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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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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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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6年。
贝尔在该书中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脱节与断裂的问题。他的基本论点是: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了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 [1] 
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前言、导论、现代性的双重羁绊和政治的困境。
在该书的前言中,贝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学术思想结构和本书的核心论点。贝尔认为自己在经济倾向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倾向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倾向上是保守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倾向体现在贝尔坚持给每个公民以满足其基本需求和社会最低限度的配给,反对富人以其财产获取其它领域的特权;政治上贝尔坚信康德的自由主义信念,认为个人是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私生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文化上作者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推崇权威原则和合理鉴定。
该书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其社会结构内部已不再是一个功能完全耦合的统一整体,它已经分解成为彼此矛盾冲突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大领域相互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不时产生冲突和摩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越发尖锐并难以解决。 [2] 
1978年再版 前言







初版序
初版说明
Ⅰ 文化的意义
进入现代主义
Ⅱ 从新教伦理到幻觉集市
历史的转折点
第二章 文化话语的断裂
感性革命
文化的分离
距离的丧失
第三章 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
“艺术”的消解
天才的民主化
自我的丧失
酒神帮
取代理性
结语
第四章 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
从神圣到世俗
最初起因和终极事物
导语 从文化到政治
第五章 动荡的美国:国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

动荡的根源
结构革命
近期和长远未来

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

财政社会学的出现
不断争取权利的革命
增长的困境: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

公共哲学
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肯定 [3] 
“二战”至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社会,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旋风,或者应该说是飓风:野兽派、立体画派、达达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波希米亚人在画布上任意泼洒颜料,却被当作举世杰作;诗人将毫不相干的词句拼凑成诗;作家笔端流露出梦的呓语;戏剧表演者在舞台上的表演让观众不知所云等,而这些却成为众人竞相效仿的时尚。美国人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成了垮掉的一代,道德普遍沦丧,所有的人都在享乐,“这是一个玩闹的时代”,许多思想家都预言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落,例如斯宾格勒《西方文明的没落》等。正是怀着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深深忧虑,丹尼尔·贝尔考察了产生这种种怪异现象的原因,并积极去寻求拯救、振兴资本主义的办法。《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1976年,是作者为了探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创作的作品。 [4] 
该书与贝尔的前一本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互为补充。该书的各个章节曾在不同的时期独立发表过,贝尔把它们重新修改成一个前后连贯一致的理论体系,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危机。 [2] 
资本主义出路
《资本主义义化矛盾》一书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的问题。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大领域的根本对立,个个领域相互独立,以不同的原则规律运转,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这种冲突愈发明显。
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已经发育成一个等级严密、分工精细的体系,它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轴心原则,身处其中的人被安排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分工角色,自身的个性被压平,成为域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在政治领域,民权运动的发展让权力国家推出多种平权法案,设立各种机构来管理教育平等、福利平等等事务,政府职能大大扩充,促进了“平等”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官僚体制臃肿,无法满足所有公众的平等要求;最为严重的是文化领域,因为艺术和思想倡导“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与经济、政治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正好相反。
贝尔在该书中为资本主义提出了出路:个人将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分子,既有充分参政的权利,又不唯我至上,具有比较发达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他将从社会得到不断增加的基本配给,保障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并可以靠个人努力逐步上升。在文化方上,他要尊重传统,反对无节制享乐纵欲,愿意为公众做出牺牲,与社会患难共济。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种论述体现了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5] 
提出学说
该书提出当代西方社会的三大领域对立学说:(1)在经济领域,其活动遵照“效益原则”运转。“效益原则”与最大限度获取利润的目标使经济体系日趋非人化,人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2)在政治领域,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迫使政府集中权力,扩大职能范围,以控制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平等”观念,但政府无法满足众多而过分的平等要求,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3)在文化领域,存在着“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精神和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局面的冲突。现代主义即是这场冲突的文化结晶。指出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初期产生过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在现代只剩下了经济冲动力。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后,资本主义难以为人们提供工作和生活的终极意义。作为宗教冲动力填补物的现代主义文艺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和引导。后工业化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向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他提出了融合原始公社、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义文化崇拜意义上的公众家庭理论,以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出路。 [6] 
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提出并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一重要命题,在学界引起不小轰动。 [7]  该书已经成为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书。 [8] 
丹尼尔·贝尔(1919—),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他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和哈佛大学(1969—)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刊物《公众利益》。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与编撰文集有: 《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1)、 《意识形态的终结》 (1960)、 《极端右翼》(1964)、《今日资本主义》(1971)、《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蜿蜒之路》(198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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