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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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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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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引 子

  公元1616年4月23日,欧洲文坛上两颗璀灿夺目的文学巨星——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同日陨落!这一神秘的巧合给后人们留下无限的哀思与遐想。尽管在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什么,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变迁,人们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一壮丽的时刻昭示着文艺复兴的辉煌嘎然而止!

  恩格斯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坛上这样的“双子星座”。

  德国大诗人海涅评论说:“这两位诗人不仅是当时开的花,而且替后世伏了根。大家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和现在的法国起了影响,就推他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

  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明确指出:“终于在16世纪,完成了艺术方面最后的改革:塞万提斯用无与伦比的《堂·吉 诃德》击败了诗歌的虚伪理想倾向,莎士比亚则使诗歌和现实生活永远调合、结合了起来。”

  历史的肯定对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来说是晚了一些!

  一生贫困坎坷的塞万提斯逝世后,西班牙当局连一块墓碑也没给他立,而他的《堂吉诃德》在当时不过是一部“最逗笑的”“闲书”而已。《堂吉诃德》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小孩子翻着读,小伙子细细读,成人熟读,老头子点头簸脑地读;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翻来覆去、读得烂熟,每看见一匹瘦马,就是 ‘驽■难得来了!’……每个贵人家的待客室里都有这么一部

  《堂吉诃德》;一人刚放下,另一人就拿走了;有人快手抢读,有人央求借阅……”(《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章)。另据记载:一天,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派人一问,果然那学生正在读《堂吉诃德》。十七世纪的人们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是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他们喜欢堂吉诃德,也因为他是个癫狂的疯老头。许多知名人物都讥讽《堂吉诃德》,如当时的著名戏剧家洛贝·德·维加等。文艺批评家瓦尔伽斯的评价颇有代表性,他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这句“不学无术”的评语在西班牙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十八世纪英国大诗人拜伦甚至责备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他在其长诗《唐璜》中感叹:

  塞万提斯把西班牙的骑士制度笑掉了;

  只是一声大笑就把它祖国的

  有力助手砍去;——从那一天起

  西班牙不出什么英雄……

  他似乎认为,《堂吉诃德》所得到的“荣耀”是以“他祖国的沦亡”的高价买来的。

  这一尖刻的指责,恐怕是“忠君爱国”的塞万提斯最难以接受的!

  近四百年来,《堂吉诃德》正如作者预言的那样“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会有译本。”据统计, 《堂吉诃德》已被译成一百种以上的外国语言,至于出版过多少版则难以计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到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的铿锵之声!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杰作。它所塑造的堂吉诃德艺术形象,与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列为世界文学中的杰出典型。然而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及其艺术典型,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别的不同、美学标准的差异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深刻、完整地理解《堂吉诃德》及其价值是十分困难的。笔者力图以历史、作家与作品的内在联系为分析线索,综合能搜集到的现代研究成果,揭开《堂吉诃德》的荒诞面纱,剖析其深邃的理性底蕴,为青少年朋友们了解塞万提斯及其作品奉献绵薄之力。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介绍与研究塞万提斯及其作品的论著,它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作家塞万提斯贫困而坎坷的人生轨迹,并以历史、作家和作品的内在联系为线索,揭开了其代表作 《堂吉诃德》的荒诞面纱,探索了其深邃的理性底蕴,对于读者了解塞万提斯及其思想与文学成就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荒诞的理性“黑铁时代”与“黄金时代”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生活在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积累了生产经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到16世纪时,各个工业部门的技术都有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生产方式的革命。比如,火药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到14世纪中叶欧洲人就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毛瑟枪,16世纪出现了装有燧石扳机的较轻便的毛瑟枪。这一军事技术革命的意义在于:火枪的使用使中古时期穿甲胄的骑士失去了原有价值,城堡也不再是封建割据势力的可靠保障了。封建军事制度的崩溃无疑大大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强大基础。再如,指南针自13世纪起传入欧洲,使欧洲航海术迅速进步。同时,地理知识的更新、造船术的提高、海外冒险的巨额利润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引起了西欧各国对海外航路的探寻。西方史学家把十五、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称为“地理发现”。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接着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怀着黄金梦的西班牙冒险家麦哲伦环球航行取得了成功。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交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共产党宣言》,第24页)总之,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新兴的资本主义与衰落的封建主义在欧洲大地上展开了彼消此长的激烈斗争,这时的欧洲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一场文化革新的曙光已先期而至,并于 16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欧洲中古初期的文化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无不具有宗教性质。教会垄断学校教育。学校中虽设有七艺,但内容完全为神学服务。理性被视为邪恶之媒,唯有信仰才能导致灵启,获得真知。教会还大力宣扬禁欲主义。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 (354——430年)所著《上帝之城》就宣传人世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要解脱人世的枷锁,必须禁欲修行。禁欲主义的思想是教会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反对教会的统治即封建文化的斗争,要求以新的世界观推翻神学、经院哲学以及僧侣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支配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必要条件。从14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关系萌牙最早的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当时天主教教会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新兴资产阶级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许多可以鼓舞自己而与封建神学抗衡的积极因素,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了学习古代的思潮。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学者流入西欧,与此同时古罗马废墟上发掘出许多古代文物,在欧洲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世界,再加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识,人们头脑中的教会神学观念便迅速瓦解。所谓文艺复兴,是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历史意义是为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制造舆论,而绝非复兴古典文化。古典学术和艺术的“复兴”,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借以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利条件,它绝不代表文艺复兴运动的本质。

  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人文主义者反对中古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即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城市市民长期以来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政治、经济和个人自由的斗争,至此形成系统的理论。人文主义思想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它继承湮没已久的古典文明遗产,打破了禁锢人心的教会权威和封建愚昧,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也正体现于此。

  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杰出诗人但丁·阿利格里(1265—1321年)。恩格斯说道:“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代表性著作 《神曲》,由《地狱》、《炼狱》、《天堂》三篇组成。在这部著名的诗篇里,他使用隐喻象征的笔法来描写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虽然也重复了中古关于禁欲和来世的观念,同时还流露出没落骑士贵族的幻想,但是诗中这些旧观点已经无疑被新的思想所压倒。但丁选择古典时代的诗人维吉尔作为梦游地狱和炼狱的向导,又选择理想中的恋人碧雅特丽奇为游历天堂的引路人,这两人都是俗界人物,所代表的是尘世而非教会。但丁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在《神曲》中把历史或当时的人物各个安排在地狱、炼狱或天堂里。古典时代的诗人并不是按照教会的标准,放在地狱中受苦;而主教和僧侣却被打入地狱,受着永久的折磨。但丁特地为当时尚未死去的教皇卜尼法斯在第八层地狱的火窟里预留了一个位置。这种大胆谴责教皇和僧侣的勇气,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歌颂了自由的理性,个人的情感,求知的精神,并在诗中穿插了许多故事,使幻想和真实形成了奇妙的结合。

  继但丁之后另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薄伽丘(1313—1375年),其著名作品是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它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各地商人的奇谈,有中古的神话和传说,也有从东方传来的故事以及作者所亲自观察到的奇异的社会现象。作者通过情节离奇的故事,对教士、贵族和男女修士的愚昧无知与荒淫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宣扬个人的智慧和勇敢及“人类平等”的思想。他的全部作品都充满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地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里传播开来。15世纪时,除佛罗伦萨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文艺复兴中心,如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15世纪后期,人文主义传播到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和英国。到16世纪在英国和西班牙等国达到了高潮,产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文主义文学巨匠。我们从上述所例举的早期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作品情况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产生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可以说,早期的艺术家刚刚开始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能够对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人的现实生活与环境等加以体察,并且反映于自己的作品中。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其作品描写的大多是宗教或古代神话中的题材,还不是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前人,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是荒诞的。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西班牙历史的发展状况。

  西欧政治经济的变革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猛烈地冲击着西班牙王国,到15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也获得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西班牙历史形成的特殊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在西班牙的成长远不如它在英国、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那样顺利,因而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西班牙就表现得更为痛苦与悲哀。

  摩尔人的长期占领和西班牙人民收复失地斗争的阶段性,使得西班牙各地区形成了许多“独立的王国”,这些王国都有它们各自特殊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马克思在论述西班牙革命时说:“西班牙地方性的生活、各省和城市公社的独立性、社会的复杂情况,起初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造成的,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则是依各省摆脱摩尔人统治所采用的各自不同的方式。”这一状况对西班牙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农民和新兴的城市居民为了保卫他们已有的权利,常常与当时体现国家统一的王权发生冲突,甚至和封建贵族结成联盟与王权对抗。结果是,王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得不对城市和封建贵族两种势力同时进行削弱,从而导致了极端专制的君主统治,形成了西班牙历史上极为残暴的“黑铁时代”。

  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和摩尔人 (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融合后形成的种族)侵入西班牙,不过几年时间就占领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大部分。从此,西班牙人开始了收复故土、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即“列康吉斯达”(意为“再征服”)运动。这一运动从8世纪即开始,一直延续了七个多世纪,到15世纪末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时最后结束,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11至13世纪。列康吉斯达运动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国家的斗争,但实质上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含有西班牙反抗外族统治的正义性。在阿拉伯人侵占西班牙的大部分领土之后,退处北方山地的封建势力逐渐建立了几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它们的利益与阿拉伯人的外族统治有很大的矛盾,因此不断推动收复故土的斗争,从8至9世纪时即不断扩张,至10世纪初南进到雷翁城,并以此地为中心,形成雷翁王国。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西班牙人继续南进,构筑堡垒,步步为营。当到达杜罗河流域时,收复的土地上已经堡垒林立。因此新的国家称为卡斯提,取“卡斯提拉(堡垒)”之意。1230年,雷翁和卡斯提合并为卡斯提王国。它是西班牙人反阿拉伯斗争的主要中心。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冈诸国,也不断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土地,并于1137年合并为阿拉冈王国,成为反阿拉伯人斗争的另一中心。在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南方的阿拉伯国家一直具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而北方基督教诸国则比较落后。但在政治形势上,北方优于南方,南方不仅有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而且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被征服的基督教居民在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受到的沉重压迫,迫使他们不断反抗,并大批逃往北方。这就消弱了阿拉伯——摩尔人的统治,壮大了北方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北方诸国之间虽也处于分裂状态,但在反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却能够联合行动。它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因农民可以在收复失地的运动中获得土地和某些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其境内的城市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也参加了反阿拉伯的斗争。

  卡斯提的城市出现虽较早,但多半由边境上的设防据点发展而成,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工商业不很发达。阿拉冈的城市多在地中海沿岸,工商业较早地发展起来。在列康吉斯达运动中收复的城市,经济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手。到14至15世纪时,西班牙城市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沿海城市,很早就与东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有贸易往来。在新航路发现之前,巴塞罗那就发展为西南欧一流的沿海通商城市。由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欧洲的内陆商路部分地转移到大西洋上。南欧和北欧贸易的海上联系必须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促进了西班牙城市的兴盛。西班牙生产的羊毛,畅销于佛罗伦萨,是对外贸易中重要商品之一。

  1469年,阿拉冈王子斐迪南和卡斯提王位继承人伊莎贝耳联姻,此后他们分别成为该国的国王和女王,于是1479年两国正式合并,西班牙统一王国至此形成。但是部分大封建诸侯不肯放弃割据势力,反对统一。伊莎贝耳和斐迪南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与大封建主进行斗争。城市势力在斗争中起了首要作用,卡斯提城市于1480年结成同盟,阿拉冈城市于1488年参加。城市同盟组织民军,帮助国王摧毁大封建主的城堡,没收他们侵吞的土地,剥夺他们享有的特权等等,使西班牙建立起强大的王权。统一的西班牙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国王拥有四万人的常备军,于 1492年收复了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城,从此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以西班牙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然而王权的建立并没有给城市势力带来多少好处,斐迪南为巩固其统治开始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城市自治权被削弱,国会越来越少召集会议。国王以宗教裁判所为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对一切反抗国王和教会的人都加以异端的罪名。宗教裁判所罗织人罪,籍没财产,滥施酷刑。从1483年起,十五年内被处火刑的约有九千人,判处其他刑罚的达九万人,充分暴露了专制统治的野蛮残暴。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外孙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查理从母系方面继承西班牙及其领地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美洲的殖民地;从父系方面继承奥地利和所谓“勃日第遗产”,包括尼德兰、卢森堡和佛朗士——康泰。1519年,查理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他在意大利战争中打败法国,夺取米兰和其他地区。在十六世纪的20至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又侵占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地。1535年,北非的突尼斯、欧兰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被西班牙占领。这样,西班牙成为一个地跨三洲的殖民大帝国。但国内的横征暴敛和对外的穷奢赎武,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1520年爆发了卡斯提城市起义,然而不久就被国王依靠大贵族的势力而残暴镇压了。起义失败后,城市的自由被取消,等级议会制日趋衰落,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始终保持了它强大的势力,使得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因素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正如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分析西班牙君主专制和其他西欧国家不同之点时所说的:“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了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查理五世于1556年退位。他的弟弟斐迪南继任神圣罗马皇帝,西班牙王位由他的儿子腓力普二世(1556—1598年)继承,领土包括西班牙本土、尼德兰、意大利境内属地和美洲殖民地。这一时期是塞万提斯生活的主要时期,其社会现实对塞万提斯的人生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腓力普二世更加狂妄专暴,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压制反对者,大肆没收富裕商人和工业企业家的财产。从 1565年起,又制订了一系列迫害摩里斯哥人(西班牙统一后被迫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的法令。如:摩里斯哥人不准携带武器和穿着民族服装,也不准说阿拉伯语和做伊斯兰教礼拜,违者处以火刑。遭受迫害的摩里斯哥人于1568——1570年举行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整个安达鲁西亚变成了一片废墟。1585年,阿拉冈也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者杀死封建领主,拒绝履行封建义务,但不久也被镇压。

  好大喜功的腓力普二世对外实行疯狂的扩张政策,不断进行战争。 1571年,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在勒邦多海战中,击溃土耳其舰队。1580年,西班牙攻陷里斯本,次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但在对英、法和尼德兰的战争中,西班牙却连遭失败。1588年,腓力普二世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海上霸权落入英国之手。1589年,他又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于 1598年被逐出法国。对尼德兰的战争,自1567年即已开始,战争绵延几十年,但终不能镇压尼德兰的革命。尼德兰北部七省的独立,使西班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遭到严重打击。无休止的战争耗尽国力,国家财政陷入紊乱。1573年到1598年间,国债由三千七百万杜卡特增加到一亿杜卡特。腓力普二世虽然一再增加赋税,但在1575年和1596年,仍两度无力偿付国债。至此,西班牙不断衰落,经济发展日益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工商业的凋敝,使人民生活穷困万状,不少人逃到海外谋生,有的为了逃避赋税而进入修道院。这一时期,西班牙的人口减少达到惊人的程度,许多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一半,有的减少四分之三,有些小镇和村庄甚至消失。到17世纪中,西班牙的修道院竟多至九千所,神甫、修女、修士达到一百二十万人。贫民和乞丐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1598年,腓力普三世继位,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革兴之意,并于1609—1610年实现其父遗志,将数十万摩里斯哥人 (大部分是勤劳优秀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驱逐出境,这就使西班牙本来已经衰落的工农业更加一蹶不振。整个国家此时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情绪之中。正如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多次谴责的那样,这是一个“黑铁时代”。

  从上述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当其他西欧国家已经逐渐形成强盛的现代国家之时,西班牙仍旧没能完全摆脱中世纪状态,新兴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势力没能在西班牙充分发展起来。然而此时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飓风已经荡涤着欧洲大地,这就激发了西班牙人民彻底推翻中世纪大山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正是“黑铁”与“黄金”的激烈撞击,促使熟悉人民群众悲苦生活的杰出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孕育了他伟大的怪胎——《堂吉诃德》。这一历史背景是我们深入理解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价值的重要关键。

  堂吉诃德式的塞万提斯人生

  由于塞万提斯没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加上他生前和逝后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重视,因此他的生平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导致后世的研究者对他的人生历程争吵不休。直到十九世纪,经学者们千方百计的努力,查阅许多国家的档案,甚至搜寻他当征粮员和收税员时的收支帐目,以及他当俘虏时的一些记载和史料,才找到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使我们能对这位作家的人生轨迹做一番大概的描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不禁要感慨:生活中的塞万提斯正象他作品中所塑造的堂吉诃德一样,是一位热情、勇敢、正直而又带那么点“疯傻”和“不识时务”,为信念孜孜以求而又终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如此评价塞万提斯或许有点片面,但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应当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塞万提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忧患的一生,贫困的一生。

  家世与少年时代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年生于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卡拉·台·厄纳勒斯镇(现属马德里省)。确切的生日现在已不得而知,有人推测可能是9月29日(圣米盖尔日)。从阿尔卡拉的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受洗登记册上,我们确知他是1547年10月9日施洗礼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出生和受洗不会相隔这么久,因此关于他生日的推测并没有很确实的根据。

  塞万提斯的祖父叫胡安·台·塞万提斯,据说做过律师。他的父亲叫罗德里戈,是一位乡下游医的外科 “郎中”。塞万提斯的祖上属“伊达尔戈(Hidalgo)”阶层,即绅士地主阶层,没有爵位,还算不上贵族,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他们世代信奉基督教,是纯粹西班牙血统,不混杂摩尔人或犹太人的血。据近代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们考证,塞万提斯家族是一个古老的世族,原籍在西班牙西部的加利西亚省。远祖是十一世纪时托勒多城(属当时的卡斯提王国)的市长,名叫努尼奥·阿方索。他的儿子继承了一片养鹿的庄园,遂把“塞瓦托斯”(西班牙语,意为“养鹿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姓氏。他的后代又将“塞瓦托斯”改为更悦耳的“塞万提斯”。塞万提斯家族有人当过塞维利亚的市参议员,还有人任过骑士团的军职。到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才迁到拉曼却地方来居住。到他父亲罗德里戈这一代,家族显然是衰落了,不过他父亲还有个叫胡安的叔叔在奥苏纳城当地方长官,据说他们家还有个远房亲戚萨莱尔诺担任大主教。但是,没有资料表明这些亲戚和他们家有密切的往来。

  塞万提斯兄弟姊妹一共七个,他是老四。为了养家糊口,罗德里戈无法自己的诊所固定下来,他经常在外奔波,并且不得不带着全家来往于当时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市之间。1551年到1554年之间,他们全家住在当时国王宫廷所在的瓦雅多利德市;1561年住在马德里;1563年,罗德里戈又把全家搬到新兴的工业城市塞维利亚,据说1564年罗德里戈因为债务关系而在此被控告;1566年,塞万提斯一家又迁回西班牙的新首都马德里。此时,塞万提斯刚满19岁。从以上这些不完全的事实,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塞万提斯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跟着父亲和全家东奔西颠的。

  塞万提斯的家庭属于没落的绅士阶层,在生活上无异于贫民阶级,但是他们毕竟还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尤其是在社会地位上他们还是力图维护一定的体面,努力使自己的孩子接受一点教育。米盖尔聪明灵俐,从小就很喜欢读书,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可以想像得出,老罗德里戈尽管贫困可能还是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勉强凑了点钱,把米盖尔送去上学。至于塞万提斯究竟在哪里上学,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使用纯正的卡斯提拉语的一些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里度过的,并深受其文化熏陶,这对于他后来成为杰出的卡斯提拉语言大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他对戏剧的偏爱,就是因为全家居住在塞维利亚时,他常常观看西班牙戏剧奠基人之一洛贝·台·鲁埃达的以人民现实生活为素材的短剧。可以确知的是,1568年他在马德里进过文法学校 (即中学),在当时有各的拉丁文学者胡安·洛贝斯·台·奥纳斯的指导下学习过。奥约斯还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的弟子。奥约斯也很喜欢米盖尔这个勤奋聪明的学生,有一次学生们为哀悼西班牙王后的逝世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其中米盖尔写的几首得到了奥约斯的特别夸奖。总的来说,塞万提斯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而且在他上学期间还常常因为贫困而辍学。但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 (据他自己说连街上抛着的带字的烂纸也要捡起来读),他读了许多拉丁经典著作以及其他无数的名著。

  勇敢的士兵

  1569年十二月,塞万提斯来到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他出国的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但我们确知他在意大利期间曾做过红衣主教胡利奥·阿括维瓦的扈从;有人说他是这位红衣教裘的西班牙文教师,也有人说他只是一名仆人而已。不管怎样,他在罗马期间曾跟随阿括维瓦到过许多著名的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威尼斯、帕尔马等,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这时的意大利仍然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文学、艺术、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欣欣向荣,繁花似锦。仅绘画而言,这一时期产生了达·芬奇(1452——1519年)、拉斐尔(1483——1520年)、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提善(1477——1576年)等杰出人物。这无疑给塞万提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感受。同时在红衣主教的左右,他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人学士,并能利用他主人的丰富藏书,阅读到许多经典著作和意大利的优秀文学作品。他贪婪地吮吸着新鲜的人文主义乳汁,并写诗来赞美罗马这座辉煌的城市,他甚至想动手创作一部田园小说。总之,塞万提斯在意大利饱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熏陶。但是不久,他这种优游岁月便结束了。

  这时候,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正在地中海集结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利用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不和,准备向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大举进攻,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年青的充满爱国主义热忱的塞万提斯立即响应祖国参军卫国的号召,于1570年 6月离开了红衣大主教阿括维瓦的宫廷,参加了西班牙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在乌尔宾纳指挥的蒙卡达联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这支部队当时正驻扎在那不勒斯。是年,塞万提斯23岁。

