尔夫·纳德、乔治·麦戈文和爱德华·科克市长主持过《星期六晚上直播》,科克还在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电视版电影中扮演过一个角色;里根的夫人也曾出现在这类电视节目中。如果加利·哈特参议员出现在《西尔街蓝调》里,会有人感到吃惊吗?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政治家成为名人已经使政党不再重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政治家的仕途此起彼伏之间的联系。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过去,那时的选民对竞选者几乎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性格和私人生活也没有概念。在我年轻时的一个11月,我对是否选举一个民主党人的市长候选人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他既愚蠢又腐败。“这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对我说,“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是既愚蠢又腐败的,但是你想让共和党赢吗?”他的意思是,一个明智的选民应该选择能够代表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视角的党派,选举“最佳人选”在他看来纯属幼稚之谈。他从不怀疑共和党里有相当出色的人物,但他知道他们不会为他这个阶级讲话。他非常欣赏纽约坦曼尼协会【坦曼尼协会(TammanyHall):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译注】鼎盛时期的领导人蒂姆·沙利文的态度。据特伦斯·莫兰在他的散文《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中写道,有一次沙利文所在选区有6382张票投给了民主党,有两票投给了共和党,对这个结果他很不高兴。在评价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时,他说:“凯利来找我,说他妻子的表兄支持共和党派,为了家庭和睦,我同意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但是我想知道,还有一票是谁投的?”【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2页。】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沙利文这些话里表现出来的智慧。也许确实有人会不顾党派差异把票投给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虽然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我想说的是,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为了理解形象政治怎样在电视上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广告作为切入点,本章题目的前一部分就是取自这个广告。我指的是史蒂夫·霍恩导演的贝尔电话的广告,这个广告鼓励我们“伸出你的手去安抚某个人”。这个“某个人”通常是指一个住在丹佛或洛杉矶或亚特兰大的亲戚,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但每年我们都能在感恩节见到他。而在过去,这个“某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美国文化强烈反对“家庭”这个概念,但还是常有人警告,如果我们放弃了家庭,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就会丧失了。让我们来看一看霍恩先生的广告,这个30秒的广告重新给亲密关系进行了定义,电话线代替了老式的聚会。这个广告甚至为被汽车、飞机和其他扼杀家庭的工具弄得四分五裂的家庭提出了一种关于家庭凝聚力的新观念。在分析了这个广告后,杰·罗森说了以下这番话:“霍恩先生并不想表达什么东西,他没有信息需要传递。他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了解贝尔电话,而是要让大家从美国生活四处可见的破裂关系中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霍恩没有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你也没有表达你自己的想法,霍恩表达的是你的想法。”【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夏季刊,1984,第162页。】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看着电视屏幕,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邪恶的皇后一样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上最美的人?”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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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一方面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蒂姆·沙利文和我的父亲把票投给了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赞助,优惠政策,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的伤害,支持他们的工会或社团,勤奋工作的家庭感恩节能享受火(又鸟)的美味。按照这样的标准,黑人是美国唯一心智健全的选民,其他的大多数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但这些利益都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就会记得,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很长时间也是郁郁寡欢的。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镜子里出现如此阴郁而缺少乐趣的形象。我想说的是,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书。——译注】说过:“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书还是严肃公众话语的主要媒介。一本书就是历史,它的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间里——从它的写作过程到它线形的陈述,再到通篇运用自如的过去时态。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但是,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卡莱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好的预见性: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如果上述这些观点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奥威尔的预测又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真理部:【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年》中的一个政府部门。——译注】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他的这个预言同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只要书籍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下令销毁孔子的《论语》。而奥维德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爱的艺术》。即使是在崇尚优秀文化的雅典,人们在阅读某些书籍时也难免胆战心惊。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译注】回顾了很多古希腊书籍遭禁的例子,其中包括普罗泰哥拉【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相对主义的主要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被控以不信神之罪,著作被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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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为在一次演讲的开头坦言他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神而受到著作被焚的惩罚。弥尔顿很细心地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案例中,只有两种书“会引起执法官的注意”:一种是亵渎神灵的书,另一种是诽谤他人的书。弥尔顿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谷登堡【谷登堡(JohnnesGutenburg,约14世纪90年代—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译注】两百年之后写这本书时,清楚地知道,他那个时代的执法官,如果可能,会查禁一切题材的书籍。换句话说,弥尔顿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业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实上,在印刷时代成熟之前,信息和思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果说一个字写下来会产生某种危险性,那么印刷出来的字就会有百倍的危险。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印刷术会带来危险,例如亨利八世,他的星室法庭【星室法庭:英国法庭,以专断暴虐著称,1641年废除。——译注】就被授权查禁书籍。伊丽莎白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和很多其他谷登堡之后的君主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中包括教皇保罗四世,他在位期间,制订了第一个教廷禁书目录。大卫·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zhuanzhi。《权力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zhuanzhi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公司国家(corroratestate):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CharlesA.Reich)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注】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我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是在这里),我也不想对公司国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忧虑,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学院的院长乔治·格布纳写下列这段话一样:

  电视是私营文化部(三大广播公司)经营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们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们靠的是隐蔽的税收。电视机开着你就要付钱,不管你是在看书,还是在看电视,也不管你想不想看……【①引自1982年4月26日纽约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媒体生态学会议上的讲话。要了解格布纳院长的全部观点,参见《电视:新的国家宗教》,第145—150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zhuanzhi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zhuanzhi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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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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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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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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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zhuanzhi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几个建议结束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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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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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卢德分子(Luddite):1811年至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该运动据说由工人卢德(NedLudd)发动。——译注】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我相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一旦电视这种快乐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绝不会同意让它离开片刻。当然,还是有些美国人作过尝试,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期间,《纽约时报》(1984年9月27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图书馆倡导“关掉电视”的文章。这次活动发生在去年,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里不看电视。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文章引用了埃伦·巴布科克夫人的话,她的一家参加了这个活动。她说:“去年电视对这个活动进行过很多精彩的报道,我很想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是否会产生和去年一样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巴布科克夫人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很难想像巴布科克夫人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一个月不看电视到底有什么意义?充其量这是一种苦行。当这个地方的人们结束这种苦行回到他们日常的消遣时,他们会感到多么舒畅啊!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就像我们为那些限制电视中某些内容——例如,过多的暴力、儿童节目中播放的商业广告——的努力鼓掌一样。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我会很乐意在联邦通讯委员会面前证明这个建议的众多好处。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愿意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在播放所有政治广告之前应该先播一条小小的声明,即,根据常识,观看政治广告有碍思想健康。

  我对是否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不持乐观态度,我也不相信那些旨在提高电视节目质量的提议能有什么成效。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喝彩》之类的节目不会威胁大众思想健康,但《新闻60分》、《目击新闻》和《芝麻街》之类无疑是一种威胁。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补充一句,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虽然我相信人们对于电脑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很明显,美国人对于电脑的态度也是盲目的,别人告诉他们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一句异议。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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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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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我想,这样的展示应该模仿《星期六夜生活》这样的形式,其结果是让全国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那些节目中的模仿者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里,最后再回到电视上效力于商业广告。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500年的误差,你也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班格》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译注】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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