  当时西班牙有句俗语:“教堂、海洋、伺候君王”,即年轻人求富贵、谋出路有三种途径:一是读书当教士;二是出海经商;三是进宫廷或为国王打仗 (见《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三十九章)。出身于绅士阶层的子弟入伍当一名小兵并不算辱没身分。许多名门后裔,为了挣个光辉前程,都是从行伍起家。只要表现得勇敢,就有升迁军官的希望。塞万提斯参军却不只是挣个前程,也是出于强烈的为国争光的愿望,他认为这是年青人应尽的职责。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借主人翁之口,表达了他对当兵打仗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只为五件事才该不顾生命财产,拿起武器奋战。“第一是保卫正教;第二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这是人情天理;第三是保卫自己的名誉、家庭和财产;第四是正义战争中为国王效忠。假如我们再要加第五件,那就是保卫自己的国土……”(第二部,第206页)当时西班牙在海上正受到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军事威胁,受到严格宗教教育和熏陶的塞万提斯,认为当一名基督教士兵抵抗侍奉异教帝国的侵略更是无比光荣的事。当然不可否认,此时血气方刚、正在谋求出路的塞万提斯,恐怕也把参加这次战争作为出人头地的良好机遇。

  1570年,土耳其的苏丹王派遣舰队,直逼威尼斯共和国属下的塞浦路斯岛,攻下了该岛的首都尼科西亚,大肆烧杀掠夺,把这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塞万提斯所属的部队奉命出海救援塞浦路斯,但援兵还未赶到,尼科西亚已落入敌手,陷进熊熊大火之中。尼科西亚人民的悲惨命运给塞万提斯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激励了他的战斗决心。四十多年后,塞万提斯还感慨尼科西亚的失陷,他在小说《慷慨的情人》中写下了悼念它的诗句:“哎,不幸的尼科西亚的悲惨废墟啊……

  唉,你那化为齑粉的城楼……”

  在大敌当前、基督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西班牙、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终于达成了联合协议,决定派遣一支联合舰队,由西班牙查理一世的私生子 (腓力普二世的异母兄弟)奥地利的堂胡安任统帅,与土耳其人决一死战。塞万提斯所属的联队也从那不勒斯调遣到联合舰队的集中地墨西拿。1571年9月,这支拥有二百多艘战船和两万六千名士兵的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出了港口。10月7日,联合舰队与土耳其海军相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勒邦多(Lepanton)海上战役。战役发起时,塞万提斯正发着高烧,舰长和战友们看到这种情形,自然都劝他到船舱里休养。可塞万提斯却坚定地请战,他说:“我宁愿为王上作战而死,也不愿躲在船舱里偷生。舰长先生,请您把我放到最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定在那里坚守到底,流出我最后一滴血。”他的话使舰长深受感动,也就不再坚持让他躺下,而是派他带领几个枪手在战舰“侯爵夫人号”所属的一条作战小艇上待命。敌舰逼近了,塞万提斯和他指挥的士兵投入了战斗。一时间杀声震耳,炮火连天,塞万提斯带领伙伴率先登上敌舰,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胸前中了两发子弹,又被打伤了左手,但他仍然坚持到战斗结束。勒邦多战役以联合舰队的全胜而告终,土耳其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解除了受土耳其人奴役的威胁。

  战后,塞万提斯被送进墨西拿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结果胸部的创伤痊愈了,但是左手被截去,成了残废(后世尊称他为“勒邦多的独臂人”)。塞万提斯在战斗中的英雄行为也得到了舰队统帅堂胡安的称赞,堂胡安曾到医院去看望他和其他受伤士兵。塞万提斯为勒邦多战役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没有丝毫怨言,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最光荣的事情。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前言中,他就别人嘲笑他是个残废而坚定地回击:“我的胳膊是从古到今最伟大的战役里残废的……尽管我的创伤看来不漂亮,知道底细的人至少不会轻视。阵亡远比逃命光荣,我是这样看的。所以,假定我竟有回天转运的本领,对过去的事我可以重新抉择,我宁愿伤残了身体,还是要参与那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战士脸上和胸口的伤痕好比天上的星,能指引旁人去争取不朽的声名,应得的赞誉。”勒邦多战役对西班牙来讲,无疑是一场有关民族存亡的卫国战争,因此塞万提斯所说的“为王上”而战,实质上就是为祖国而战。塞万提斯不仅用慷慨的言词,而且以英勇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崇高的爱国英雄主义精神。事实上,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要是缺乏这种热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就决计写不出象《奴曼西亚之围》和《堂吉诃德》这样不朽的作品来。

  勒邦多海战后,基督教国家的内部摩擦又起,西班牙国王又嫉妒他弟弟堂胡安在战争中赢得的声望,有意扼制他的势力,于是在兵员、给养等方面故意拖延,使联合舰队的修整和恢复工作十分缓慢。这样土耳其方面有了充分的时间休养生息,半年后又组建成一支新的舰队。1572年,土耳其舰队再次侵犯地中海,而西班牙国王腓力普却迟迟不下决心,直到九月天气渐渐变坏,他才下令让舰队出发迎敌。这时海上起了风暴,战舰无法前进,只得中途返港。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参加这次出征,它已经以割让塞浦路斯岛为条件,单独与土耳其人媾和了,至此联合舰队不复存在。

  塞万提斯残废后,本该退伍,但当时他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他的左手虽然残废,还勉强可以托住一支火枪,或许他还希望留在军队得到升迁,于是他于1572年4月离开医院,转入另一支联队继续服役,并随舰队参加了9月份的这次出征。1573年10月,他参加了堂胡安舰队攻打突尼斯的战争。突尼斯是西班牙查理五世出征时夺得的殖民地,并在此留下了一处要塞果雷塔,后来这块地方落入了土耳其人之手。堂胡安的这次出征十分顺利,未经攻打敌人就投降了。堂胡安加固了岛上的果雷塔要塞,并派驻了军队。然而1574年秋天,土耳其人不甘心放弃突尼斯,发起反攻,堂胡安派出的救援部队又遇风暴,损失惨重,只好返回。结果果雷塔被七万五千名土耳其人的军队团团围困,守军只有七千人,经过激烈战斗,守军绝大部分兵士英勇阵亡,果雷塔要塞陷落。塞万提斯后来在《堂吉诃德》中以十分悲愤和辛酸的心情诉说了这个悲壮的故事,赞美了保卫要塞士兵们英勇不屈的精神,同时也谴责了统治阶级不顾士兵死活、只管炫耀武力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1575年,塞万提斯驻防在那不勒斯,并在此遇到了和他一样服兵役的弟弟罗德里戈(他继用父名,1550年生,比塞万提斯服役还早)。他们商议请求回国,舰队统帅堂胡安准许了塞万提斯的要求,并为他写了一封请求国王把塞万提斯升迁为军官的推荐信,西西里的塞萨公爵也给他写了同样的保荐信,信中对塞万提斯在舰队的表现和英勇作战的事迹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肯定。塞万提斯把这两封信郑重地收藏在身,于1575年9月26日同弟弟罗德里戈乘“太阳号”兵船从风平浪静的那不勒斯港启程回国。这位天性乐观的青年仿佛看到了一条铺着玫瑰花瓣的人生坦途,却万没想到一场横祸即将从天而降。

  不屈的俘囚

  启航第二天,“太阳号”行驶在法国马赛附近的海面上。塞万提斯和罗德里戈站在甲板上,怀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眺望着远方的家乡,他们期待着这难得的全家团聚。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灾难的阴影已悄悄向他们逼近。正当“太阳号”驶入里昂海湾时,几艘以北非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土耳其海盗船突然包围了它。塞万提斯和罗德里戈迅速拿起武器,与全船的士兵们一起,同凶狠的海盗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是毫无希望的较量。很快,“太阳号”就成了土耳其人的战利品,塞万提斯兄弟和船上其余活着的士兵都成了俘虏。他们被掳到北非的港口城市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是土耳其海盗们在非洲海岸上的一个据点。当时全城人口不过十万人,而从事海盗勾当的就有三万多人。海盗们把抢劫来的财富带到这里进行分赃,把抓来的俘虏带来转卖为苦力。据统计,当时在阿尔及尔做苦工的基督教囚徒达三万人之众。他们有的被长期关在俘虏营中,有的则成为有钱的奴隶主的家奴。他们整日被迫在烈日下卖力气,稍有迟缓就要挨皮鞭抽打和凌辱,更惨的是那些被派到船上去划桨的囚徒,他们被铁链锁在船上,整日划船,没有行动自由,直到累死为止。阿尔及尔奴隶主虐待俘虏的手段是极为残忍的,俘虏们稍有过失就被割去鼻子、耳朵,或被吊在树上施以酷刑,甚至把人钉在尖木桩上,木桩穿透他的内脏,使他在极端痛苦和恐惧的折磨中死去。阿尔及尔对被俘的基督徒来说,无异于人间地狱。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被卖给一个残暴的希腊人德里·玛米做奴隶。玛米搜出了塞万提斯随身携带的两封大人物的推荐信,便以为他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贵族,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和一些有身份的俘虏一起关在特设的牢房内,免除了他的劳役,但要他家人出巨款才能赎身,这一囚就是五年。这位性情直率、对前程充满信心的年青基督徒,突遭恶运的打击,不免心力憔悴,万念俱灭,不久他便衰弱不堪、奄奄一息了。这一来奸诈的德里·玛米倒慌了手脚,他担心即将到手的大笔赎金会失去,不得不放松对塞万提斯的禁闭,容许他到牢房外呼吸新鲜空气,后来更加放宽限制,允许他带着锁链在阿尔及尔的集市上随意走动。这样,塞万提斯逐渐认识了这个罪恶之城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成千上万基督徒惨遭非人折磨的痛苦和悲哀。他深刻认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幸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民族和宗教的不幸。这位热爱自由、热爱祖国的青年,决心不甘忍受这种异族的奴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拯救深陷火坑的基督徒们。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囚居的五年间,一共组织了好几次逃跑行动。其中较大的就有三次。第一次他组织了十几个西班牙俘虏,包括他弟弟罗德里戈在内,准备从陆路翻越几十里山岭,到西班牙的非洲属地欧兰去。这条道路十分艰险,要翻越野兽出没的大山,穿过荒无人迹的荒漠,还可能遇到骑马的土耳其流动哨兵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但是渴望自由的他们并没有吓倒,他们找了一个熟悉道路的摩尔人做向导,便偷偷出发了。可是,事实却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密林丛生、道路崎岖的大山里,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加上担心事情败露,向导便偷偷溜走了。他们一行人万般无奈,只好原路返回。由于这是第一次逃跑,奴隶主见自己的俘虏都失而复得,暗自庆幸,同时也担心惩罚会带来更严重的暴乱,所以只对他们严厉斥责和禁闭,而没有施加更重的刑罚。

  塞万提斯兄弟被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可怜的老罗德里戈和妻子终日泪流满面,他们到处求亲告友,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凑起300个克朗来赎他两人。1577年春,两个教士受塞万提斯一家的嘱托,带着钱来到阿尔及尔赎人。但凶狠的玛米说,塞万提斯的身价远远不止300个克朗,两位教士乞求祷告了半天,玛米才同意放回罗德里戈一人。玛米的贪婪使塞万提斯十分愤慨,他悄悄与即将离别的弟弟策划组织一次更大的逃跑行动。塞万提斯认识了一个名叫胡安的西班牙俘虏,他是阿尔及尔总督哈桑的园丁。有一次塞万提斯在哈桑的海滨花园里发现一个很隐蔽的地下洞穴,能容纳好几十人。机智勇敢的塞万提斯马上就想出了一个逃跑计划。他决定先救出几十名俘虏藏在花园里,然后由罗德里戈从西班牙租一般伪装的商船,于约定好的日期悄悄驶入滨海花园附近,接应他们逃走。罗德里戈被赎回后,塞万提斯开始了紧张的营救计划。一个又一个的西班牙俘虏,在他的帮助下逃出主人的牢房,躲进哈桑花园的地下洞穴里。他们吃的食物全部由塞万提斯设法寻觅,然后由一名皈依了基督教的年轻海盗艾尔·多拉多送到花园里,交给园丁胡安。胡安再趁机将食物送给躲藏着的俘虏们,这些准备逃走的俘囚们在洞中躲藏了大约有半年之久!可以设想,塞万提斯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然而就在最后的时候,由于同谋者的背信弃义而终归失败,令人为此扼腕痛惜!

  1577年9月20日的深夜,塞万提斯与罗德里戈约好的救援船悄悄驶向滨海花园附近的海岸,他们正准备实施救援行动,不料被几个夜间出来捕鱼的摩尔人发现,摩尔人惊叫起来,并发出警报,救援船不得不抛锚重新驶向大海。俘虏们也只得重新躲进洞中,以等待新的机会。但是,那个充当联系人的艾尔·多拉多却吓得魂不附体,他为了推卸责任,次日一早便向哈桑总督告发了!哈桑简直不敢相信,几个月来那些失踪的俘虏竟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而且还差点逃走!他火冒三丈,因为一下子几乎要逃走几十名囚徒,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大大地灭了土耳其奴隶主的威风。如果俘虏们都向他们学习,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下令将逃跑者带来,并盘算着如何找出主谋并加以严惩。哈桑是位残忍暴虐的总督,他曾亲自杀害过许多奴隶,其中一次还割下一个被怀疑想逃跑的奴隶的耳朵,缝在那人的额头上,把他驱赶着游街示众。面对哈桑的淫威,塞万提斯没有丝毫的恐惧。当他和别的俘虏们一起被带到哈桑面前时,未等哈桑加以审讯,他就坚定地站出来,要求承担逃跑的一切责任,说他是这次行动的主谋和组织者,并且要求哈桑不要责惩别的俘虏。塞万提斯的行动令刽子手哈桑大为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面庞削瘦、左手残废的西班牙俘虏如此倔强和勇敢。也许是塞万提斯的无畏气概慑服了他,哈桑竟没有对塞万提斯施以酷刑,而是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园丁胡安身上。他下令将胡安倒悬在一棵大树上进行鞭笞,这位善良的西班牙俘虏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堵住喉咙,最后窒息而死。他为同伴的逃跑献出了生命。

  哈桑觉得塞万提斯是个“极其危险”的俘虏,他的智慧和勇气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不放心让塞万提斯继续留在德里·玛米手里,就用五百埃斯库多把他从玛米手里买了过来。关进一间牢房,严加看守。他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高枕无忧。他甚至对人说,“只要把这个残废的西班牙俘虏看牢,整个阿尔及尔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一连串的失败打击并没有使塞万提斯屈服。一年之后,他又投身于新的逃跑计划之中。他从来也没考虑过一人逃走的问题,这次他计划组织五、六十名俘虏一起逃走。两位在阿尔及尔经商的西班牙商人对塞万提斯的为人非常钦佩,他们 愿意提供一只船,将塞万提斯和其他逃亡者送回西班牙。塞万提斯计划在伊斯兰教斋月结束的晚上,乘阿尔及尔市民欢宴的混乱时刻混出城去,在哈拉河畔登船逃亡。然而多灾多难的塞万提斯注定要享受坎坷人生,一个参加密谋的西班牙多明我教会教士勃朗科·台·巴斯,在计划实施的前两天居然将这一消息出卖给阿尔及尔总督。西班牙商人得知计划败露,决定提前行动,设法帮塞万提斯一人逃走。塞万提斯却不肯抛下难友,独自一人逃命,并在总督的严刑审讯下,一口咬定同谋的是四个已经获得自由刚刚离开阿尔及尔的西班牙人,而没有供出商人和其他的同伴。总督对他无可奈何,只得把他又关入牢房。此后,塞万提斯成了阿尔及尔城中名闻一时的人物,博得了西班牙囚俘与商人的尊敬和爱戴。

  塞万提斯在这几次逃跑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坚强和善良同他在勒邦多海战中的爱国英雄主义气概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他所得到的只是锁链、鞭笞和背信弃义,但他毅然理想不灭、信念不灭。他以伟大的胸怀,拯救同胞;以顽强的毅力,与厄运斗争;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承受苦难。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俘囚生活》中写道:

  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

  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他一直是以勇敢的实际行动来同命运抗争,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组织逃走,而且还用诗的形式写信给西班牙国王的秘书、他过去的朋友玛特奥·瓦斯盖,请他劝说腓力普二世派遣大军征战阿尔及尔,萧清这罪恶的渊薮,解除人民的痛苦。他豪迈而又天真地说,只要国王的舰队一到,阿尔及尔的西班牙囚徒们就会举起义旗,里应外合,一举摧毁这个万恶的海盗巢穴。他在诗中对敌人万分憎恶与轻蔑,对祖国的强大力量寄予坚定的信心。他哪里能想到,这时的西班牙政权已日益腐败,贵族们只知享乐,官僚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人民的疾苦根本漠不关心。国王腓力普二世正忙于夺取葡萄牙及其属地,无暇顾及在阿尔及尔备受苦难的三万西班牙俘虏的命运,他对塞万提斯的正义呼吁丝毫不感兴趣。这封信寄出后,得到的只是“以后再说吧!”的批阅,被仍到一边去了,塞万提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在塞万提斯不断尝试逃走的同时,他的家人也在为他的赎出而日夜奔走;他们省吃俭用,变卖家产,东借西挪,到1580年终于凑齐了 600杜加,委托阿尔及尔赎买俘虏的胡安·吉尔神父赎出塞万提斯。这时哈桑总督即将卸任,马上要离开阿尔及尔,他感到塞万提斯也榨不到多少油水,而且留着也是个祸害,因此也有心卖掉,但坚持一定要出到1000个杜加,否则就将他带回到伊士坦丁堡。这时再回西班牙筹钱已经来不及了。好心的胡安·吉尔神父想方设法向当地的西班牙商人借了一笔钱,才凑足了赎金。1580年9月19日,塞万提斯终于恢复了自由,结束了阿尔及尔五年的囚徒生涯。

  然而就在塞万提斯即将回国前,那位背信弃义的奸徒多明我教会教士勃朗科·台·巴斯,却在西班牙散布谎言,说塞万提斯在被俘期间的行为有辱基督徒的身份,因此宗教法庭应当对他加以审判。这一谎言激怒了塞万提斯的朋友们,在胡安·吉尔神父的主持下,十二个居住在阿尔及尔的商人和绅士为塞万提斯写了一份证明书,他们以自己的声名和荣誉担保,塞万提斯在被俘期间的行为光明磊落,符合一个忠实基督徒的身份。证明书还详细叙述了塞万提斯几次组织被俘西班牙人逃跑的英勇事迹。这份证明书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研究塞万提斯生平的宝贵材料。

  卖文糊口的文学之路

  1580年10月24日,塞万提斯在西班牙的德尼斯登陆,踏上了祖国的土地;ll月到达瓦棱西亚,一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离别了十一年之久的马德里家。然而这时的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故,父母因劳累贫困和整日的担惊受怕而年老体衰;一切能值点钱的东西已变卖一空,家庭陷入赤贫状态。这时候的国亦将不国,连年的征战弄得民不聊生。塞万提斯的保护人,联合舰队统帅堂胡安也已经死去,勒邦多海战的光荣历史也渐渐淡漠,许多为国流血的老兵衣不裹体、流落街头。塞万提斯怀着劫后余生的激动和兴奋回到国内,本以为凭他的战功和被俘时的表现可以做个军官,但是根本没有人重视他。他百般无奈只好先回过去的联队继续当兵。是年,西班牙攻陷里斯本,次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塞万提斯的联队也驻扎在里斯本。1580—1582年,塞万提斯主要在葡萄牙服兵役,期间曾去西班牙在北非的据点欧兰做些临时性的差使。继续在军队干了两年多之后,塞万提斯看到自己没有晋升的希望,靠当兵也无法养家糊口,遂决定彻底退役。1583年他离开军队,回到了马德里。

  塞万提斯是一位性情高强的乐观主义者,尽管回到家中还是没有工作,生活来源没有着落,但他自信他的文学天赋可以挣得一个光明前程,便决心从事创作,以卖文为生。1583—1587年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伽拉苔娅》以及《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的一部分。田园牧歌体的小说《伽拉苔娅》出版于1585年,这是一部歌颂友谊与爱情的颂歌。有的考证家认为,它写的是塞万提斯自己的恋爱史,说他在1584年曾爱过一个葡萄牙女人,甚至生了个女孩。但这一说法没有确凿证据,而且从时间上看和塞万提斯的生平有些矛盾,他从1583年已经离开了葡萄牙并开始创作这部小说。

  不过塞万提斯的姻缘倒是在 1584年缔结的。这时塞万提斯已经37岁了,尚未结婚。后经他姐姐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卡塔琳娜·台·萨拉萨尔·伊·帕拉西奥的年轻姑娘,比塞万提斯小十几岁。她是托雷多一位小乡神的女儿,其父已经故世。据说这位深处闺中的“小家碧玉”十分喜欢阅读骑士小说,当她从塞万提斯姐姐处听说了塞万提斯在勒邦多海战中的英雄事迹以及他在阿尔及尔当俘虏时的传奇故事后,就十分仰慕他。在她的心目中,这位三十多岁饱经风霜的残废老兵非常符合古代骑士的形象,所以她一见到塞万提斯就坠入情网,不顾他家境贫寒,也不顾她母亲和叔父的再三反对,绝计要嫁给他。1584年12月12日,米盖尔·台·塞万提斯与卡塔琳娜结了婚。卡塔琳娜薄有资产,据说她的陪嫁包括几箱蜜蜂、一个果园和一个葡萄园、一些家用杂物和大小四、五十只鸡等等。卡塔琳娜十分向往建立一个传统式的家庭,“你挑水来我烧饭”,红红火火过日子,但是这与塞万提斯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实在相距太远。加上他的《伽拉苔娅》出版后,在文坛上为他赢得了一点名气,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在文坛上取得成就,于是坚持离开了托雷多,回到马德里继续他的文学之路。此后将近二十多年,他一直与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依靠微薄的报酬艰难度日,只是偶尔回到托雷多与妻子相聚。直到1603年左右卡塔琳娜才回到塞万提斯身边。塞万提斯逝后,他妻子出版了他生前来不及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

  塞万提斯回到马德里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他从小就热衷于观看戏剧表演。当年他们全家住在塞维利亚时,西班牙戏剧奠基人之一的洛贝·台·鲁厄达的戏剧演出就使他如醉如痴。过去的戏剧只是供宫廷贵族观赏的东西,内容比较单一,剧目都是一些宗教教义或神话传说等。鲁厄达的戏剧改革使其世俗化、大众化,他曾组织巡回剧团到城镇乡村为老百姓演出,多数剧目是用民间口语写成的情节简单的滑稽短剧,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描绘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滑稽有趣的片断。剧中人物主要是仆人、暴徒、恶棍、黑人、摩尔人或吉卜赛女人等,主角常常是幽默的傻瓜。这些剧妙趣横生,深受群众的喜爱。到塞万提斯创作戏剧时,正是西班牙戏剧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仅马德里就已经有好几个剧场,其中两个固定的露天剧场十分著名,一是建于1579年的“十字架剧场”,另一个是建于1582年的“亲王剧场”。当时的剧场十分简陋,舞台上没有幕布,贵族及其夫人闺秀多是在舞台两旁高大房屋的走廊或窗台上观看,一般群众则是在舞台前面的空地上站着观看。由于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形式,所以戏剧就是群众最喜欢的一种文艺形式。当时演出很兴盛,剧本需求量也很大,塞万提斯便从剧院老板之约,积极地从事剧本创作。

  从1584年到1586年之间,塞万提斯所创作的剧本据说有二、三十部之多,但这些剧目上演后都没有结集出版,故绝大多数都佚失了。留传下来的主要有1584年写成的悲剧《奴曼西亚》、1585年根据他的被俘经历而写成的《阿尔及尔的交易》以及《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等。塞万提斯的剧本上演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据他自己说,观众对它们还是满意的,至少在上演时“没有向台上扔烂黄瓜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对于渴望功成名就的塞万提斯来说,这远远不够。特别是当时戏剧舞台上十分“火爆”的是洛贝·台·维加的剧作,人们称他是“天才的凤凰”,甚至在形容一件精美的东西时都说是“洛贝式的”。这对迷恋戏剧又力图从事戏剧创作的塞万提斯来说,是灾难性地打击。他是一个荣誉感极强的人,面对维加的辉煌他自叹不如,他称维加是“大自然的怪物”,但在《堂吉诃德》中又多次有意无意地讥讽维加,表明他对维加既尊敬又嫉妒的复杂心态。客观地说,塞万提斯虽然喜好戏剧但并不适宜于从事戏剧创作,加上他孤傲的性情不允许他投靠某个附庸风雅的显贵,而维加既有戏剧天才又善于依附贵族的庇护,自然会使塞万提斯嫉愤难平。总之,出于各种复杂因素,塞万提斯决定暂时停上戏剧创作。他当时最迫切地现实需要还是养家糊口,小说和戏剧创作没带给他期望的文名,更没带给他优厚的报酬,贫困的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另谋出路。

  倒霉的征粮员和收税员

  1587年,塞万提斯告别家人来到了西班牙西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通往美洲殖民地最大的出海口,贸易、工商业都十发发达。冒险家、军队、商人等从此出发,前往美洲或非洲;殖民者从各殖民地掠夺来的金银财宝和货物从此输入国内。这时西班牙与英国在海外贸易方面的矛盾日趋严重,但英国的海军力量还比较薄弱,难以与强大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抗衡,于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利用一些冒险家、海盗从事抢劫和走私活动,借以扰乱西班牙的海上航路。从1562年起,霍金斯、德雷克等人即常在海上拦截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走私或贩卖奴隶,有时袭击西班牙的沿海一带,以图削弱西班牙。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对英王伊丽莎白极其仇视,多次通过使臣和间谍在英国组织颠覆活动,都未能成功。因此,他决定筹建一支强大的舰队——“无敌舰队”,出征英国,以维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1587年,西班牙的出征计划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是“粮草”不足。腓力普二世为加紧向民间征丁和搜括财物,在塞维利亚成立了庞大的征收实物税的机构,并下令招募一批征粮员和税收员。

  塞万提斯来到塞维利亚,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工作,只能做一个征粮员,他当然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差事,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就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文学创作而从事这样可憎的职业。从此,塞万提斯开始了长达15年的征粮、征税生涯。这样一个在别人手里或许能大捞油水的差事,在塞万提斯手里则使他倒足了大霉。这一时期他曾数度入狱,但是入狱时间、地点和经过等正如塞万提斯生平中其他事件一样,没有确实的记载,后来的考据人员千方百计地查证,得出了一些重要线索,但说法却不尽一致。综合各家的看法,塞万提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实大致如下。

  1587年,塞万提斯曾到安达路西亚的厄西哈征粮。当时这地方正闹旱灾,老百姓连肚皮都吃不饱,哪有余粮交售!看着农民过着那样贫困的日子,塞万提斯心里很不好受,他不忍心强行索取农民的粮食,可是他的任务就是征粮,无奈之中他发现塔里法公爵的近亲、当地大教堂讲经师佛朗西斯·恩里盖斯·台·里贝拉的谷仓里却堆满了粮食,他立即下令予以征收,以抵偿当地人民所应缴纳的粮税。谷仓的管事警告塞万提斯,这是教会的财产,劝他不要鲁莽从事,以免后悔。塞万提斯却拿出国王的征粮诏书据理力争。诏书上明明写着:“凡属规定征购范围内的小麦或大麦,不论其为教会产业或世俗产业,不论粮户地位或官位高低,征粮员均有权予以收购。”塞万提斯果真照章行事,毅然实行征收。这下可闯了大祸,教会立即宣布将塞万提斯驱逐出教,并写出公告贴在厄西哈大教堂的门口。在当时,被逐出教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对上帝的不敬会遭到公众的唾弃,并且不能再从事公职。为了生存,塞万提斯不得不反复辩解,最后被迫把粮食还给了教会。

  善良、正直而又倔强的塞万提斯从内心里压根就没屈服过,正象他自己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一碰到除强扶弱、主持正义、济世救人的事,他便勇猛上前,全然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1588年1月,距上次受教会惩罚才几个月之后,他到哥多瓦地区的卡斯特罗·台尔·里奥镇去征粮。当他看到贫苦农民连当年的种籽都被迫交纳了,而教堂谷仓的粮食却堆得象小山一样,他又按捺不住强烈的义愤,强行征收教堂应缴的谷物,并把抗拒交粮的教堂司事依法关压起来。这又酿成了一次更大的风波,教会与当地政府官员勾结,以“擅自征粮”的罪名将塞万提斯逮捕入狱。关了一段时间,因无法给他定罪,只好又放了他。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征粮的差事,但是他一接触到贫苦农民那悲哀的眼光,看到赤身裸体的农家孩子那干瘦的面容,他再也不愿干这不受欢迎的差事了。1590年5月,他上书国王请求派到美洲的殖民地去服务,但是没得到回音。许多年之后,有人在一堆废弃的政府公文中发现了他的申请书,主管人在上面不经意地批到“该员仍供原职,所请应毋庸议。”

  塞万提斯自己穷困不堪,又多次受到打击和迫害,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那主持正义、好打抱不平的天性。1592年10月,他的上级征粮官伊松萨被无端牵涉到一个下级征粮员违法征粮的案件中,这件事本来与伊松萨无关,但他很有钱。办案的人想把伊松萨拖进案中,趁机敲诈他一笔钱。不明世故的塞万提斯却对这种无端陷害义愤不平,他特意赶到马德里,上书国王,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征粮官清白无辜。他的申诉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牵连了自己,使他陷入扯不清、道不白的境地。第二年伊松萨就病故了。然而过了五、六年,塞万提斯仍被纠缠在这件案子的调查中。

  1594年,西班牙撤销了设在塞维利亚的征粮机构。塞万提斯经人介绍又找了一个收税员的差事,其任务是收齐地方上积欠的税款,这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但万般无奈的塞万提斯只为糊口,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可是没想到他还是出了岔子。这年底,他奉命到安达鲁西亚一带征收税款,收齐了一笔据说有七千四百里耳的税款。为了安全起见,他将款子存入一家银行,谁知不久这家银行就破产倒闭了,银行老板也畏罪潜逃。这下可苦了塞万提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从银行被查封的资财里取回一小部分税款,可是还有一大笔税款,他哪里赔得起呀?他只好托人求情,好说歹说才被允许缓期偿还,但就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直遭到政府的催逼追索而不得安宁。直到1597年9月他还没有彻底缴清税款,税务机关再也不听他的辩解,以“亏欠公款”的罪名将他关进了塞维利亚监狱,他在监狱过了三个月的囚徒生活,才被释放。1602年,他又因“帐目不清”的罪名而再次入狱。据说,他的《堂吉诃德》就是这一次在狱中开始构思的。出狱后,他被革除了公职,从此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收粮、收税生涯。

  塞万提斯在当征粮员和收税员的这一时期,是为糊口而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地的时期,也是他理想破灭、思想观念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段艰苦而充满厄运的生活中,他深刻体会到了西班牙在貌似强盛的光环笼罩下的污秽丑恶的社会现实,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的不幸和辛酸,从而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这一制度的帮凶与维护者的上层贵族、僧侣们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和厌恶。这一时期他无暇从事心爱的文学创作,但也写了不少的诗。从前后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青年时期豪迈的爱国热情已逐渐转变为对黑暗专制社会的辛辣讽刺。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的塞万提斯竟不相信这一事实,他写了两首十四行诗,热情赞美“无敌舰队”。在第一首诗中,他呼吁“光荣之神”:“快些展开你迅捷的翅膀

  冲破北方密集的多雾的山峰

  粉碎那传递着不幸消息的喃喃低语

  驱散黑暗,带来光明”

  在第二首诗中,塞万提斯呼吁西班牙人民奋勇杀敌,他认为“无敌舰队”的失败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就象斗牛场上公牛在准备进攻时先向后躲闪一下的策略,他恳请国王重整兵马,“继续前进吧,我们的国王腓力普……”塞万提斯仍然牢记着勒邦多海战的荣耀,对西班牙的威力深信不疑,反映了他浓烈的忠君爱国思想。

  大概是 1592年那次吃官司之后,命运多舛的塞万提斯终于开始认清现实,颠沛流漓的生活击碎了他多彩的幻想,黑暗残暴的统治激起了他的愤懑。1596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梅迪西纳公爵上任记》的十四行诗,讽刺了当时军队统帅梅迪西纳公爵在英军进犯时张惶失措、敌人退却时才大摇大摆地进城的丑态。1598年,他写了《在塞维利亚大教堂里·腓力普二世的灵台前》,讽刺僧侣、教会利用国王葬礼纵情铺张的行为。这首诗以诙谐地口吻描绘了一名士兵站在灵柩台前目瞪口呆的神情。士兵对这座灵柩台奢侈豪华的情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打赌说,死者见了这样稀有的排场,一定宁愿放弃在天国的永恒欢乐而回到人间。这首诗在民间流传很广,后来被作为一件文坛逸事载入塞维利亚市的地方志。塞万提斯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他在《巴尔纳索神山游记》里说,“这首诗是我的作品的光荣”。由此也可见作者思想感情的剧烈变化。

  辉煌与潦倒的晚年

  1603年塞万提斯失去公职之后直到他去世,是他生活中最穷困最为潦倒的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最富有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塞万提斯失去公职也就失去了他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虽然他有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但仅靠卖文是无法糊口的。为了谋生,这一时期,他也干过许多穷人才干的活,他当过中间人,沿街贩卖过布匹,替别人跑腿,甚至为卖唱的乞丐编写过歌词等。据说,1603年塞万提斯全家曾迁居到瓦雅多利德,因为这时腓力普三世也将其宫廷搬到了该市。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塞万提斯一家(包括他父亲老罗德里戈)为什么总爱跟着宫廷跑倒是个谜!或许是因为他们全家都忠君爱国?或许是宫廷所在地差事好找些吧?无论怎样,塞万提斯迁到瓦雅多利德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他们全家住在当时的拉斯托洛街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这条街在当时也算是城里最“下等”的地方了。他家里至少有五、六个女人和他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姊妹、亲戚和他的女儿等,她们整天在他的书桌旁走来走去,因为他的书屋是个“过堂屋”。这套小公寓的下面是一家最下等的小酒店,时常有猜拳、打架的吵闹声,加上劣等酒的刺鼻气味;这间房子的上面,有人说是一家妓院,半夜三更笑声、闹声、皮靴声不断;更为糟糕的是从他房下的小酒店到房上的妓院只有一道扶梯,而这扶梯恰好又要穿过塞万提斯的“书房”。所以塞万提斯这时从事文学创作,无异于在马路摊上写作。

  总之,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塞万提斯这时候穷得不得了,而且他的杰作《堂吉诃德》也正是在这时写成的。塞万提斯自己说这部书是“监牢里诞生的孩子”,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比喻,有人认为确是狱中开始构思的。于是,关于这部中的创作过程也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其中一种传说是十分有趣的:

  大约在 1602年,塞万提斯来到拉·曼却地区最偏僻荒凉的小镇阿加马西亚收粮,得罪了当地的一家豪绅,被这位豪绅扣押在当地人称为“梅德拉诺府”这座房子的地窖里。塞万提斯无法忍受这种虐待,便写信给他的亲戚胡安·贝尔纳斯·萨阿维德拉求救。他在信中说:“我在这间牢房里,或者不如说在这个洞穴里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已使我精疲力竭。”据说他被救出后不久,就决定写部小说,对欺凌他的人进行报复。到现在阿加马西亚当地的农民还相信这个传说,他们常给外地游客指出“监禁过塞万提斯”的那座“梅德拉诺府”。这个镇上有一座教堂,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绅士和一个年轻妇女显迹的宗教画。画像下面有题词,说明这个老绅士是当地的一个富户,那个妇女是他的外甥女。这位老绅士患了多年的精神病,1601年圣马太节前夕,圣母突然向他显身,治好了他的病,因此他请人画下这幅显迹圣像,向圣母还愿。画像上的绅士高颧骨、尖下巴,两撇八字胡。就年龄和相貌来说,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有些相仿。据说就是他把塞万提斯扣押起来的。现在这座教堂和这幅画像也成了阿加马西亚镇居民热心给游客指点观赏的当地景物。

  无论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他几十年各种人生体验的悲愤结晶,这是确定无疑的。

  1604年9月26日,塞万提斯兴致勃勃地冲回家对家人说,有位叫罗伯斯的出版商巳经答应出版他的新作了。尽管塞万提斯得到的顶多不过是千把个里耳,但又穷又老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家人却十分兴奋,他们已经有好久没见到整千的钱了。塞万提斯自己对这部新作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至于那位出版商自然认为这种逗乐的“骑士文学”大概不见得有多大销路。不料,1605年1月《堂吉诃德》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一年之内马德里再版修订本一次,卡斯提拉重版四次,里斯本出现三种翻版。在塞万提斯逝世前,《堂吉诃德》第一部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地出了十几版,总印数不下一万五千册。这在当时识字人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出版商的腰包装满了,但塞万提斯依旧很穷。在《堂吉诃德》畅销之后,那位出版商罗伯斯曾借给塞万提斯四百五十里耳,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赠送,因为这个钱数不过是出版商赢利的一个小头而已。

  塞万提斯出书后,不仅经济上没多大改观,反而横祸不断。160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塞万提斯所住的街道上,有一个行为放荡的贵族青年被人刺伤了,刺客逃走。塞万提斯听到呼喊声,就赶到出事地点,他看那人伤势很重,便与家人将伤者抬到自己的屋,由他妹妹仔细看护。不料,这位贵族子弟因失血过多死了。于是这位“吉诃德先生”的创造者正象吉诃德似的“行了侠”却惹了祸。地方法官以涉嫌杀人的罪名,将他全家一齐收进监牢。虽然过了不久,因为证据不足,他们被无罪释放了,但这件事给他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和给他全家名誉上带来的损害却是难以估量的。

  塞万提斯除了忍受生活的贫困、社会的不公外,还得承受家庭的不幸。他的父母很早就病故了。1600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弟罗德里戈也在国外战死。1609年,长期守寡的老姐姐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是塞万提斯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了这一切。个人的痛苦和家庭的不幸只能增强他战胜和改变这丑恶社会的决心。他以笔为武器,喜笑怒骂,讽刺、揭露这“黑铁时代”的罪恶面目,热情呼唤、赞美人文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这一时期是他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早年光辉的战斗经历和俘囚生涯、做征粮员和收税员的屈辱生活以及长期在马德里、塞维利亚、瓦雅多利德等地下层社会生活的见闻,使他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洞悉社会的本质,把握各种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从而奠定了他创造不朽作品的雄厚基础。

  1610年,他的恩主雷莫斯伯爵(平时经常资助他,塞万提斯也多次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他)担任那不勒斯的总督,塞万提斯也曾一度想追随他去,虽然这时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但依然贫困得活不下去,所以还想去谋求个职位。但最终塞万提斯拒绝了这种诱惑,转为潜心地从事创作。1613年,他终于出版具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这部新作虽然不能与《堂吉诃德》比,但却显示了塞万提斯独特的文艺天才。1614,他写出了长诗《巴尔纳索神山游记》,在他的诗中,这篇算是最好的。同时他还在全力准备出版《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至于人们翘首以待的《堂吉诃德》第二部至今快十年了,尚未最后完成。塞万提斯也多次答应读者尽快写出第二部,1613年他在《训诫小说集》的前言中又预告说,“不久以后,您将看到堂·吉诃德的冒险和桑丘·潘沙的幽默的续篇。”然而,就在塞万提斯按部就班地埋头写作时,一件料想不到的事使他顿受刺激。

  1614年夏,忽然有一位自称阿隆索·斐尔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AlonsoFernandez de Avellaneda)的人,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塔拉果纳(Tarragona)城出版了一部 《堂吉诃德》续集。这部作品竭力丑化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桑丘·潘沙的形象,把为骑士理想而献身的疯癫骑士堂吉诃德写成只善于吹牛的粗俗人物,说他后来抛弃了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而桑丘则是一个愚蠢、下流、毫无风趣的酒鬼,整个故事情节也令人作呕。该书作者还在序言中对塞万提斯进行了恶意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他说塞万提斯是一个“心怀妒羡、爱发牢骚”“背地诽谤人的坏家伙”,是个“坐过牢的囚犯”,讥笑他老,是个残废“只有一只手”,做公务员时“亏空公款”。这一来,激怒了塞万提斯,使他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出版《堂吉诃德》第二部。为了揭穿伪作者的谎言,塞万提斯改变了他在第一部中预告的“堂吉诃德第三次出门到了萨拉果萨”的写作计划,让堂吉诃德去巴塞罗那参加比武,因为伪作上写堂吉诃德在萨拉果萨参加了一项挑圈竞赛。在第二部结尾,塞万提斯又安排堂吉诃德嗑然长逝,这样就难得有人再伪造《堂吉诃德》出来行骗了。不过塞万提斯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借故事讲述者熙德·阿默德之口警告伪作者,“我把你(指写作的笔)挂在书架子的铜丝上了,你在这儿待着吧。如果没有狂妄恶毒的作者把你取下滥用,你还可以千载长存……堂吉诃德专为我而生,我一生也只是为了他。他干事,我记述;我们俩是一体。托尔台西亚的冒牌作者用鸵鸟毛削成的笔太粗劣,他妄图描写我这位勇士的事迹是不行的;他的才情不能胜任;他文思枯涩,不配写这故事。你如果碰见他,劝他让堂吉诃德那一把霉烂的老骨头在墓里安息吧,别侵犯死神的法权,把他从坟圹里拖出来……”

  这位自称阿维拉尼达的伪作者究竟是什么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三百多年来,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有人说他是国王的忏悔神父路易斯·台·阿利亚加;也有人说他是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当俘虏时的冤家勃朗科·台·巴斯;还有人说是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作家等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我们可以认定这个人是维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势力的代表。阿维拉尼达所续的《堂吉诃德》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所赞同,只是因为它攻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样一部伟大作品,才保留到今天,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真正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后,与第一部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甚至比第一部更好。它的思想内容更为深刻,艺术形式也更加成熟,语言更加幽默圆滑,人物描写更为生动自然。作者在第二部中,对堂吉诃德的无情嘲讽已渐渐转变为辛酸的同情,甚至可以说他渐渐喜爱上他所创造的这位拉·曼却疯骑士!这是作者饱尝了人生忧患的反映。他本人何曾不是象吉诃德先生一样,为理想东奔西颠、历尽苦难而又终生不悔呢!

  《堂吉诃德》的出版,受到了当时西班牙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无论在普通居民中间,或是在贵族中间,都引起纷纷的议论。”同时也为作者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声望。但由于他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封建贵族与反动教会,也招致了许多上流人士的不满和憎恨。同样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却依附于贵族庇护的著名戏剧家洛贝·台·维加就对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讥讽神情。他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前就阅读了手稿,并给朋友写信说,“关于诗人们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明年又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出现,但是没有哪一个象塞万提斯那样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地去称赞《堂吉诃德》。”

  1615年2月,《堂吉诃德》第二部完稿后,正由教会审查官进行审查。一个法国使团来到马德里,商谈西班牙和法国皇室的联姻问题。教会出版物审查官马尔盖斯·台·托雷斯神父陪同桑多瓦大主教拜会法国使臣。席间,他们谈起了西班牙的文学。托雷斯顺便说起他正在审查《堂吉诃德》第二部。使者们一听这本书,便热心地议论起来。他们说,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读者都十分喜爱这部书。他们很感兴趣地询问作者的情况,他多大岁数?从事什么职业?托雷斯告诉他们说,这个作者“老了,当过兵,一位小绅士,很穷。”使臣们很诧异地问:“象他这样的人才,政府为什么不用国库的钱将他供养起来?”一位外交官很机智地回答:“假如他写作是为了谋生,那么就祈求上帝让他永远也富不起来吧。这样,他自己虽然穷,却可以写出好作品使全世界都富起来!”这位外交官的回答令人悲叹,但其中也包含着几分真理。

  的确,塞万提斯用他不朽的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财富,但他自己十分穷困潦倒。他在1514年写的《巴尔纳索神山游记》中记述了这种窘况:诗人们来到诗神阿波罗的宫殿,都找座位坐下了,单单是没有塞万提斯的座位,他只好站在那里。诗神看见了,便叫他把自己的大衣叠起来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先生,您大概没有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仅没有座位,连一件遮体的大衣也没有。正如海涅所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1616年初,塞万提斯完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这是一部充满奇异冒险和忠贞爱情的小说。它文字优美,情节曲折,充满诗情画意,有人评论这是一部“理想的骑士小说。”但最为感人的是作者这部书前的“献词”,它是塞万提斯告别人生的绝笔。这时,塞万提斯患了严重的水肿病,他自己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悲观情绪。有一天,他和朋友外出,碰到了一件小事,他把这件事记录在“献词”中:

  亲爱的读者,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正从以高贵的家族和名贵

  的美酒而著名的埃斯基维亚镇回家去,听见后面有人催马加鞭赶

  了上来。不一会那人就喊叫起来,让我们慢点走。我们站住了,看见一个灰衣服的学生骑着一匹矮小的牝驴赶上前来……他问

  道,“诸位先生为什么这么急着赶路……竟连我这匹在赛会上不

  止一次得过奖的驴都赶不上你们。”我的同伴说,“全是这位米

  盖尔·台·塞万提斯先生的老马的错儿,它跑得太快了。”学生

  一听塞万提斯这个名字,就立刻跳下驴跑到我身边。他一把抓住

  我的左手,叫道,“对呀,对呀,正是他,左手残废的好汉,大

  名鼎鼎的人物,有趣的作家,诗神的宠儿!”我觉得不回答他就

  显得太没有礼貌了,就拥抱了他……对他说,“许多不了解情况

  的朋友都犯了和你一样的错误。先生,我就是塞万提斯,不过不

  是诗神的宠儿,也当不起你的褒词。请你骑上驴吧,我们好边走

  边谈。”我们放慢了速度继续前进。谈话中

  涉及到了我的病,这位好心的学生一下就给我的好兴致泼了

  一盆冷水:“您患的是水肿病,哪怕是喝完整个大洋的水,也治

  不好它。请您少喝酒,多吃饭,只要能坚持这样做,不用吃药也

  可以恢复健康。”我回答说,“好多人也是这么劝我。可是我爱

  酒如命,舍不得放弃喝酒的乐趣。反正我的日子快完了,最晚不

  过下星斯天我就要销掉一辈子的帐了。你和我是在一个不吉利的

  日子认识的,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报答你对我的好意了。”说到这

  里,我们到了托雷多桥,他就和我分手了。

  再见吧,感激之情!再见吧,赞美的话!再见吧,善良的朋

  友们!我要死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能幸福地重聚一堂!

  这段令许多人感动的诀别词,反映了塞万提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病痛的超然态度,展示了他一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充满勇气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确,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一条好汉!”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在马德里莱昂街他那简陋而寒酸的寓所中静静地与世长辞!终年69岁。他死后被埋葬在一家修道院的墓地里,除了妻子外没有什么人参加他的葬礼,墓地上也没有墓碑。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葬于何处。我们只能说,他与他所热爱的西班牙土地永远地融为一体了!

  1835年,西班牙当局才在马德里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下雕刻着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铜像。1976年,西班牙政府特地设立了“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西班牙语文学奖,来纪念这位驰名世界的伟大作家。

  塞万提斯的伟大人生与他的不朽作品《堂吉诃德》,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也矗立着一座西班牙政府赠送的塞万提斯铜像。在那高高的台座上,塞万提斯昂视远方,一手握卷,一手扶剑,向中国人民展示着他那坎坷而又光辉的书剑人生!

  拉·曼却骑士的奇情趣事

  —— 《堂吉诃德》故事梗概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全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第二部出版于1615年。塞万提斯故意模仿骑士小说的写法,描写了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三次冒险游侠的经历。故事梗概如下:

  从前在西班牙拉·曼都地区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位不很富有的绅士,据说名叫阿隆索·吉哈达。他五十来岁,身材瘦削,面貌清癯,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便埋头读骑士小说。他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把打猎呀、管理家产呀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耕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他沉浸在骑士小说里,整天通宵达旦,日以继夜,少睡觉,多读书,渐渐地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满脑子里尽是书上讲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调情呀、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之事。他固执成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

  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他打着如意算盘,自得其乐,急于要把心愿付诸实行。

  他头一件事,就是擦洗曾祖传下来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已经生锈发霉,他用心擦洗干净,但发现那盔并不是完全的,缺少罩在脸上的“面甲”。他巧出心裁,用硬纸板做了个面甲,装在顶盔上,然后试试是否结实,一剑砍下,把一星期的成绩都断送了。后来,他用几条铁皮衬着重新做了一个,这回不肯再试验,就当它是坚固的、带面甲的头盔。

  接着他想到骑士都应有一匹骏马。他自己只有一匹皮包瘦骨、毛病百出的驽马,可他却认为是宝马良驹。有了马还应当有个好名字,于是他用了四天工夫给马起名字。他拟了好些名字,又撇开不要,又添拟,又取消,又重拟。最后决定给它取名为“驽骍难得”。他觉得这个名字既高贵、响亮,而且又表明它从前是一匹平常马,从此以后已不是凡马了。

  他也要给自己取一个中意的名字,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为替本乡增光,决定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自称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还缺少个意中人。游侠骑土如果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据虔他曾经爱上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农村姑娘,名叫阿尔东莎·罗任索,不过那姑娘对这事却一无所知。他认为,她可以算自己的意中人,并给她取了一个公主、贵夫人般的名字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他觉得这名字悦耳、别致,而且很有意思。

  他做好种种准备,便急不可待地就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而且觉得迟迟不行动,也对不起世人。于是,在炎热七月的一个早晨,东方还没有放白的时候,他就顶盔挂甲,挎上盾牌,拿起长枪,骑上驽骍难得从院子的后门溜了出来。

  这位冒险家,在炎热的太阳底下一边走,一边摹仿小说上的骑士自言自语,巴不得碰到个什么人,彼此较量一下。他几乎跑了一天,没碰到什么可记载的事。到傍晚,人马精疲力尽,饿得要死,想找个堡垒或牧人的茅屋去借宿。他见前面有个客店,这个客店在他眼里马上成为一座堡垒。凡是书上写的吊桥、壕沟等等,这里应有尽有。离客店还差几步路,他停下来,勒住马缰,等待个侏儒吹起号角,传报有骑士来临。可是人家连理也不理。幸好这时有个牧猪奴要召回麦地里的一群猪,吹起了号角,他这才志得意满地跑上去。店里两个妓女侍候他,他认为是美貌的贵妇人。吃饭时,他不让割掉系住头盔的带子,拿了东西却吃不到嘴,一个姑娘把东西喂到他嘴里;喝酒也还多亏店主,他拿来一根芦苇,把一头插在他嘴里,从另一头灌酒进去。堂吉诃德觉得的确是在一个城堡里,人家在款待他。

  不过,有一桩心事未了,就是他还没有封授骑士称号;没这个称号而从事冒险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他灵机一动,就把店主叫到马房里,关上门,双膝跪下,拉他也不肯起来,非让店主答应封授他骑士称号不可。狡猾的店主看出他神经有毛病,决计迎合他。店主说, ‘堡垒”里没有小礼拜堂供客人看守盔甲,不过据他所知,不得已的时候,随便哪里都可以看守盔甲。今晚不妨在“堡垒”的院子里看守盔甲吧,明天就可以举行封授仪式,叫堂吉诃德成为全世界最货真价实的骑士。

  于是,堂吉诃德把一套盔甲堆在井边水槽里,手持长枪,挎着盾牌,神气十足地在水槽前面来回巡行。夜渐深,月光皎洁,照得如同白昼。当时住店的一个骡夫想起要打水饮骡子,他只好把堆在水槽里的盔甲挪开。碰了新骑士的盔甲,这还了得。堂吉诃德大吼一声,举起长枪,把骡夫打倒在地。他把盔甲仍旧堆好,照样专心致志地巡行。过了一会儿,另一骡夫也来打水饮骡子,堂吉诃德举枪又把第二个骡夫的脑袋打得四分五裂。店主怕再出乱子,赶紧同两个妓女一起,举行了仪式,把那倒霉的骑士封号授与了他。堂吉诃德得了骑士称号,就急不可待地离开了客店。

  堂吉诃德走出客店,已是晓色朦胧。他想到自己已经封授骑士,说不尽的满意、得意、快意,鼓鼓的一肚子欢欣,险些把坐骑的肚带都迸断了。他记起店主的劝告,决计回家一趟,置办些出门必备的东西,尤其是钱和衬衣,他还要带个侍从。他心里那么盘算着,可是还没走多远,忽听得右边树林深处隐隐有哭泣的声音。他立刻说:“准有男人或女人遭了难在叫喊,要我去救援呢。”他寻声跑去,看见一棵橡树上绑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上身脱得精光,正是他在哭喊。一个粗壮的农夫正拿着一条皮腰带狠狠地抽他,一边抽一边训斥。堂吉诃德怒声喝道:“你这个骑士不讲理!怎么虐待一个不能自卫的人啊!太不象话了!”原来是牧童安德瑞斯和财主胡安·阿尔杜多,财主说这小子每天丢他一只羊,牧童说主人欠他九个月的工钱。堂吉诃德对财主说:“不准分辨,快把工钱付给他!你要道个‘不’字,我此时此刻就断送了你!”财主怕性命难保,解下了牧童,并发誓说回去把工钱给他。堂吉诃德说:“假如你先要问明是谁的命令,才死心塌地地服从,那么,你听着,我是专打不平的勇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说完,踢动驽骍难得,一阵风似地走了。财主目送他出了森林,转身又把牧童绑在树上,打了个九死一生。堂吉诃德却为此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在骑士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可傲的第一步,欢欢乐乐骑马回村了。

  离村子不远,忽见一大队人马,原来是一伙商人。他远远望见,立刻认为碰上奇遇了。于是,雄赳赳地在鞍镫上坐稳,紧握长枪,把盾牌遮在胸前,等他们走近,他傲然地说:“你们大家都得承认,普天下的美女,都比不上拉·曼却的女王、独一无二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谁不承认,休想过去!”商人们听他说话,又瞧他模样古怪,知道这人是疯子。其中一个爱开玩笑的商人说,先让他们瞧瞧,如果真那么美,他们不用强迫,都甘心承认。堂吉诃德说“关键是要没看见就相信,死心塌地的奉为真理,坚决卫护。”商人取笑他,他托枪直奔商人刺去。要不是“驽骍难得”绊倒,商人就遭殃了。商人的骡夫夺过长枪,折作几段,把堂吉诃德揍得七死八活,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学书上绿林骑士的样子,一边在地上疼痛得打滚,一边背诵骑士受伤后的话。碰巧,街坊上一个往磨坊里运麦子的老乡路过这里,把他送回了家。

  堂吉诃德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游侠。

  且说家里三天没见他的影儿,管家妈和外甥女着了急,他的好友神父和理发师也来打听。管家妈对神父说,莫不是我们先生遭了什么祸吧,是那些倒霉的骑士小说“断送了拉·曼却最精明的头脑”。外甥女对理发师说:“我舅舅往往一口气把那种胡说乱道的倒霉小说连看两日两夜,看完把书一撂,拔剑对着墙乱斫,斫得精疲力尽,就说自己杀了高塔似的四个巨人;他累得浑身大汗,就说那是打仗受伤流的鲜血。”“他有好多书就象邪说异端一样,该一把火烧掉。”

  这时堂吉诃德到了家。大家见他伤得这样,乱了套。他说“你们都别乱”,他是和十个高大无比、凶猛绝伦的巨人交战时受的伤,想办法“请女法师乌尔干达(骑士小说里的人物)来给我治伤”。

  神父和理发师见他疯成这样,不胜惊讶。堂吉诃德在家静养了十五天,经常和两个朋友进行有趣的争论。他认为世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人。他在养病期间,说服了街坊上的一个农夫桑丘·潘沙作他的侍从,答应征服海岛后,让桑丘做岛上的总督。一天晚上,两个人偷偷离开了村子,开始了第二次游侠。

  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对桑丘说,那是“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杀死”,“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桑丘·潘沙道:“什么巨人呀?”

  堂吉诃德说:“那些长胳膊的,你没看见吗?有些巨人的胳膊差不多二哩瓦长呢。”(一哩瓦合6·4公里)

  桑丘说:“你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

  堂吉诃德说侍从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一面说,一面踢动坐骑冲出去,并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然后横托长枪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一枪刺中风车的翅膀。这时风车转得正猛,把长枪迸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抛出老远。这位勇敢的骑士已经摔得不能动弹,还对桑丘说:“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长枪断了,他折了一根枯枝充当枪柄,把枪头安上,又继续前行。

  主仆二人边走边谈,迎面来了两位骑骡子的修士,随后又来了一辆载着贵夫人的马车。他认为修士是抢劫公主的妖魔鬼怪,不容分说,就绰着长枪向一个修士冲上去,要不是修士早已滚下骡子,不跌死也得受重伤。另一修士见伙伴遭殃,忙踢着骡子落荒而逃。桑丘见修士倒下,动手去扒他的衣服,说是拣东家赢来的战利品。修士的两个骡夫冲上去,推倒桑丘,把他的胡子拔得一根不剩,又踢了他一顿。桑丘直挺挺地躺在地下,气都没了,人也晕过去了。这时,堂吉诃德因为让贵夫人代他去托波索拜见杜尔西内娅小姐,跟侍从打了起来。侍从砍掉了堂吉诃德半边铠甲,连带一大块头盔和半只耳朵。堂吉诃德把侍从打得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鲜血直冒,栽下地去,还要砍下他的脑袋,幸亏哆哆嗦嗦的贵夫人求情,并答应去拜见杜尔西内娅小姐,才没有“难为他”。

  堂吉诃德同刚刚爬起来的桑丘又上路了。主仆二人夜宿牧人的茅屋,受到牧羊人的款待。堂吉诃德看到牧羊人给他吃的橡树子,想起了原始氏族社会的黄金时代。牧羊人给堂吉诃德讲了村里发生的事:

  村里有一个姑娘叫玛赛拉,自幼父母相继死亡跟着叔父过活。玛赛拉不仅有一大批财产,而且长得非常漂亮,很多人向她求婚,却遭到她的拒绝。她热爱自由,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后来她穿上牧羊女的衣服,跑到山里去牧羊。她的美貌,使得许多青年公子和富家子弟都换上牧羊人装束,到山里去追着她求婚。其中,格利索斯托莫学士是一个才貌都好的小伙子,他也改扮成牧羊人追求玛赛拉,同样遭到她的拒绝,因此他伤心而死。

  牧羊人说,明天就是格利索斯托莫的葬礼。

  第二天,堂吉诃德主仆二人,随牧羊人去村里参加葬礼。人们纷纷议论,说玛赛拉“残酷”、“无情”,是“害人精”。玛赛拉突然出现在坟地上,当众为自己辩护;她说自己谁也不爱,谁也不恨,愿在山林里洁身自好,格利索斯托莫的死与她无关。说罢,她就走进附近树林深处。有些人给她的美夺去魂魄,还想去追她。堂吉诃德要保护落难女子,按剑止住了他们,说“象她这样洁身自好的,全世界独一无二;所有的好人都该敬重她,不该追她、逼她。”

  堂吉诃德辞了牧羊人,决计到森林里去找玛赛拉,全心全意为她效劳。他没有找到玛赛拉,却碰上二十多个杨维斯搬运夫。因“驽骍难得”要对搬运夫的母马“强行非礼”,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躺倒在地。堂吉诃德替“受侮辱的 ‘驽骍难得’复仇”,也被搬运夫打得爬不起来。他责怪自己,不该与不是骑士的人交手,也许是“违犯骑士道的原则”,才受到“战神”的“惩罚”。他对桑丘说,以后遇到“下等人”冒犯时,让桑丘去收拾他们。桑丘不以为然,说“我是个温和平静的人,不管受到什么冒犯都能容忍”,“全都原谅”,“因为我有老婆儿女要我抚养呢。”

  主仆二人住到客店里。晚上,一个女佣人来找骡夫幽会。堂吉诃德幻想为美丽的公主来探望一位受重伤的骑士,就一把搂在怀里,吃醋的骡夫把堂吉诃德打得口流鲜血,不能动弹。神圣保卫团的巡逻队长探问打架的原因,堂吉诃德出言不逊,队长举起油灯,连着满满一盏油,对准堂吉诃德的脑袋砸下来,脑袋上又添了两个大鼓包。堂吉诃德疼痛难忍,便想起了骑士小说中描写的治伤神油。他让桑丘向店主讨要一些配制伤油的油、酒、盐和迷迭香,把这些与药材和在一起,熬了好久,便炮制成他心目中的神油。他把熬成的药装在一个铁皮油罐念了八十多遍《天主经》、《圣母经》等等,然后喝下,结果吐得搜肠抖肚,浑身大汗。一觉睡了三个多钟头,醒来倒觉得身体舒坦,痛梦大减。他深信自己制成了神油,以后冲锋陷阵都不怕了。

  堂吉诃德喝了神油,觉得身轻体健,要立刻出门冒险。他认为耽搁在这里对不起这个世界和需他扶助的人。临走时,店主人向他要店钱。他说,游侠骑士住店从来不付房钱,因为骑士小说上没有讲到要付钱,说罢骑马跑了。店主人抓住了桑丘,要他付帐。桑丘说,他遵守主人奉行的骑士道,即使要他的命也不给一文钱。淘气的客人们把桑丘兜在床毯里,向天空高高抛起来,仿佛人家在狂欢节耍狗那样耍他,直到抛累了才放走了他。堂吉诃德以为这一切都是着了魔法,桑丘不信,觉得抛他的那些人都是“有皮肉筋骨的人”。

  二人正辩论着,忽然前面尘土飞扬,后面沙尘滚滚。堂吉诃德认定这是两支军队到这旷野里来打仗的,喜得心花怒放。原来这是两队羊群掀起的尘土。他站在小山头上,高声呼喊着他臆造的骑士和巨人的名字,象一道电光似的冲进了羊群,举枪乱刺,一连打死了七、八只羊。被激怒的牧羊人,对准堂吉诃德一阵乱石猛打,把他的两根肋骨打得陷进肉里去,还连带磕掉了嘴里三、四只板牙和盘牙,从马上倒栽下来。他对桑丘说,这是“变来变去”的混蛋魔法师“跟我作对”。

  晚上,堂吉诃德找不到客店,就信马由缰,在大路上走着。忽然看见一大簇点点光亮,象一团流星似的迎面而来。桑丘瑟瑟发抖,堂吉诃德头发倒竖。他说:“这番准碰到了最艰巨、最凶险的事。”原来这是送葬的行列。二十来个穿白衣的人,骑着牲口,拿着火把,抬着一副盖着黑布的担架。堂吉诃德认为,担架上抬的一定是受了重伤或者已经死了的骑士,专等着堂吉诃德替他报仇的。于是,他不问情由,托定长枪,向手无寸铁的僧侣们刺去,有的受了重伤,有的折了一条腿。他对折腿的僧侣说,“我的事业是遍天下去打抱不平,为人除害。”僧侣却说:“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桑丘见主人那副狼狈相,就叫他“哭丧着脸的骑士”。堂吉诃德觉得这个浑名很好,以后就自称起来了。

  堂吉诃德走着走着,下起小雨来。看见前面来了一个骑驴的理发师,把铜盆顶在头上,闪闪发光。堂吉诃德认为这是一个头戴金盔的骑士,定要把骑士的金盔弄到手。于是,不经搭话,纵马挺枪,直向理发师刺去。理发师见势不妙,早已滚鞍下驴,逃之夭夭。桑丘见主人得胜,忙把理发师驴子上的全副鞍辔作为战利品取下来,换到自己的驴子上。

  主仆二人正兴高采烈地谈论骑士道,抬眼看见前面又来了十一、二个步行的人,一条大铁链扣着他们一个个的脖子,戴着手铐,这是苦役犯,由公差押送着到海船上去划船的。堂吉诃德以“锄强救苦正是我的责任”,劝说公差行个方便,放了他们,说“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公差说他太“荒唐”。他劝说不成,就用长枪刺伤了一个公差,其余公差都来围斗堂吉诃德。苦役犯一看有机可乘,在桑丘的帮助下挣脱了锁链,把公差打得无影无踪。苦役犯得救了。堂吉诃德让他们扛着解下的铁链到托波索去拜见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小姐。苦役犯们见他头脑不清楚,用乱石将堂吉诃德打倒在地,还抢去了他的袍儿,扒了他的袜子,桑丘的大氅也给扒去,只剩了一身衬衣裤。桑丘怕神圣保卫团追捕他们,就领着堂吉诃德逃到深林里。

  在这里,堂吉诃德遇见一个衣着褴褛的“山中绅士”,他胡子黑而浓,头发多而乱,赤着脚,裤子破烂不堪,许多地方露出肉来。主仆二人在密林里受到牧羊人热情款待时,“山中绅士”也来到牧羊人身旁,并讲了他的伤心史:

  他叫卡迪纽,出身高贵,父母很有钱,他和陆莘达青梅竹马,爱得很深。后来,他到李卡多公爵府上做了公子费南铎的伴侣,和费南铎成了亲密的朋友。当费南铎骗取了一个农民的女儿的爱情之后,又抛弃了她,为避免履行婚约,费南铎躲避到城中卡迪纽的家里。卡迪纽真挚地招待费南铎,并把他和陆莘达的恋爱告诉了费南铎,让费南铎看了他们的来往情书,还让他瞧了陆莘达。不料,费南铎很快就爱上了朋友的未婚妻。……讲到这里,卡迪纽无意中说了骑士小说的坏话,堂吉诃德被激怒了。这时,卡迪纽疯病发作,把堂吉诃德主仆二人打倒在地,又跑回密林里。

  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离开牧羊人,来到一座高山脚下。这座山孤峰独峙,宛如削成。山边流着溪水,山坡上成片的草地,青翠悦目。这里树木成林,花草繁茂,美丽而幽静。堂吉诃德选中了这块地方来苦修赎罪。他让桑丘回托波索替他送情书,并要为爱情在这里修炼。他脱光了衣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纵身跳跃两次,又两番头朝下,脚朝上倒竖蜻蜓,…… 耍了一、二十套疯子的把戏。桑丘不肯耽搁下来看他发疯,一径走了。路上,碰见本村的神父和理发师。他们俩让桑丘带路,要哄堂吉诃德出山,把他带回家去。来到进山口,桑丘先去找他的主人。当神父和理发师在等待的时候,巧遇卡迪纽,卡迪纽又接着讲他的伤心史:

  费南铎以出差为名,把卡迪纽打发出了远门,然后亲自向陆莘达的父亲求婚,陆莘达的父亲贪图财势,就答应了。马上要举行婚礼,陆莘达万般无奈,托了一个过路人给卡迪纽捎了一封急信,卡迪纽认清了费南铎的阴谋奸计,飞马赶回来。陆莘达对他说,她对他的爱情始终如一,如果自己无力阻止这桩婚事,愿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心愿。在结婚仪式上,当陆莘达说出“愿意”作费南铎的妻子时,就晕倒在母亲怀里。她母亲从她身上发现了一张字条。这时,躲在暗处的卡迪纽千百遍地咒骂陆莘达和费南铎,并在她家一片混乱的时候跑出来,跑到深山密林里,并打算在这里了却自己的一生。

  神父正想安慰卡迪纽,忽然听到一阵悲悲切切的声音,他们顺着声音找去,看见一个女扮男装的绝世美人,正在溪水旁洗脚洗头。她见瞒不住了,就应他们的请求,讲了自己的遭遇:

  她叫多若泰,是一个富裕的庄稼人的独生女。一天,费南铎看见了她,就使用了种种手段向她求婚。她父母知道门第不相称,何况费南铎只是为了寻欢作乐,并不真心想娶她,所以不同意这桩婚事。一天晚上,费南铎竟买通了使女,出现在她的闺房里,用甜言蜜语、海誓山盟,骗取了她的爱情。过了几天,就把她抛弃了。后来,她听说费南铎在附近城里和陆莘达结了婚,她就女扮男装找了一个长工陪着到城里去找费南铎。到了陆莘达住的地方,听说他们在结婚的晚上,陆莘达晕死过去,从新娘胸口上发现了一张字条,声明她不能做费南铎的妻子,因为她是卡迪纽的未婚妻。为了不违拗父母之命,说了违心的话,等结婚仪式完毕以后就自杀。当时,费南铎要杀掉陆莘达,被她父母拦住了。费南铎羞忿交加,随即就离开了陆莘达的家。陆莘达第二天醒过来以后,传说也出走了。多若泰找不到费南铎,又怕家里人找到她,就赶紧离城进了山。不幸“祸不单行”,长工起了歹意,她一怒之下,把他推下峭壁。她只得给一个牧主当牧童,后来又怕牧主起坏心,只得离开他又躲进了荒山。

  多若泰讲完了她的伤心事,卡迪纽表示要把自己的事暂且丢开,来保护她,直到她得到费南铎为止。

  为使堂吉诃德离开山里,多若泰扮作落难公主,求堂吉诃德替她报仇,说若是打败了夺取她王国的巨人,如有意和她结婚,她一诺无辞,还答应封桑丘做大官。堂吉诃德说,他爱恋着一位小姐,即使和凤凰鸟结婚都不想。桑丘急了,说他主人脑筋糊涂,杜尔西内娅小姐给这位公主提鞋还不配呢!堂吉诃德见他这样亵渎自己心上人,狠狠地把他打倒在地。幸亏多若泰劝解,才饶恕了他。堂吉诃德追问桑丘送情书的情况,桑丘只好信口胡诌。

  这样,一行六人出了深山。

  他们来到桑丘怕去的那家客店,店主热情接待他们,把堂吉诃德安排在顶楼上。

  在客店里,谈起了骑士小说,店主从藏书中拿出了一卷题为《何必追根究底》的手抄稿,神父对大家读起来:

  佛罗伦萨有两个贵族公子,一个叫安塞尔模,一个叫罗塔琉,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形影不离。后来,安塞尔模娶了高贵美貌的卡蜜拉为妻。但他异想天开,要试验一下妻子的贞操,非让他的朋友罗塔琉去试验不可。罗塔琉认为这简直是胡闹,但经不起朋友的纠缠,只好假装答应,却不认真实行。后来,被安塞尔模看破了,就责备朋友对不起他,辜负了他的信任。罗塔琉发誓说以后认真去做,绝不撒谎。安塞尔模为了给朋友创造接近卡蜜拉的条件,决定离家几天,并让朋友替他管理几天家务。开始几天,卡蜜拉始终随身带着使女,罗塔琉也很规矩。后来,由于卡蜜拉的美貌,使罗塔琉真的爱上了她。罗塔琉的满腔热情,也使卡蜜拉屈服了。安塞尔模回家之后,他们俩都使他相信:卡蜜拉是坚贞的。事不凑巧,卡蜜拉的使女把情人引到家里来过夜,险些被安塞尔模抓住,吓得使女对安塞尔模说,明早有要紧的事奉告他。卡蜜拉一看事情不妙,趁丈夫熟睡之时,携带了金银首饰,逃到情人那里,罗塔琉只好把她安置在修道院里,自己从了军。安塞尔模早晨醒来,使女逃了,妻子跑了,朋友也不见了,他感到名誉扫地,祸事来临。于是失魂落魄地来到乡间朋友家里,写下了“咎由自取”的绝命书,就忧愤而死。后来卡蜜拉听说情人在军队里阵亡,不久也在修道院里死了。

  故事刚要读完,桑丘慌慌张张跑来,说他的主人正跟巨人作战,人们来到堂吉诃德睡觉的顶楼上,听到屋里轰然巨响。桑丘叫人们进屋劝劝架,或帮他主人一把。“不过现在也不用了”,桑丘说,“我看见流得满地是血。砍下来的脑袋滚在一边,有大酒袋那么大呢!”店主一听这话急了,说那屋里堆着些装满红酒的皮袋,“那位堂吉诃德或堂魔鬼准是在酒袋上砍了几剑,把流出来的酒当作血了。”店主赶紧进屋,只见堂吉诃德只穿一件不够长的衬衫,前襟遮不住大腿,后襟比前襟还短六指宽。他两腿瘦长,上面全是毛,头上戴一顶油腻的小红帽,那是店主人的。他用左手裹着床毯,用右手四下挥剑,仿佛真的和什么巨人打架。妙的是眼睛还没睁开,原来没睡醒,正做梦和巨人交战呢。气得店主将堂吉诃德狠狠揍了一顿,可怜的骑士仍然没有醒过来。清醒的桑丘比做梦的主人还糟。他满地找那巨人的头,却找不到,就说,“这整个客店是着了魔道”,“那个脑袋要是找不到”,他那“伯爵的封地”就“化掉了”。主仆俩疯疯傻傻,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时店里又来了四个骑马的男人,还有个乘马的白衣女人,都戴着面罩。原来费南铎听说陆莘达在修道院里,就纠集了几个人从修道院里把她抢出来,然后来到客店里。最后经过一番曲折斗争、苦心劝说,费南铎和多若泰和好了,卡迪纽和陆莘达团圆了。

  正当大家兴高彩烈、称心如意的时候,一个蒙面的摩尔女人骑着驴,由一个西班牙俘虏陪同,来到客店里。吃晚饭时,他们不顾堂吉诃德推让,请他坐了上首第一席。堂吉诃德不吃东西,对文武两行侃侃而谈,说话很得当,听着他的议论,谁也不能说他是疯子。大家都想知道摩尔女郎和俘虏的来历,于是,俘虏讲了女郎和他的经历:

  他叫路易·贝瑞斯·台·维德玛,出生在雷翁山区一个村里的世家,其父是个富翁,膝下有三个儿子。一天,其父把家产分作四份;三个儿子各得一份,他留一份养老。并希望他们或读书、或经商、或当兵,各走一条路。俘虏是老大,选择了当兵,大弟选择了经商,二弟去进修学业。

  他投军之后,参加了抵御土耳其入侵的卫国战争,升为上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最后被囚在阿尔及尔俘虏营里当奴隶,曾几次想法逃走,都没有成功。靠近监狱的是摩尔富翁、堡垒总督的房子,总督的独生女儿索赖达改信了基督教,并爱上了上尉俘虏,愿意跟他到基督教的国家去。她不断地从窗户里用竹竿给他们送信、送钱,使他们赎回了自由。然后,他买了一条船,带着索赖达逃出来,在航途中,又经过很多折磨,最后终于回到了西班牙。

  傍晚,客店里又来了一行客人,这是大理院审判官携带他十五、六岁的女儿克拉拉到墨西哥去上任的。上尉俘虏认出了这就是他分别了二十二年的二弟,弟弟也认出了自己的哥哥,二人紧紧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

  堂吉诃德怕有巨人或者凶徒艳羡这里的美人而来袭击,自愿担任守卫。

  天快亮的时候,女客们忽然听到悠扬婉转的歌声,这是一个年轻骡夫唱的情歌。审判官的女儿克拉拉听着听着就哭起来,随即向多若泰讲了年轻骡夫的故事:他叫堂路易斯,是阿拉贡绅士的儿子,有学问,又有诗才。尽管克拉拉的父亲把她看得很严,还是被路易斯瞧见了,他就爱上了她。虽然他们还没有机会说过一句话,但他总是在她窗下用手势向她表示爱情,她也爱上了他。当他知道克拉拉跟随父亲去上任的时侯,就扮作骡夫追随着她,她每次听到他的歌声就浑身发抖,怕父亲识破他,看出他们的爱情。

  多若泰答应为她帮忙,她们就睡了。整个客店寂静无声,只有店主的女儿和女佣人没睡,她们想捉弄唐吉诃德一番。原来,这客店的窗子都不临街,只有堆干草的屋子有个墙洞是朝外开的,两个姑娘在这个墙洞口看着。只见堂吉诃德骑马拄枪,一声声叹气,又痛苦、又凄凉,正情意缠绵地呼喊着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店主的女儿叫他过去。他疯疯癫癫的头脑立刻认为堡垒长官的漂亮女儿象上次那样痴情,又来纠缠。他说:“美丽的小姐,我可怜你,你所钟情的骑士只好辜负你的品貌和家世了。……他对一位小姐一见倾心,奉她为唯一的心上人,他爱情专一,不能再顾念第二个人了。”女佣人说:“只要你这双美手伸一只给她,就能平息她燃烧着的情火。”他只好满足她们的要求。他站在马鞍上,把手从窗口伸进去。女佣人拿来桑丘套驴子的缰绳,一头拴在他的手腕上,一头拴在门钌铞上。两个姑娘抽身跑了。堂吉诃德被吊着一只胳膊,一动也不能动,他认为这次又着了魔道。天刚透亮,来了四骑人马,店门还没开,就要打门进店。堂吉诃德并未放弃守哨职务,怕惊了美人们,阻止他们敲门。马一动,他就滑下马鞍,要不是吊着一只胳膊,就跌下地去了,痛得他狂叫大喊。女佣人听见喊声,赶紧跑到堆干草的屋里解下缰绳,堂吉诃德立刻摔在地下。

  新到的几个旅客是找年轻骡夫堂路易斯的。他的父亲不见了儿子,伤心得死去活来。堂路易斯认为大事未了,怎么也不能回去。后来审判官认出了街坊路易斯,路易斯只得向审判官说了如何爱他的女儿和求婚的话。审判官认为这门亲事不错,也就同意了。

  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该送堂吉诃德回家了。恰巧有一辆牛车跑过,他们用计把堂吉诃德关在笼里,放到牛车上。就这样,神父、理发师向一对对情人告别,堂吉诃德主仆二人也就离开了这着了魔的“堡垒”。

  他们在山坳里休息时,从笼里放出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和同行的主教就骑士小说、骑士道进行了辩论。无意中,遇见一个牧羊人,牧羊人给他们讲了一个不幸的姑娘被拐骗的故事。但牧羊人不慎说了游侠骑士的坏话,堂吉诃德怒火上冲,同牧羊人大打出手,彼此都被对方打得满脸是血。正在难分难解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音调非常凄楚的号角,堂吉诃德要求停战一会儿,他说:“准又出了要我去冒险的事,这凄厉的号角声是喊我的。”牧羊人放开了他。只见山坡下来了一队穿白衣服的人,装束象苦行赎罪的。原来那年久旱不雨,这是各村居民抬着圣母像去求雨的行列。堂吉诃德以为这是一群抢劫美女的强徒,他一心要解救那位披着丧服的女人,挥剑向抬圣母像的人刺去,不幸却被人用木棍打得滚鞍落马,跌翻在地。

  后来,人们只好又把堂吉诃德装到笼里放在车上,六天以后,到了他的故乡。堂吉诃德的外甥女、管家婆嚎啕大哭,咒骂倒霉的骑士小说,又祷告上帝把那些撒谎、捏造、胡说乱道的作者一个个都摔到地狱深处去。

  至此,堂吉诃德完成了第二次游侠冒险,《堂吉诃德》第一部结束。

  《堂吉诃德》第二部主要描写堂吉诃德的第三次游侠。

  堂吉诃德在家养病,管家婆“用了六百多个鸡蛋才调养得他恢复了一点原样”。一个月后,桑丘来看他,他听到“驽骍难得”连声嘶叫,觉得这是大吉之兆,便让桑丘准备一下,八天之后再出门一趟。参孙学士让他到阿拉贡王国的萨拉果萨城去,过几天那里要举行武术比赛,堂吉诃德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名震天下。在一天傍晚,他们又溜出了家门。

  去萨拉果萨前,堂吉诃德先到托波索,让桑丘领路,去拜见杜尔西内娅小姐。桑丘心想,他的主人是个该拴起来的疯子,我何不用乡下姑娘来哄他一下。凑巧,从托波索来了三个骑驴驹的乡下姑娘。桑丘对堂吉诃德说:“杜尔西内娅小姐带着两名侍女来瞧您来了。”堂吉诃德见是三个村姑,满腹狐疑。桑丘抢着迎上去,双膝跪下,堂吉诃德也赶紧跪在意中人面前,让他‘唯一的救星”来安慰这“伤心人”的“苦恼的心灵”。姑娘们抢白了他们一番,就抽身跑了。堂吉诃德怀疑是魔术家把他的情人变成一个又蠢又丑的乡下姑娘,竟连她身上的龙涎香都“变掉了”,有一股生蒜味。桑丘一口咬定她确实是杜尔西内娅小姐,可能是着了魔。

  晚上,主仆二人在大树底下过夜,遇见了自称“镜子骑士”的人以及他的侍从。“镜子骑士”对堂吉诃德说,他的意中人是当代第一美人,他最得意的是打败了鼎鼎大名的堂吉诃德,使堂吉诃德只好承认杜尔西内娅不如他的意中人。这些话激怒了堂吉诃德,声言要“用武力保卫真理”,和人家决斗。二人讲定的条件是:输家得听候赢家发落。“镜子骑士”的坐骑不听摆布,长枪又不顺手,被堂吉诃德打落马下。堂吉诃德解开“镜子骑士”的头盔一看,却是参孙学士,侍从是堂吉诃德街坊上的老朋友。堂吉诃德说,他尽管模样象参孙学士,却是魔术家变的“另外一个人”,他说:“你必须承认杜尔西内娅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否则,马上就叫你死。”参孙只好承认。原来这是参孙和神父、理发师共同商量的计策,参孙假扮“镜子骑士”,等把堂吉诃德打败之后,就命令他回乡,两年内不得出门。可惜参孙学士被打败了,只得让堂吉诃德继续上路。

  路上,碰到一辆插着“皇上”旗子的大车,车上拉的是关在笼里的两头凶猛的狮子,这是阿尔及利亚欧兰的总督进贡给皇上的礼物。堂吉诃德说,“魔术家尽管把狮子送来,也吓不倒我!”于是,催促管狮子的人打开笼子,他要和凶狮搏斗。人们苦苦劝说,桑丘含泪哀求,他只是不听。人们只得跑得远远的,让他听天由命。管狮子的人见人们跑远了,迫不得已打开了笼子。堂吉诃德怕“驽骍难得”害怕,决计步战。他跳下马,拔剑挎盾,一步一步向大车走去。那狮子大得吓人,狞狰可怕。它原是躺在笼里,这时转过身,伸了一下懒腰,又打了一个哈欠,用舌头洗了脸,脑袋伸出笼外,睁着一对火炭似的眼睛朝四面看了看,就掉转身子头朝里躺下了,再也没有动一动。堂吉诃德吩咐管狮子的人打它几棍,叫它发怒跑出来。管狮子的人说:“这个我可不干,我要惹火了它,我自己先就被它撕得粉碎了。””您的盖世神威已经有目共睹了,……对方不出场,那是对方出丑,胜利的桂冠就让那个等着交手的人赢去了。”堂吉诃德说:“这话不错。朋友,把笼门关上吧。”从此,堂吉诃德就改称为“狮子骑士”了。

  途中,堂吉诃德又碰上一伙吃喜酒的人,他们是来参加财主卡麻丘和绝世美人季德丽亚的婚礼的。他们说,季德丽亚爱着本村青年巴西琉,她的父亲嫌贫爱富,硬把女儿许配给财主卡麻丘。堂吉诃德同情巴西琉,认为他应该和季德丽亚结婚。次日,卡麻丘举行豪华的婚礼,在盛宴方开之时,巴西琉出现在新娘新郎面前,咒骂季德丽亚负心,然后用剑刺穿了自己的胸膛,鲜血淋漓。临死前,要求季德丽亚答应和他举行婚礼。堂吉诃德说:“巴西琉要求的事合情合理。”季德丽亚深受感动,跪在他身边,说她愿意嫁给他,做他的妻子。神父为他们祝福后,巴西琉一跃而起,自己拔掉了穿身的剑。原来巴西琉刺穿的是缚在身上的一根灌血的铁管子。卡麻丘受了捉弄,要和巴西琉厮杀。堂吉诃德大声喝道:“季德丽亚和巴西琉的姻缘是按照天道和天意安排的。”“上帝配成对,世人拆不开。谁想拆开他们俩,先得吃我手中枪!”再加上神父劝解,才平息了卡麻丘的怒气。巴西琉和季德丽亚觉得堂吉诃德是个“有胆气的正直人”,带着他一同回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主仆二人在新婚夫妇家中呆了三天,主人家简直把他们当王公一样款待。随后堂吉诃德找了一个向导,到蒙德西诺斯地洞去探险。从洞里上来后,编造了一篇着魔的骑士恋爱的故事,还说在洞里看见了着魔的杜尔西内娅小姐,她还托一个侍女从他那里借去四个瑞尔呢!侍女行谢礼的姿式也很特别,她凌空一跳,离地有两个瓦拉。

  堂吉诃德住到客店里,演傀儡戏的名手贝德罗师傅为客人们演了一出戏。戏名是: 《鼎鼎大名的堂盖斐罗斯解救梅丽珊德拉》。当演到堂盖斐罗斯从摩尔人手里救出妻子梅丽珊德拉、飞马逃跑、大队摩尔人从后面追来的时候,堂吉诃德看见那么多摩尔人,听到响成一片的鼓角声,觉得该为逃亡的一对出把力,就站起来,大喝一声:“不许追赶!不然的话,先得跟我打一仗!”说着他拔剑跳到戏台旁边,恶狠狠地向戏里那些摩尔人砍呀,刺呀,劈呀、扫呀,剑如雨下,有些傀儡被砍倒了,有些碎了脑袋,有些折了脚,有些剁成了块儿。幸亏贝德罗师傅一蹲身,缩着脖子趴下了,要不他那脑瓜儿也被劈成两半了。没一会儿,一座戏台全被打塌了,道具和傀儡七零八落。看戏的乱作一团,吃惊不小。堂吉诃德却说: “游侠骑士是世界上少不了的!……要不是有我在这里,英雄堂盖斐罗斯和美人梅丽珊德拉的下场就不堪设想!……所以骑士道在这个世界上比什么都要紧,应该水远流传下去!”结果,他赔了贝德罗师傅一大笔钱,才算了事。

  主仆二人又踏上了去萨拉果萨的道路。途中,他们决计先到艾布罗河两岸附近观光一番。当他们正要走上一个山头时,忽听得震耳的鼓角声和枪声。原来这是驴鸣镇的人和附近村子里的人打群架。驴鸣镇的人因为学驴叫而遭到邻近村人的嘲笑。他们忍无可忍,就结队出来打架雪愤。堂吉诃德赶来劝架,提出只有为五件事才该不顾生命财产,拿起武器奋战。多嘴的桑丘插话说“听人家学一声驴叫就发火是没道理的”,他自己就会学驴叫,说着手捂着鼻子学了一声驴叫,叫得非常响亮,震荡得周围山鸣谷应。刚学完他就被人打下驴来。堂吉诃德刚想动手,雨点似的石子一阵阵向他打来,数不尽的大弓和火枪都瞄着他,他见势不妙,抛下被打昏的桑丘跑了。那帮人把刚苏醒的桑丘抬放在驴背上,让他跟上了主人。

  堂吉诃德二人出了白杨树林,走一程又一程,到了艾布罗河边。两岸风光明媚,河水溶溶,清澈悠缓,象流动的水晶。这一派景色勾起堂吉诃德如梦如幻的情思。他发现河边树上拴着一条空船,心想“准有骑士或什么贵人落了难,情势危急”,特派这只小船邀他前去救援,便割断船缆,带桑丘上船,顺流而下,差点被卷进磨房水车轮子搅出的急湍里去。磨房工人急忙拿出长棍拦挡,堂吉诃德却拔剑挥舞,要他们先放出水牢里关押的骑士。工人们只好掀翻船只,把他们二人打捞上岸,小船已被水车撞得四分五裂。几个渔夫要剥桑丘的衣服,堂吉诃德只好付五十瑞尔赔他们的船,上魔船的冒险就底结束。

  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垂头丧气地继续前行,第二天夕阳西下,他们刚走出一簇树林,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女猎人。原来是公爵夫妇在打猎。公爵夫妇邀请主仆二人到他们的堡垒里去,并按骑士礼节接待他们。堂吉诃德刚到门口,两名小厮把他抱下马,男女家人夹道欢迎,高呼:“欢迎天字第一号的游侠骑士”。大家都拿着成瓶的香水往堂吉诃德和公爵夫妇身上洒。堂吉诃德确信自己是游侠骑士,而不是虚想的了。公爵夫妇仿照骑士小说的一套,安排了许多奇事来捉弄他们主仆二人。

  一天,公爵夫妇邀请他们主仆俩去打猎。夜色朦胧,忽见森林周围象着了火似的,四面八方响起号角声,好象有大队骑兵过境。公爵目瞪口呆,公爵夫人满面惊惶,堂吉诃德在诧怪,桑丘瑟瑟发抖。一个魔鬼前来送信,他说:“前来的六队魔法师,带着一辆凯旋车,车上是天下无双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她着了魔,现在和法兰西勇士蒙德西诺斯同来通知堂吉诃德,怎样为她解除魔法。”随即听到喇叭声、鼓声、炮声、枪声、可怕的车轮声,在拉杂喧嚣声中,魔鬼、老者、魔法师的车子过去了。接着就是和谐悦耳的音乐,随着音乐声,开来一辆凯旋车。车上坐着由小童装扮的杜尔西内娅。魔法师对他们说,要解脱杜尔西内娅的魔法,得叫桑丘脱下裤子,露出屁股,自己狠狠鞭打三千三百下,桑丘断然拒绝。“杜尔西内娅”骂他是混账侍从、铁石心肠的傻瓜,公爵也说他太残忍,“残忍的人做不成总督。”桑丘无奈,只好嘟嘟嚷嚷地答应了。

  一天,大家正在吃饭时,有个白胡子“三围裙”求见,说他是冈达亚王国“三尾裙伯爵夫人”的侍从,巨人魔术家把她们变成了长胡子的,求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去解救她们的灾难。堂吉诃德答应为她们“效劳”。但是,主仆二人得骑上飞木马才能到遥远的地方和魔术家决斗。他们被蒙上眼睛,跨上木马,只觉得木马腾空而起,耳旁风声大作,面前灼热,胡子大部分烤糊了。原来木马旁边有的人在用大风箱对着他们鼓风,有的人在用烟火熏他们。公爵夫妇听着他们有趣的对话,乐不可支。最后,点燃木马的尾巴,马肚子里满满的花炮爆炸了,把烤得半焦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抛在地下。

  一场“决斗”就这样胜利了。桑丘说:“我把蒙眼睛的手绢掀到眉毛上,看见自己离天不过一两拃的远近。”堂吉诃德说,“我倒真是觉得在天空飞,而且将近火焰层了。”

  公爵夫妇决定以堂吉诃德的名义答应让桑丘去做海岛的“总督”。临上任前,堂吉诃德多次作了有益的告诫。桑丘由许多人簇拥着,带着以总管为首的“随从”走马上任了。到任的第一天,就为他安排了三个告刁状的,桑丘应付裕如,审理得很好。但在吃饭时,总督医师说这道菜伤脾胃,那道菜香料多……不让他吃饭,他大为恼火。桑丘做了七天“总督”,审案件、下指示、立法令、出公告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晚上,他饭没吃饱,酒没喝足,正在床上躺着,忽听人声、钟声、鼓声、号角声闹成一片。二十多个人举着火把,拿着剑,冲他高喊:“拿起武器呀,总督大人!”说是公爵的敌人已入侵海岛,让桑丘穿戴盔甲,统率他们打退敌人。可怜的桑丘被两块盾牌夹着,既不能弯腿,也不能迈步。刚起步就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下。那群恶作剧的家伙看他跌倒在地,就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不断用剑在他盾牌上乱砍。桑丘气愤至极,等天一亮,就辞去了“总督”职务。他说:“把人这样捉弄,只能一次,我凭上帝发誓:不论这里或那里,即使总督的官儿扣在两只盘子里端给我,要我接受呀,就是要我没有翅膀飞上天。”骑上他的灰毛驴儿走了。快走到公爵府的时候,不幸连人带驴一同掉进了地洞里。

  堂吉诃德这几天在公爵府里也没有得到一刻安宁。一天晚上,公爵夫人的一个侍女在堂吉诃德敞开的窗前对他唱歌求爱。因为他忠贞不二,永远是杜尔西内娅的人,就关上了窗子。第二天晚上,侍女又来了,正当他用歌声谢绝侍女的“痴情”时,忽然在过道里出现了一条系着一百多个铃铛的绳索,随即又倒进一大口袋猫儿,尾巴上都系着小铃铛,铃铛声和猫叫声闹成一片,堂吉诃德毛骨悚然。恰有三只猫儿从窗格上落进堂吉诃德的卧房,东蹿西跳,好象屋子里来了成群的魔鬼,他举剑乱刺。不幸一只猫儿跳到了他的脸上,抓住鼻子乱咬,痛得他大叫大喊。公爵夫妇急忙赶来,从他脸上把猫拉下来。堂吉诃德的脸已经被抓得鲜血淋淋,鼻子也不很完整了。

  堂吉诃德在屋里养伤时,公爵夫人的傅姆真的来向堂吉诃德求救。她说,她的女儿被一个大富农的儿子骗上手以后就抛弃了,告到公爵那里他也不管。她只好来求堂吉诃德为她们作主了。傅姆在诉苦的过程中,说了公爵夫人的坏话,结果话音未落,便有两个蒙面凶手闯进来,关了灯,把她和堂吉诃德痛打一顿。堂吉诃德想不明白是哪个恶法师这么害他。堂吉诃德伤痕痊愈,便想离开公爵府继续行侠。起程前傅姆再次求堂吉诃德为她女儿主持公道,公爵夫妇也想用这件事捉弄堂吉诃德,就决定让堂吉诃德和富农的儿子来一场决斗。富农的儿子闻信逃跑了,公爵让一名经过训练的小厮代替他。堂吉诃德在准备去决斗场的途中,听到桑丘在地洞里叫喊,就喊人把他救了上来。在决斗之前,小厮一眼瞧见了傅姆漂亮的女儿,就顿时爱上了她,他不顾公爵的策划,表示不愿拚命,愿意和她结婚。当傅姆的女儿知道他是小厮的时候,也表示愿作小厮的正式妻子,不愿做绅士玩弄的女人。堂吉诃德不战而胜,大家为他欢呼!但那小厮却被公爵夫妇关押了起来。

  第二天清早,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就向公爵夫妇辞行,踏上了通往萨拉果萨的大道。当他们在客店里看到伪书《堂吉诃德》第二部把他们主仆二人污蔑得不象样时,就一心要揭露伪作者的谎言,决定不去萨拉果萨,而直达巴塞罗那,因为巴塞罗那也有比武。

  路上,遇到侠盗罗盖·吉那特,由罗盖介绍,巴塞罗那城的富绅堂安东尼欧成了他们主仆二人的东道主。堂安东尼欧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一天,堂安东尼欧带堂吉诃德上街闲逛的时候,偷偷在他衣背上钉了一方羊皮纸,上面大字写道:“这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街上无论大人还是小孩看见堂吉诃德背上的标签,都跟着他,念着他的名字,他高兴地说:“游侠骑士道最受人器重,谁当了骑士就名满天下,天涯地角的人都知道他。”堂安东尼欧带着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到海船上参观,舰队司令按贵宾仪式的规格接待了他们。在海船上,他们听到了摩尔人李果德父女被西班牙当局驱逐之后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家同情他们的遭遇,愿意为他们留在西班牙而奔走。

  一天清早,堂吉诃德披戴着全副盔甲到海边闲逛。忽见一位骑士迎面而来,也全身披挂,盾牌上画着一个亮晶晶的月亮,自称“白月骑士”。他对堂吉诃德说:“我为了自己的情人,特来和你比武!”他非让堂吉诃德承认杜尔西内娅不如他的情人美。堂吉诃德接受了挑战。决斗的条件是:“白月骑士”赢了,堂吉诃德放下武器,在家呆一年,剑把子也不许碰。若是“白月骑士”输了,他的脑袋由堂吉诃德处置。总督和堂安东尼欧闻信赶来,总督认为这不可能是认真决斗,也就同意了。“白月骑士”纵马猛冲,把堂吉诃德撞落马下,堂吉诃德被摔得浑身疼痛,昏头昏脑,只好放下武器。“白月骑士”得胜之后,跃马扬鞭,扬长而去。堂安东尼欧派人探听“白月骑士”的来历,原来他仍是参孙学士,参孙这次又是专程来哄堂吉诃德回家的。

  尽管堂吉诃德又烦闷、又气恼,也不得不按照决斗条件捆上自己的武器解甲归田。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让桑丘继续打鞭子,以解救他的着魔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

  堂吉诃德回家以后,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想当个牧羊人。但因忧郁成疾,终于卧床不起。临死前,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荒谬的骑士小说每一本都讨厌,也深知阅读这种书是无聊、最有害的事”,对毒害他的骑士小说“深恶痛绝”。并立下遗嘱,让他的唯一亲人、遗产的继承者——外甥女嫁一个从来没有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得不到他的遗产。奇情异想的拉·曼却骑士如此结束了一生。

  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写了如下一首墓铭:

  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一生惑幻,监殁见真。

  荒诞与理性—— 《堂吉诃德》思想艺术分析

  塞万提斯所创造的《堂吉诃德》究竟是一幅“逗人发笑”的光怪陆离的荒诞漫画,还是一曲“可悲可叹”的理想主义的祭歌?他究竟是为了象他自己反复申明的那样“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还是蕴藏着“揭露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更深一层动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审美倾向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也许正是《堂吉诃德》的这种多重品味,导致四百年来众多评论家们喋喋不休地争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堂吉诃德》最早是作为“通俗小说”而风靡于西班牙的。当时的西班牙人喜爱读“骑士小说”,就象今日许多中国人迷恋“武侠小说”一样,于是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行侠仗义”的滑稽故事使举国上下如痴如醉。人们喜爱的是它的“逗乐”和荒诞不经,所以他们呼唤“再来些堂吉诃德故事吧!只要写堂吉诃德冲杀,写桑丘·潘沙多嘴,随他怎么写,我们都喜欢。”当时的某些高雅文士们如维加等,之所以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不屑一顾,也是因为其“可笑”与“荒诞”。在英同,人们最早看到的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可笑的疯子”。英国文学评论家艾狄生就把《堂吉诃德》与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

  渐渐地,人们象嚼橄榄似的嚼出它辛辣的讽刺意味来。自从《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就再也没有“骑士小说”出版了。后来,人们品味到的苦涩越来越浓烈,许多人因此而愤慨起来。拜伦认为塞万提斯在微笑之中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连同英雄精神一起“挥去”。英国批评家约翰·罗斯金进一步认为,塞万提斯的讽刺不仅给西班牙,而且给全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在消灭骑士尚武精神的同时,“使纵欲代替了忠心、抢劫代替了保护、背叛代替了忠诚、自私自利代替了骑士精神。”德国诗人海涅也持同样看法,他说塞万提斯的讽刺,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武士的英风侠骨和“人类一切激昂奋发的热情举动”都当作笑柄。

  当时还有许多人和批评家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考证过具体的讽刺对象。如《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就曾经肯定地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就是讽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著名统帅梅迪纳·西陀尼亚公爵的。这种烦琐考据显然背离了塞万提斯的创作初衷。

  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堂·吉诃德成为“可笑又可爱”的人物。菲尔丁的一系列作品被誉为“《堂吉诃德》在英国文学中最强壮的分支。”菲尔丁发现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在剧本《咖啡店里的政治家》中,借剧中人之口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与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剧本 《堂吉诃德在英国》,描写了这位西班牙的旅行者在英国的遭遇,剧中他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这里的堂·吉诃德不是一个“可笑”的讽刺对象,而是一个讽刺社会的英雄。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则明确地标明“约瑟·安德鲁斯及其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先生的冒险故事,仿塞万提斯的风格而作”。小说描写的亚当斯牧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书呆子,他乐于助人却不了解社会,所以常常吃亏上当。在他遭受挫折的窘境中,他总可以通过重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使自己得以安慰。在菲尔丁的影响下,英国文学中诞生了许多“可爱又可怜”的吉诃德式形象。如斯泰恩笔下的托贝叔叔,哥尔德斯密斯书中的普里姆罗斯牧师,狄更斯 《匹克威克外传》中滑稽幼稚的匹克威克先生,威廉·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出于破除宗教迷信、反对专制极权、建立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人们更加注意到堂·吉诃德的理性与道德观念。他逐渐不再是人们的笑料了,而被评论家们置于与普罗米修斯或安提戈涅一样具有道德严肃性的高度上进行讨论,并加以重新评价。英国诗人蒲伯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寇尔列支认为,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鉴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他的感觉并没有错乱,只不过是想象力与纯粹理性太强了,当感觉所证明的东西不符合他的想象与理性,他便把感觉撇在一边。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理性与想象力。这时,人们又看到了一个真诚专一的、具有“超越精神”的、严肃的道德楷模和理性象征。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眼中,堂·吉诃德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他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追求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可笑更可悲”。他们认为,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而不是笑。英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威廉姆·海兹利特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德国批评家弗雷德利奇·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海涅认为,《堂吉诃德》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想教早已成为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他反对说《堂吉诃德》具有反宗教、反专制的意味。他说,“在《堂吉诃德》里听不见反对旧教的声音,反对君主的极权的声音也一样听不见。那些听见这种声音的批评家显然错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文学家的眼中,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认识被升华到接近形而上的高度。别林斯基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毫无理解,才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疯子,“假如这种勇敢、这种善心、这种虔诚,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使用的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那么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认为,堂·吉诃德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天性本身是荒唐的,他总也看不到现实的真实情景,总也不能把自己伟大心灵的全部充沛的力量使用的合乎实际与合乎时宜。屠格涅夫在比较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形象时,把他们的区别归结为:一个是犹豫的、内省的怀疑论者;另一个是为实现某种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行动主义者。他认为,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可以承受种种艰难困苦,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为了反抗敌视人类的势力——巫师、巨人——即是反抗压迫者。在他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痕迹,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儿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成了耶稣受难般的“基督精神”,他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以《堂吉诃德》为典型的,并认为《堂吉诃德》是“人类思想中最后的、最伟大的词汇,人类可能表达的最辛辣的讽刺。”

  从上述各种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塞万提斯的意图在数百年的争吵中逐渐得以升华,塞万提斯所强调的对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似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茅盾更为清醒些。他甚至反对拜伦所说“塞万提斯微笑着挥去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他说,“不,骑士制度在西班牙早已死了,而是塞万提斯微笑地结束了西班牙的 ‘骑士文学’!”他认为《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给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的人生画了一幅再真切再清楚也没有的画像”。

  杰出的讽刺漫画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本意是讽刺当时广泛流行于西班牙以及整个欧洲的骑士小说。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主要是描写封建骑士的惊险遭遇和他们离奇的爱情故事,歌颂骑士的冒险精神和他们“忠君、护教、行侠”的“骑士道精神”。它是体现封建贵族阶级精神特征的文学,也是当时世俗的贵族阶级文学的主要成就。所谓“骑士”,是从属于封建君主和大领主的贵族武士。最早的骑士主要来自中小贵族,后来领主的家臣或富裕农民也可以成为骑土。对中小贵族来说,成为骑士是一种荣誉,是其地位与家产的象征;对于那些家臣和部分农民来说,成为骑士是他们“改换门庭”的途径,是他们人生奋斗成功的标志。骑士们替封建君主或大领主打仗,可以得到君主或大封建领主赏赐的土地和金钱,从而成为小封建主,但仍是封建主阶级最低一层的等级。在欧洲中世纪的几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由于战争的需要,骑士的地位大为提高,形成了固定的骑土阶层和所谓骑士精神。到十二世纪,出现了“骑士团”,从封建君主到拥有大小爵号的封建主都参加了骑士团组织。由此可见骑士地位的显著提高和他们在封建统治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封建主的子弟从小就接受训练,以便长大后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士。当他们已训练合格、具备骑士条件时,还要举行庄严的仪式,然后才正式成为骑士。骑士的信条是“忠君、护教、行侠”,此外还要学习音乐、作诗,做“文雅知礼”。骑士把自己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不仅要忠实地为主人服务,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主人。女主人在骑士心目中象圣母一样神圣,这一点后来发展为对贵妇人的爱慕与崇拜。能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和赢得胜利,搏得贵妇人的欢心,在骑士看来是最大的荣誉。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所谓的“骑士精神”。骑士的忠君、护教,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他们对贵妇人的爱慕、崇拜也有颓废和矫揉造作的特点。不过,他们所提倡的锄强扶弱、保护妇女、尊敬老人等道德信条以及要求突破禁欲主义束缚、向往世俗爱情的愿望,是有其积极和进步意义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兵器与战争的改观,新型兵役制度——雇佣兵役制的兴起,骑士的作用逐渐下降,骑士制度日趋衰落。骑士们生活在王宫和大贵族的宫廷里,一味追求“典雅”与享乐,其腐朽的寄生本质日益暴露,他们引以为荣的尚武精神也荡然无存。到十五世纪后半期,竟出现许多“强盗骑士”,他们在欧洲各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比如在日耳曼的许多封建堡寨里就有无数这样的“强盗骑士”,经常抢劫那时新兴于莱因河两岸的商业都市,以致新兴的商业阶级不得不组织雇佣兵,抵抗“骑士”们的掠夺。

  骑士文学也同骑士制度的发展演变一样,到十五世纪中后期日益衰落,其内容也越来越荒诞离奇。到十六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一些国家已近于绝迹,为其他文学形式所代替,但在西班牙却仍有大量读者。当时在西班牙流行着五、六十部骑士小说,影响最大的有三部,即 《高卢的阿马狄斯》(1508年)、《著名的白骑士悌朗德传》(1511年)和《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1567年)。这几部小说在《堂吉诃德》中多次被提及。由于这几部小说风靡一时,就出现了许多续集。如《阿马狄斯》的续集就达三十二卷之多,不但续出了阿马狄斯本人的故事,还创造出他子孙后代的“罗曼史”:其中有他儿子《艾斯普狄安的丰功伟绩》,他孙子《里色尔特传》,曾孙《希腊的阿马狄斯》等千奇百怪的冒险故事。最早的故事背景是在英国,后来移到了君士坦丁、到了巴比仑、到了任何一处。这些作品越到后来越差,平庸拙劣,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

  塞万提斯所厌恶的正是这类粗制滥造的小说。他在《堂吉诃德》中借教长之口批评道:“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这种小说……千篇一律,没有多大出入……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人要从实际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心赏神怡;一切丑陋、畸形的东西不会引起快感。如果小说里讲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挥剑把一个高塔似的巨人象杏仁糕那样切成两半,或者描写打仗,敌军有百万之众,而主人公匹马单枪,准获全胜,不管读者信不信,这种小说怎么能动人呢?”塞万提斯认为这类小说荒谬、愚昧,违背了生活真实,败坏了人类道德,对社会有恶劣影响。于是,他决计以“荒诞”反对“荒诞”,让愚昧的“堂·吉诃德”去消灭骑士小说在愚昧的读者中间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在书的结尾,塞万提斯再次强调,他除了要使人们憎恨那些虚妄荒诞的骑士小说之外,并没有别的愿望。

  《堂吉诃德》的全部情节都在于实现塞万提斯“讽刺骑士小说”这一任务。它描写一位乡绅阿隆索·吉哈达饱读骑士小说之后,“走火入魔”,失去理性,决心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铠甲,拿起武器,骑马漫游世界各地,“把书上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照办”,建立一些配得上他那位“美人”的功绩。塞万提斯用讽刺的笔触写来,一开始就将读者引入忍俊不禁的境地:在我们眼前上场的不是一位热情英俊的骑士,而是一位破了产的又老又干瘪的小乡绅;他的坐骑不是一匹高贵的骏马,而是一匹皮包瘦骨、“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一瑞尔可兑换八文铜钱)”的驽马,不过名字倒挺高贵、响亮:驽■难得;他心目中的美人是“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的农家女子,而不是什么高雅的贵妇人;他的盔甲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护身符,而是用锈铁和硬纸壳拼凑的“假冒产品”。在所有的“骑士行头”准备完毕之后,我们的主人公以高贵的“堂·吉诃德”为名上路了。他要去扫除暴行、扶助羸弱、补救错失、改革弊端,行使一个游侠骑士的责任。建立丰功伟绩的狂热,使他失去了对现实的直觉感受,他生活在自己所营造的幻想世界里。他把路旁的客店看做有着了望塔、深深的护城沟和吊桥的城堡;他把妓女当做贵妇人,把猪倌吹响的召集猪群的号声当做召唤骑士的号角;把旷野里的风车当做挥舞着粗臂的凶恶巨人;把羊群当做敌对的两军;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魔法家曼布利诺的纯金头盔;把河边一只无人的小舟当做魔法家接他去迎救落难骑士的神舟,结果几乎被水冲到磨房水轮下面丧了命。如些等等的奇情妙事不一而足。

  堂·吉诃德骑士这种无视任何现实感觉的漫无边际的幻想,使他成了人们的笑柄,生活最终无情地作弄了这最后一个游侠骑士。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种疯癫可笑的荒唐遭遇,向世人表明阅读骑士小说会给人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正如堂·吉诃德外甥女劝戒她舅舅所说的那样,“唉,舅舅!您可知道,游侠骑士的故事都是胡说八道。他们的传记如果还没有烧掉,至少该给它们穿上囚衣或插上标签,让人知道是伤风败俗的坏东西。”最后,这位周游各地到处“行侠”的骑士被折磨得疲惫不堪时,才从自己疯狂的幻想中苏醒过来,对骑士小说宣布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它们是荒诞的梦话和呓语。他说:“我现在把阿马狄斯·台·迦乌拉和他那帮子子孙孙都看成冤家对头,觉得荒谬的骑士小说每一本都讨厌,也深知阅读这种书籍是最无聊、最有害的事。我现在靠上帝慈悲,头脑清醒了,对骑士小说深恶痛绝。”他还在遗嘱中要求她外甥女一定不能嫁给一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将取消她应得的全部遗产。

  塞万提斯不仅仅讽刺地模仿了骑士小说的题材,而且无情地揶揄了它们的叙述方式和文体。比如堂·吉诃德第一次出门游侠,他得意满怀,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他的伟大业绩传闻于世,一定会有写骑士小说的“大手笔”来记述他第一次“出马”的情形,那肯定是这样开头的:

  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披布在大地的广博表面

  的时候;毛羽灿烂的林中诗人,美丽如画的鸟儿,刚刚啭动着它

  们小巧的簧舌,啼声宛啭地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女神啊,离

  开了醋坛子丈夫的温柔软床,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

  口、一个个阳台上与世人相约;正在此时,大名鼎鼎的骑士堂吉

  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了懒人的鸭绒被褥,跨上他的名驹

  驽骍马难得,进入了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帖艾尔郊原。

  这段词藻华美的陈辞烂调,其实一句普通的口语即可表达,如“当太阳初升,朝霞未散,林鸟始啼的时候,侠士堂吉诃德骑马跨上征程…云云”。然而在吉诃德先生所读的那些骑士小说里,“作家”们能够象堂吉诃德想象的这样“措词”,已是一流漂亮的文字了,中世纪那些爵爷和贵媛们所喜爱的便是这种调子。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骑士小说家们献给骑士的一些无聊的十四行诗和献词;吉诃德受封骑士时的可笑情景以及他模仿小说中的骑士向妇女们献殷勤的繁缛礼节;每到生命攸关当口,骑士们便向情人们念念有词地褥告的荒诞场面,等等。塞万提斯辛辣的模仿和无情的嘲弄,的确把游侠骑士的荒谬行径和骑士小说的虚幻无聊挖苦得淋漓尽致,使读者们在哈哈大笑之中埋葬了那些平庸拙劣的骑士小说。

  塞万提斯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骑士小说,他只是反对那些“文笔粗野,事迹离奇,写爱情很不雅,写礼貌失体,战事写得罗嗦,议论发得无聊,旅程写得荒谬”的不切实际、不近人情的骑士小说。至于骑士小说这种文体,有才情的人还是可以借用的,因为它“没有韵律的约束,作者可以大显身手”,“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事实上,塞万提斯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就是想按自己心目中的规范写一部“理想的骑士小说”。正如伏里契所评论的那样,塞万提斯“一面以嘲笑来埋葬了骑士的世界和骑士的文学,但同时亦用了诗的辉耀的圆光来围照着自己的 ‘悲哀姿态的骑士’的头颅”。

  深刻的社会主题

  如果把《堂吉诃德》仅仅看作是讲述了一个疯骑士癫狂胡闹的荒诞故事,如果《堂吉诃德》也仅仅是承载着塞万提斯单纯的文学讽刺任务,那么它就不会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评论家们也不会产生如此分歧的看法。 《堂吉诃德》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越了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形象大于思想”的文学现象在这部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作家本人在历经十载的创作过程中也不断修改着原先的写作计划。塞万提斯最初打算写一个短的故事来讽刺骑士小说,但写到后来,故事发展了,内容充实了,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了,作者的情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后形成了近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塞万提斯将自己一生的坎坷生活、社会经历、人生理想和喜怒哀乐都融入了作品,从而使它具有了丰厚的多层次的内涵。

  《堂吉诃德》的不朽意义,首先在于它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给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广阔的生活画图。正如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评价的那样,塞万提斯以他的作品“对小说的思想倾向给了决定性的打击,使它面向现实。他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具体的。典型的。与其说他是讽刺那种写小说的老一套手法,不如说他是描绘现实。”的确,尽管塞万提斯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是荒诞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疯傻的,但是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围绕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却是具体的、现实的。

  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冒险经历给读者展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贫苦的乡村到繁华杂乱的城镇,从荒野偏僻的小客店到豪华气派的公爵城堡,从深山到平原……农民、牧羊人、市民、工匠、商人、理发师、僧侣、牧师、囚犯、强盗、店主、妓女、女佣、贵族、法官、总督、公爵、公爵夫人等等——塞万提斯通过这不同的生活场所、形形色色的七百多个人物,把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展现得活灵活现。透过这幅画面,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个社会的罪恶与黑暗,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苦难与悲哀。一方面是王公贵族的荒淫腐朽、豪华享乐,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的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残酷暴虐,另一方面是被压迫者的痛苦呻吟。塞万提斯在讽刺和挖苦荒诞的骑士小说的同时,不可能不无情地讽刺和揭露形成这一荒诞奇观的荒诞社会。

  忠厚老实的桑丘·潘沙十分勤劳能干,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为别人扛长工,仍不能使全家免受“忍饥挨饿”之灾。为了使心爱的儿子有钱上学、待嫁的女儿能置得起嫁妆,很讲实惠的桑匠才在堂·吉诃德的“工钱”和“当总督”的诱惑下,出门冒险行侠。为了多赚几个钱,他不得不满足主人的“疯傻”,打自己三千三百多皮鞭 (尽管他没有真打)。牧羊的穷孩子安德瑞斯为了讨得工钱被主人打得皮开肉绽,九死一生,结果一文不得。从军的少年也是因为穷困不堪,才不得不去当兵,他把仅有的一身好衣服脱下背着走,边走边唱:“我从军是因为穷困,如果有钱我决不肯”。与贫苦人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族绅士的豪华富贵和穷奢极欲。在淫逸享乐的生活中过得百无聊赖的公爵夫妇,为了拿堂·吉诃德主仆“开涮”取乐,竟不惜巨资,制作奇装异服,组织仆人、奴隶,扮演成魔鬼、军队、落难的贵妇人等,捉弄堂·吉诃德和桑丘 (第二部三十四、三十六章)。他们把可怜的桑丘脱得只剩一件衬衣,用两个椭圆形的盾牌将他牢牢地捆在中间,“膝盖都动不了”,然后簇拥着他去“战斗”。他摔倒在地,象“半只腌猪”,这群恶作剧的家伙,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不断用剑在他的盾牌上乱斫”,“有些人被他绊倒,有些人跌在他身上,有些人竟把他的身体当作了望台,好一会站在上面指挥”,直到他昏晕过去才作罢 (第二部五十三章)。公爵夫人嫌她彬彬有礼的男仆过于多礼,便“拔出身边剪刀套里的粗针、或许是钻子,往他腰里直刺”,“肚子戳穿了”,又辞了他,男仆含恨而死(第二部四十八章)。这一切都是在高贵有礼、慷慨仁慈的华美外表下进行的。贵族们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彬彬有礼地折磨残杀穷人,这就绝不是什么可笑的“恶作剧”了!

  拉·曼却地区的一位乡下财主,因为有钱便活生生拆散了一对“两小无猜”的恩爱情侣。他的婚礼办得排场极了,“青草地上全搭上凉棚,遮盖得阳光不进”,请来大批的人上演各种舞蹈,“整棵榆树做成的大木叉上烧烤着整只公牛……炖肉的沙锅……能吞掉屠宰场上所有的肉……装五十多斤的皮酒袋,有六十多只,满满的都是上好的醇酒。白面包堆得象打麦场上的麦子。干奶酪漏空着砌成了一垛墙,……”整个宴席,“可供一队战士放量大吃”(第二部第十九、二十章)。同属拉·曼却地区的桑丘简直看傻了,也吃傻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位乡下财主的宴席就如此丰盛,那些爵爷们的排场就不用再说了。

  当那些豪门贵族们百无聊赖地沉醉于打猎、宴庆、游乐时,贫苦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抬着神像,祈求上帝开恩“普降甘霖”;大道上走着一队队“大铁链子扣着脖子”被送到海上做苦工的“囚犯”;树枝上挂着一个个被官兵捕杀的强盗的尸体……塞万提斯用这样的一幅幅图画告诉我们,干旱和饥饿逼迫得穷苦农民铤而走险,不是流落为贫民窟的流浪汉、小偷和骗子,便是落草为寇,但最终都逃脱不了悲惨的下场。那些被判罚到海上服苦役的人,简直和判死刑一样,他们被铁链锁到船上,在烈日下赤身裸体,拼命划桨,监工还挥鞭向他们背上乱抽。当桑丘看到这种情景时,不禁惊讶而感叹地说:“这样倒霉蛋干了什么事,要挨这样的鞭打呀?吹哨的家伙怎么一个人胆敢鞭打这么多人呀?现在看来,这里就是地狱了,至少也是炼狱。” (第二部六十三章)的确,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真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腓力普二世统治时期 (1556—1598),统治阶给为了镇压国内百姓和属地人民的反抗、和天主教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军队、“神圣友爱团”、宗教裁判所等组织,以火刑等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来镇压反对封建制度的力量。对一切反抗国王和教会的人都加以异端的罪名,轻则籍没财产,重则施以火刑。腓力普二世在位四十二年,在西班牙就举行过一百多次火刑,每次少则烧死数人,多则一次烧死八、九十人。腓力普三世 (1598—1621)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连年对外征战,劳民伤财,损兵折将,死骨累累,他还将几十万从事小手工业的摩尔人驱逐出境,大批人死在流亡的海上。

  塞万提斯在小说中借“疯骑士”之口,揭露了西班牙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腐朽与荒诞,指出它是保护骑士们和贵族们横行霸道的制度与法律,是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制度和法律。当堂·吉诃德被“神圣友爱团”逮捕时,他说:“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呀?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依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谁连这点都不懂吗?再说吧,绅士只要封了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多。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的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帐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这段“疯话”却道出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律和那些苛捐杂税的真实本质。

  塞万提斯还通过几对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谴责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歌颂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爱情自由忠贞的人文主义爱情观。乡村青年巴西琉和季德丽亚反对趋炎附势、只重财产不顾感情的包办婚姻,他们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千方百计抗争,终于赢得了财主卡麻丘的让步;贵族青年卡迪纽和陆莘达为寻求自由与幸福,离开家庭,逃到荒山野谷来反抗封建势力的胁迫。年青貌美的富家少女玛赛拉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不愿受门第和财产的束缚,逃到荒山野林中当了牧羊女。许多贵族青年和富家小伙子都装扮成牧羊人追她求婚。其中大学生格利索斯托莫因思恋过度,忧伤而死,他的朋友们因而指责玛赛拉心肠残酷,是“害人精”“杀人犯”。玛赛拉来到葬礼上,当众为自己辩护。她说:“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得你们不由自主地爱我;因为你们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这是没有道理的”。“美人并不个个可爱……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因为美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 凭什么只因为你说很爱我,我就该勉强自己来爱你呢?……     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遂了他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吗?”玛赛拉义正辞严的辩护,无疑是对整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抗议!

  小说还揭露和批判了贵族子弟荒淫卑劣的行径,赞扬了贫民女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名誉而不为封建权贵的威逼利诱所屈服的精神。当贵族青年堂费南铎诱骗乡下姑娘多若泰时,她义正辞严的怒斥:“你尽管抱住我的身体,我的心却是坚贞不移的……我是你管辖的农民,不是你的奴隶。你不能仗自己出身高贵,糟践我这个出身卑贱的人。我地位低,是农家姑娘;你是主子,是绅士,可是我的名誉却也跟你们贵族的是一样宝贵的。你的力气压不服我,你的钱财我不稀罕,你的诺言骗不了我,你的眼泪和叹息也不能使我心软。”(第一部二十八章)语言如此严厉,反抗如此强烈,意志如此坚定,表现了贫民女子贫不可辱、弱不可欺的精神。

  总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展现了一幅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鲜明图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腐败、豪门贵族的荒淫无耻,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荒诞见真实,滑稽藏辛辣!因此,恩格斯对塞万提斯的评价很高,把他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以及《神曲》的作者但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塞万提斯对西班牙社会的描绘,认为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1854年9月,他在撰写《西班牙的革命》时,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为了阐明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真实动机,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了《堂吉诃德》”。他在《西班牙的革命》一文中,对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历史做出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如果说在卡洛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这些征兆使人联想起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那末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的遗骸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炽烈的想象为埃尔多拉多、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1页)

  不朽的艺术价值

  《堂吉诃德》不朽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不仅为一个逐渐被废弃的文学典型送终,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正象任何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有其先驱和同宗一样, 《堂吉诃德》也是在英雄史诗、骑士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者怀着对骑士小说的强烈厌恶之情,以其天才的艺术眼光和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在夸张地摹仿和揶揄骑士小说这种文体的同时,不拘成规,大胆创新,从而不知不觉地超越了滑稽模仿本身和各种旧文体的模式,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正如海涅所说,塞万提斯“一面写讽刺,拆了旧小说的台,一面就给我们所谓近代小说的新型创作立下了模范。大诗人的手段总是这样,一面除旧,一面布新,决不会有所破而无所立。”因此,“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文学研究集刊》第2集第173页)《堂吉诃德》的文体首先是直接摹仿了骑士小说的文体,它采用骑士小说的叙述方式,并对这种小说的情节、结构、语言情调等形式特点和表达方式进行种种夸张,而这种故意夸张摹仿所产生的滑稽、可笑、讽刺、荒诞的效果,有效地否定了骑士小说传统的规范,并造成摹仿者和摹仿对象在情趣、观点和主题上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便是新小说诞生的基础。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虽然揶揄着骑士小说的文体,但却巧妙地利用了它的技巧使自己获得了成功。他认为这种体裁“题材众多”,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这种文体没有韵律的拘束,作者可以大显身手,用散文来写他的史诗、抒情诗、悲喜剧,而且具备美妙的诗法和修辞法所有的一切风格”。他凭着自己敏锐的艺术眼光,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可能性,把书中主人公荒诞的游侠经历安排在真实的现实背景上,通过他们游历过程中所碰到的种种现象,生动地反映了西班牙十六、十七世纪的社会面貌,起到了讽刺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效果。这种着眼于描绘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主题,是以往的小说所不具备的。同时, 《堂吉诃德》的情节不是旧骑士小说中因袭的荒诞的骑士传奇,而是现实中一个“书呆子”做“骑士梦”的故事;它所着力描绘的人物,不是神话中的形象,也不是王公贵族之流,而是社会下层的小绅士和劳动人民,因而增强了小说表现社会的功能及其表现的力度。这就是为什么一部摹仿骑士小说的滑稽故事,居然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的根本缘由。正如海涅指出:“塞万提斯在骑士小说中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画,搀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

  塞万提斯还巧妙地利用了骑士小说所固有的训诫性,即在小说中插入一段与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话,议论各种问题。所不同的是,塞万提斯通过书中人物所发的议论不只是道德评价或幼稚可笑的所谓哲理,而是在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政治、宗教、道德、婚姻、文学、教育、社会风尚等一系列问题的议论上,都深深打上了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烙痕,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深邃的社会批判思想。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把讽刺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具有了新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卜迦丘的辛辣尖刻,也不同于拉伯雷的喜笑怒骂,而是将英雄与小丑、疯子与智者、悲剧与喜剧、严肃与滑稽巧妙地交融为一体,是一种幽默而又苦涩的讽刺。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居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这种看法似可商榷,但塞万提斯的讽刺艺术极具特色则是无疑的。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越把自己扮成救世的英雄,就越落在丑角的地位上;他表演得越严肃,就越显得荒唐滑稽;他的行为是疯傻可笑的,他的议论除骑士道之外则是理智高明的,反而越使人感到可悲可叹。堂·吉诃德的行侠往往是以喜剧性的情节出现,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使读者不禁发笑,又在笑声中顿悟或深思。比如,吉诃德骑士受封一节很有代表性。中世纪的骑士称号,通常是由国王或大公爵之类的人物主持封授,封授仪式是隆重的、神圣的、严肃的。而塞万提斯把堂·吉诃德封授骑士称号的仪式却放在一个小小的客店里,由客店老板来主持封授仪式。没有礼拜堂就在马棚里守护盔甲;没有贵夫人,就由两个妓女侍候。特别是通过彻夜守护盔甲这个滑稽荒唐的情节,把这一神圣、严肃的封授仪式作了淋漓尽致的嘲弄,从而使骑士制度在笑声中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塞万提斯十分善于运用“笑”的艺术手法,达到不同的讽刺效果。当堂吉诃德把客店当作城堡,把过路的妇女当作落难的公主,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时,他那荒唐的幻想引起的是读者轻松而欢快的笑;当堂·吉诃德在黑山隐居修炼,脱去衣服,一丝不挂地连翻跟斗,表示他为想念心上人而发疯时,引起得是读者的嘲笑;当他挨苦役犯的打,受公爵夫妇及其侍女的戏弄,被猫抓,被群牛践踏而遗体鳞伤时,引起得是读者同情而又愤慨的笑。这位疯癫骑士在整个行侠过程中,满怀热情地一心实现骑士理想,锄强扶弱,革新社会,造福天下,虽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信念不灭,但因其“错误的打法”而最终失败,读者的笑就不只是嘲讽、同情、愤慨、悲叹,还有些许的赞扬与敬佩。这是复杂的、意蕴深厚的笑,笑他的愚蠢,笑社会的悲哀。

  再如,《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公爵夫妇戏弄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的情景,通过他们二人尤其是桑丘“当总督”“出洋相”的“笑”,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以公爵为代表的黑暗势力。首先桑丘当“总督”就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公爵委派他去自己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当“总督”,并不是真正要他去做点政务,而是出他的“洋相”,看他的笑话,满足贵族们无聊的欲望。但是桑丘却“鸡毛当令箭”,真的做起总督来,而且秉公执法,处理了几起棘手的案件。这似乎是很可笑的。桑丘做总督后,受到“忍凶医师”的残酷捉弄,一道道美味可口的饭菜刚送上来,诱得桑丘馋涎欲滴,然尚未下箸,便被医师以不合卫生的借口撤换下去,弄得最贪口腹之乐的桑丘几乎被饿死。这也是很“好笑”的。后来,当公爵那帮人借口敌人夜袭海岛,把桑丘绑在两块盾牌中间使劲践踏,弄得他昏死过去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再笑出来了,连公爵的总管都承认:“奇事天天有;玩笑变了正经,要捉弄别人,反见得自己可笑了” (第二部四十八章)。这种“笑”的艺术手法就比公开的谴责更具有强烈的讽刺味道,更能表达作者郁积在心头的愤怒之情。

  《堂吉诃德》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堪称是近代小说的楷模。当代美国文艺评论家哈利·列文甚至指出:“作为一个典型,在纯文学创作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物能具有比堂·吉诃德更稳固的地位了。甚至他那种与众不同的怪念头都被证明几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堂·吉诃德的确是世界文学中最生动最重要的典型形象之一。如今,“堂·吉诃德”已成为一个普通名词,人们只要看到生活中的“耽于幻想而不自量力去拼搏”的人,都会说“堂·吉诃德”来了。然而,塞万提斯所塑造的远不是这样公式化的呆板形象,而是性格复杂又统一,既普遍又特殊、个别与一般相融合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塞万提斯在塑造典型时,十分善于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性揭示出来,不是静止地抽象描写,而是放在发展变化的情节中逐渐展示,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同时,作者还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来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可以说,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性格典型是从《堂吉诃德》开始的。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型形象,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对欧洲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堂吉诃德》的人物描写与风景描写,也表现了作者娴熟的现实主义技巧。作者善于采用素描的手法,往往廖廖几笔,就勾勒出一个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我们熟悉的堂·吉诃德肖像是:身体细长、面孔瘦削、满面愁容、骑着那匹骨瘦如柴的“驽骍难得”。而桑丘的肖像则是“大肚子,矮个子,两条小腿却很长”,坐在他那又矮又小的“灰点儿”毛驴上。只要一闭上眼,主仆两人的形象就鲜明凸现在我们眼前,即使是对次要人物的描写也是惟妙惟肖的。如客店女佣玛丽托内斯的肖像是“阔脸、扁头、狮子鼻,一只眼睛是猫眼,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不过靠着她体部的运动,倒能把许多遗憾弥补过来。她从腿到头不足七柞高;她肩膀上载肉太重了一点,使她不由自主地老看着地。”

  在环境描写方面,《堂吉诃德》也摒弃了旧骑士小说那种装饰性的描绘,它的背景是规模宏大的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现实生活。具体的风景描写都是具有实感的,有时甚至故意写得平淡无奇、朴实无华,而这一切描写都与表现人物思想和刻划人物性格密切关联。

  《堂吉诃德》的语言也有其鲜明独特的风格。它生动而富有表现力,有时庄重,有时诙谐,有时含蓄,有时明快。它一扫骑士小说里惯用的华而不实的绮丽的文风,采用了西班牙人民的口语形式。塞万提斯长斯生活在西班牙社会底层,十分熟悉民间语言。他在《堂吉诃德》中对西班牙的民间口语做了大量的加工提炼,使得这部小说语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和谐一体。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堂·吉诃德学识广博,喜欢思考,爱发议论,谈吐比较斯文,语言规范,用词比较准确;桑丘是个普通农民,语言朴素自然,喜欢用一连串的民谚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有时候用得并不恰当,用词也不准确。此外,公爵夫妇的语言礼貌得体,女佣的语言粗浅罗嗦,都与其身份相吻合。 《堂吉诃德》中还大量使用了民谚和俗语,全书使用的谚语至少有二百五十条,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桑丘身上。他一张口就是成套谚语,就是他老婆和女儿也是谚语不离口,无怪乎神父说“潘沙这一家人都是肚子装着一大桶俗语来投生的。”除了民间谚语之外,作家还善于把“人人都传诵,满街儿童都会唱”的歌谣编进书中,这不仅使小说增添了诗的气氛,而且使小说通俗易懂,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塞万提斯对民间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不仅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机智和幽默,感情自然,文笔生动流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纯洁和发展西班牙语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评价过

  《堂吉诃德》语言的典范作用。恩格斯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说,他就是从塞万提斯的作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页)。李卜克内西在其《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中说,由于他不懂西班牙语,有一次马克思曾经拿出《堂吉诃德》作为课本给他讲授西班牙语。

  《堂吉诃德》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对比手法的使用,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堂·吉诃德和桑丘主仆二人的形象,自始至终相互衬托,相互补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吉诃德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桑丘则讲求实际;吉诃德的语言是当时西班牙官方社会的工整语式,而桑丘的语言则是朴素的、大众的劳动人民语言;在肖像与性格特征上,他们二人一瘦一胖,一高一矮,一疯一傻,一智一愚,都造成强烈对比,甚至连吉诃德的瘦马和桑丘的灰驴也表现出主仆之间鲜明的阶层对比。海涅在 《论吉诃德先生》一文中说,“吉诃德先生说话时,似乎总是骑在他那高高的马上;而桑丘仿佛一直是坐在他那谦卑的驴子上。”

  此外,《堂吉诃德》还有许多可谓“先驱”式的艺术手法,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它的“书中书”的结构方式,被称作“皮兰德娄式”。皮兰德娄(1867—1936)是意大利现代戏剧家,他曾写过《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描写自称是某个剧本中的六个人物,被作者抛弃,跑进一个排演场,要求导演排他们的戏,于是剧中出现了戏中戏。哈利·列文评价到:“塞万提斯是一位在过去的时代使用皮兰德娄式的手法的大师,这种手法可以被称作书中书。对于一个不成熟的或自命不凡的作家,这是一种危险的手法,因为它可以导致暴露他内在的文学素质。然而,塞万提斯对自己使用这种手法是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可以在小说的第二部中让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对是否真会有第二部表示怀疑。”由于小说第一部问世到第二部出版,中间过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堂吉诃德已作为典型铭刻在大众的心中,在第一部中,吉诃德先生处处碰到误解,而在第二部中,却出现了与此相对照的情况:大多数和他谈话的人都准备帮他的忙。人们如此不厌其烦地用恶作剧来迎合他的疯狂,以至于他们似乎比堂·吉诃德还要疯狂,从而使第二部的虚构建立在第一部虚构所造成的现实的基础上,这的确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文学现象。正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曼所说:“这个构思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一本书里出现过一个靠其自身的形象生活的虚构人物,他似乎是以自己名声的名声维生的。”

  再如,堂·吉诃德这一典型被后世一些评论家和文学家抽象为“受名言支配生平”的类型,或者说是患了“文学病”的形象,即一种真诚专一的书呆子形象,对他来说读什么就要信什么,然而由此产生的他对现实的曲解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西方一些评论家把许多描写“靠想象、幻觉存在”“受信念或名言支配”去生活、去奋斗的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都归结为《堂吉诃德》影响的结果。著名的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从书房出发,用言词和行为较量,以积累的理论同生活的实践较量”),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其中的巴扎罗夫是一个“新式的虚无主义者,以一种真正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在现实中强行推行他的信念”),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司汤达的《红与黑》,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女性的堂·吉诃德”)等等。

  《堂吉诃德》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是辉煌的、多方面的。但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作者虽然揭露与批判了西班牙社会的黑暗,想要改变现实,改造社会,也看到了靠游侠骑士单枪匹马不能拯救社会,但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解救社会的良策,只得把理想寄托在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真正的骑士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塞万提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描写和借堂·吉诃德之口发的一些议论,也表露出作者思想中的某些封建道德观念。比如,他赞扬浪荡公子堂费南铎的弃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桂冠和权势,欺罔好友,奸淫抛弃良家女子的贵族子弟,只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即变成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堂·吉诃德的许多议论都宣扬了基督教义以及女子要保持贞洁等封建思想。

  《堂吉诃德》作为一部早期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自然存在着比较粗糙和不够完美的地方。整个小说的结构比较松散,尤其在第一部中,作者围绕着主要故事情节,又穿插了一些小故事,虽然对丰富作品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表现力,有一定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感。小说的疏漏之处也比较多。比如,桑丘究竟见没见过“杜尔西内娅”,前后说法不一致;桑丘的灰驴是怎样丢的,小说第一版中并没有交代,第二版虽然补上了“灰驴被偷”一节,但灰驴被窃后桑丘仍然骑着驴的几处谬误仍没有改正;第一部第三十章说堂·吉诃德的宝剑被苦役犯偷走的事,前文并没有交代过;第三十七章说蒙面女人的那个“俘虏”,前文也没有提起过,显得实如其来;类似的疏漏还有一些。但这些不足与其伟大的艺术成就相比,不过是白璧微瑕。

  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变奏

  ——堂·吉诃德与桑丘

  堂·吉诃德与桑丘是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着力刻划的两个典型人物,其性格复杂多面,内蕴深刻;两人形象既对立又相互补充,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人类精神追求的两重困惑:“超越现实”?抑或“眷恋尘世”?因而在世界文学群像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堂·吉诃德的性格特征是矛盾复杂的,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其内在冲突又与塞万提斯的思想矛盾密切相关,似乎可以认为他的性格矛盾是塞万提斯的矛盾,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是人类精神的矛盾。

  作为独特艺术形象的“这一个”,堂·吉诃德是在十六、七世纪的西班牙——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发展却尚未取得最终胜利,人本主义思想兴盛又与现实剧烈冲突——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时期,试图恢复中世纪的骑士道及行为的“游侠骑士”;是一个读骑士小说入迷,满脑子幻想,把现实中的一切都硬行套入荒诞的骑士小说中去的“走火入魔”的疯子;是一个见识广博、豪情仗义、为实现理念而奋不顾身的勇士;是一个除骑士道外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个疯傻与理智、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喜剧与悲剧集于一身的“多重人格”形象。

  堂·吉诃德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幻想狂。他本是乡下的小乡绅、善人阿隆索·吉哈达,但读荒诞的骑士小说入了迷,脑筋出了毛病,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感觉,生活在虚幻的癔想中。于是他更名为高贵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穿一身曾祖留传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骨伶仃的老马,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冒大险,成大业,立大功”,帮助被侮辱与受压迫的人。他处处以过时的骑士制度行事,处处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疯疯癫癫,不断碰壁。在他眼中,到处有妖魔鬼怪,到处有奇境险遇,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看成军队,把送葬的教士当作魔鬼,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骑士的头盔,把酒袋当作巨人的脑袋,他把一切都看作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不分青红皂白,横冲乱杀。结果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自己和人们都带来灾难。他把牧童安德瑞斯从主人的皮鞭下解救出来,自以为得意,扬长而去,害得牧童得到更加残酷的鞭打,气得牧童斥责他:“您要是再碰到我,尽管瞧我给人切成一块块,请您看上帝份上,别来救我帮我,还是随我倒霉去。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他放走了苦役犯,苦役犯不仅不感谢他,反而将他们主仆二人毒打一顿,连桑丘的驴也给偷走了。他把送葬的教士打下马来,教士痛苦的哀叹:“我不懂您这个打抱不平是怎么回事。您害我折了一条腿……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他闯了大祸,仍然执迷不悟。他还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结果更是笑话百出。骑士小说中的英雄往往有灵丹妙药,堂·吉诃德也“依葫芦画瓢”,炮制出治伤的神油,主仆二人喝得肚痛如煎,上吐下泻,浑身瘫软,昏死过去。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也为自己找了一位邻村的农家女,她壮硕无比、胸口长毛,而且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吉诃德先生,吉诃德先生却为她神魂癫倒,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日叹息。为了表达他的爱情,堂·吉诃德隐居深山,一丝不挂,大翻跟斗。这些细节都表明了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尽管“挨够了打,走尽背运,遍尝道途艰辛”,依然顽固不化。他既看不清现实,又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闯了祸而不肯认错,闹了笑话而不自悟,一味地凭着幻想蛮干下去,成为一个可笑又可怜的丑角。

  堂·吉诃德又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游侠骑士。他看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诅咒“这个可恶的年代”,“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因而他要献身做骑士,济世救人,下一番万古流芳的大事业,其动机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反复向世人申述光复骑士道是当务之急,“不恢复骑士道的盛世是个大错”,游侠骑士不仅在古代重要,当代也必不可少,将来会永远需要。他自负受命于天,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大同世界,那时没有私有概念,没有你争我夺,没有弱肉强食,所有的是平等、自由、共有的和谐美满与恬适。他对悠然自得的牧羊人侃侃而谈:“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 ‘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归公有。”那时候“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已的领域;私心杂念不象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美好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这个公正和谐的乐园属于地面上的人世间,而不是中世纪骑士企求的天国。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堂·吉诃德正是他自称的真正的“贷真价实”的骑士,他所身体力行的骑士道与历史或骑士小说中所宣扬的那一套,是大不一样的。问题是他的真诚用错了地方,他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他的行为方式是荒谬的。正象鲁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西班牙的文豪塞万提斯所作《堂·吉诃德传》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鲁迅全集》等七卷,637——638页)这“胡涂的思想”是他“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9页)可以说,吉诃德先生是以善良的动机、真诚的行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以错误的打法”打了一场“荒谬的战争”,因而使他成为受人嘲笑的滑稽古怪的人物。今天,当我们一提到“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耽于幻想,不自量力,好打抱不平而又到处碰壁的可笑骑士。

  然而,堂·吉诃德的典型意义绝不仅仅如此。他虽然古怪可笑,但他坚守信念,坚持正义,为实现理想而置生命于度外的勇敢无畏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钦佩与崇敬。他荒唐可笑的背面,则蕴含着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念。因此,他又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他是一个疯子,那么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疯子。俄罗斯文学家屠格涅夫高度评价了堂·吉诃德这种内在品格,他认为具有超越精神的信仰是堂·吉诃德的本质。他说:“我再重复一遍: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这真理不能轻易获得,它要求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但经由永恒的皈依和牺牲的力量是能够得到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确,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以至于自己的生命。他从不怀疑自己、自己的使命,甚至自己的体力,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意志。他本来是一个身体孱弱的老头儿,但是在冒险过程中,他就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奋不顾身地向巨大的风车冲杀,甚至敢打开狮笼,向非洲雄狮挑战。他在冒险游侠过程中常常风餐露宿,被打得遍体鳞伤;断了肋骨,掉了门牙,被猫儿抓伤,被群猪乱踩,但是他毫不在意。他认为吃苦受难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游侠骑士的光荣,“我们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臂……不出汗、不吃苦是不行的……凭我亲身的经历来看,常常挨打,得忍饥耐渴,受种种困苦,而且穿得破烂,浑身虱子……一生要忍受许多折磨,这是没什么说的。” (第一部第十三章)“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名望不高的骑士从来没有这种遭遇,因为世界上谁也不理会他们……”堂·吉诃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游侠骑士得吃无穷的辛苦;可是也有无限的快乐。美德的道路窄而险,罪恶的道路宽而平,可是两条路止境不同:走后一条路是送死,走前一条路是得生,而且得到的是永生。”(第二部第六章)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心中的理念,超越了肉体的感觉,超越了尘世的喧嚣,超越了物质的诱惑。他坚强的信念和追求精神,使他的种种行为、言论以及他整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威严。尽管他无休止地陷入滑稽可笑的屈辱境地,但他那体现了人类精神境界的伟大人格是永恒的。正象他引用的那首小诗:

  只有这崎岖小道

  通向永生的境界……

  堂·吉诃德的价值还在于他分享了塞万提斯的见识与思想,寄托着塞万提斯的爱憎、困惑与希望,从而成为一个进步的人文主义者。小说中堂·吉诃德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头脑就很清楚,见识高明,说出话来学问渊博,令人肃然起敬。塞万提斯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发议论,常常借小说里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或者直接表述自己思想。比如,他在长诗《神尔纳索巴山游记》中,就直接倾诉了自己贫困的隐衷。在《堂吉诃德》中,神父对骑士小说的“裁判”,教长对骑士小说的批评,关于戏剧的议论,以及史诗可用散文来写的观点,分明都是塞万提斯本人的意见。堂·吉诃德只要不谈论骑士道,他就不是疯子。因此,作者借他的嘴来发议论就更为方便和自然。于是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就更为奇特和有趣,他穿的是古代骑士的甲胄,力图恢复的是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向往的是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头脑里装的却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推崇“人”,反对神,他们提倡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堂·吉诃德追求的身后留名,也不是天国的永生,而是现世的永恒。他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的天国至上观和封建制度的血统基础,主张个人奋斗,美德为贵。他多次谈论到平民和帝王的贵贱问题,认为帝王与平民的地位是经常变换的,社会的地位是暂时的,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贵贱,而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认为:“干什么事,就成什么人;高贵以美德为准。好人尽管地位低,比地位高的坏人可敬可佩。”“谁自卑自贱,就是卑贱的人”。他告诫桑丘“你不妨夸耀自己出身贫贱,你说自己世世代代是庄稼人,不会低了身份……出身穷苦而升做教皇或大皇帝的不知多少呢……假如你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为荣,你就不必羡慕天生的贵人。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美德有本身的价值,血统却没有。”人的贵贱不以血统为本,而以美德为准;美德靠个人努力是可以得到的,不是天生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向旧的封建秩序、封建等级观念和宗教神学规范发起挑战的有力思想武器。堂·吉诃德还经常宣扬意志的自由,他说:“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是没法强制的。”人的命运是由自己造成的,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是理性的人,伟大的人。堂·吉诃德虽然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但他证实了自己的意志,战胜了物质的贪欲,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最终战胜了自己。他认为战胜自己是最了不起的胜利。小说通过桑丘之口转述了堂·吉诃德的感受。桑丘说:“他虽然败在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据他以前跟我讲的话,这是为人在世最了不起的胜利。”所有这些言论无疑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思想。

  堂·吉诃德热爱自由,憎恨奴役与压迫;主张恋爱自由,赞赏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和包办婚姻。堂·吉诃德在公爵府好象“座上宾”似的,无衣食之虑,无冒险之忧,但他感到象坐牢房一样“心里难熬”。当他离开公爵城堡,他马上觉得身心舒畅,精神抖擞,他对桑丘说:“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所埋藏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拚。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他看到大道上一队被铁链拴在一起的苦役犯,愤怒地说:“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他奋不顾身地与押差搏斗,解救了这些苦囚。(第一部第二十二章)少女玛赛拉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走出闺房,到荒山当牧羊女,追求个性自由,过“优游自在的田野清幽生活”。许多人认为她是大逆不道,但是堂·吉诃德却支持她,保护她,说“象她这样洁身自好的,全世界独一无二,所有的好人都该敬重她,不该追她、逼她。”(第一部第十四章)他还竭力支持巴西琉和季德丽亚的纯真爱情,劝阻财主卡麻丘不要破坏他们的幸福与结合,他挥舞着长枪警告:“巴西疏只有这一只小羊羔,无论什么人,随他权力多大,都不该夺他的。上帝配成对,世人拆不开。谁想拆开他们俩,先吃我手中枪。”(第一部二十一章)

  堂·吉诃德虽然自称是最多情的骑士,但是他的爱情观绝不是骑士小说中那种骑士与贵妇人淫乱的肉体之爱,他对心上人杜尔西内娅的爱情是至纯至洁的精神之爱,灵魂之恋。他的杜尔西内娅据桑丘说是胸脯长毛、浑身汗味的粗壮的农女,而且堂·吉诃德也始终未谋其面,但杜尔西内娅在他心中却是至美至尊的典范。他要天下所有人都承认她的美貌和尊贵,并把这一点奉为真理,不惜以生命来卫护。他拦住一群赶路的商人,要他们无条件地承认他的心上人是独一无二的美人,而且“关键是要没看见就相信,死心塌地把奉为真理,坚决卫护。” (第一部第四章)如此的霸道,与其说是为他对杜尔西内娅的爱情,不如说是为他心灵中的爱情信仰。他称杜尔西内娅是他“黑暗中的光明!痛苦中的快乐!前途的北斗星!命运的主宰!”他“一心一意给她效劳,一片忠诚,不求报答,只指望她肯收录为她名下的骑士。”桑丘一语中的地说,这是对上帝的爱,“我们爱上帝就该这样:只为他自身而爱他,不是为了追求荣誉或害怕责罚。”(第一部三十一章)的确,杜尔西内娅就是他心目中爱情的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他最美好的理想,是抽象的超越一切的爱的精神境界!他一起到杜尔西内娅就精神倍增,浑身充满力量,“我靠她生存活命;她是我的命根子”,没有了她便一事无成。所以,他认为游侠骑士必须有个意中人,“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因此,堂·吉诃德的恋爱观,绝不是真正的中世纪的骑士式恋爱,而体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派的恋爱观。

  堂·吉诃德还有许多充满智慧的思想。比如,他论“为政”,提出了清廉公正、贤明治国的政治理想。桑丘上任“总督”时,堂·吉诃德一连提出了几十条准则,要他办事公正,兼听则明,不受贿赂,不徇私情,刑罚应当宽严适中,要讲仁慈,要有善心,“只要不损害当事人,要尽量宽恕。仁爱和公正尽管同是上帝的品格,我们看来,仁爱比公正更有光彩。”他在给桑丘的信中又特别强调要爱护子民,“一是以礼待人;…… 二是照顾大家丰衣足食,因为穷人最忧虑的是饥寒。”(第二部四十二章,五十一章)再如,他论“武职”,论“战争与和平”。他认为:“法律不靠枪杆子就站不住;因为民主国家的自卫、王国的存在、城市的保障、公路的安全、海上盗寇的肃清,全靠枪杆子。一旦发生战争,暴虐和混乱就跟着来了,无论民主国家、王国、帝国、城市、海道、陆路,不靠枪杆子都要遭灾受祸;战争不停,横行霸道就势所必然,灾难也就没完没了。”“拿枪杆子的目标是和平;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企望的最大幸福,世界和人类听到的最早的福音……和平就好象上帝亲手赐与的宝物,没有这件宝物,无论人间天上,都不能有什么幸福。和平是打仗的真正目标……”。他还记述了当兵的辛苦和危险,提出了诉诸武力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思想都具有现代意义。(第一部三十七、三十八章,第二部二十七章)此外,他的论戏剧、论翻译、论教育、论诗与诗人、论人生以及信口而来的其他谈论等等,都闪烁着真知灼见,同时也不能不说这些都体现了塞万提斯的思想。

  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形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特征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典型。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学识渊博,糊涂的时候乱冲乱杀;他迷恋的是中世纪的骑士道,言谈阔论却俨然是十六、七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这些极端矛盾的特征通过塞万提斯的妙笔,和谐地融于堂·吉诃德一身,给读者以多方面的美学感受。他不仅仅是可笑的,也是可爱的、可敬的。我们爱他的“智”与“勇”,却不得不笑他的“愚”与“呆”;敬佩他的美德、崇敬他的伟大理想与献身精神,却又可怜他的疯傻、他的不识时务;喜爱他打抱不平的喜剧行为,又悲叹他不顾现实、不自量力的悲剧结局。堂·吉诃德形象的美学意义,也正在于这种喜剧与悲剧因素的交错统一。别林斯基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在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象这样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生活中的庸俗糟粕与伟大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甚至还是不完善的例子,只能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找到。”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16页)

  堂·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也是当时西班牙现实矛盾和塞万提斯人文主义思想的软弱性、局限性的反映。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与西班牙封建势力依旧强大顽固,构成了当时西班牙尖锐的社会矛盾;昔日帝国的辉煌荣耀与现实的衰落黑暗,造成了哀伤、犹豫、苦闷的社会心理;所有这一切是堂·吉诃德形象诞生的社会基础。塞万提斯本人追求正义与功名的坎坷人生和他难以实现的人文主义理想、他对现实的愤懑和他天生的乐观主义胸怀,则直接造就了堂·吉诃德的灵魂。正如西班牙小说家、戏剧家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年)所评论的那样:“只有盛产天才、英雄、圣人和怪物的西班牙,才能为我们提供这类把理智与荒唐、神秘的信念与武士的骄傲集于一身的混血儿。”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他又矮又胖,坐在自己心爱的“命根子”灰毛驴上,紧随堂·吉诃德身后,与主人形影不离,一唱一和。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两眼不看现实,而桑丘只能看到具体的一事一物,不懂得抽象的理性思考;堂·吉诃德是为抽象的正义和理想而献身,桑丘只是为具体的利益和实惠而活着;堂·吉诃德的准则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不干超人之事,不成出众之人”,而桑丘的原则是“一个人有多少钱,值多少价”,“眼前的东西,比记忆里的形象更动人,更叫人撒不开”,“如果给你一头小母牛,快拿了拴牛的绳子赶去”;堂·吉诃德是“超越现实”的英雄,桑丘则是“迷恋尘世”的凡人。主仆二人一疯一傻,都有独特鲜明的个性。

  桑丘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劳动农民的典型形象。他在小说中的性格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是复杂矛盾的。塞万提斯以其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敏锐观察,深刻地理解当时西班牙农民的苦难遭遇与愿望,因而十分成功地塑造出桑丘这一矛盾而复杂的农民形象,并通过他的陪衬使堂·吉诃德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内涵也更为深刻。桑丘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头脑简单而不失聪明机智,胆小贪财而不失纯朴磊落,自私利己而不失善良忠厚,投机取巧而不失忠诚仗义,饱尝屈辱而不失自尊豁达,历尽艰险而不失乐观幽默。

  桑丘是个普通的农民,因此他的人生理想是纯朴而实际的,同时还带着小生产者狭隘自私的特点。他家里很穷,有一个驼背老婆和几个孩子,女儿出嫁无嫁妆,儿子上学没钱,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给堂·吉诃德骑士当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绩,名扬后世,而是希望通过适当的冒险活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生活出路,尤其是在堂·吉诃德答应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工钱,还答应夺得海岛之后留他做总督,使他永远不再受穷之后,他才跟堂·吉诃德出门游侠的。他追求的是衣食温饱,升官“当总督”是堂·吉诃德启发他的,是他整个游侠过程中的动机和梦想,但这一愿望的背后仍是非常实际的“当官发财”,发财是为老婆儿女着想,是为他自己和全家的生活着想。他在游侠过程中,逐渐看透了主人是个疯子,主人的“事业”和给他许的愿恐怕难以实现,因此屡屡想“溜之大吉”。比如,第一部第十八章叙述主仆二人大战羊群之后,桑丘发现褡裢袋丢了,他差点发疯,反复咒骂自己,心里暗打主意,想撇下他主人回老家去;尽管辛苦一场,工资白丢,主人家许他的海岛总督也只好落空,他都顾不得了。第二部第二十八章中,他们劝解“驴叫纠纷”挨了打后,桑丘直截了当地对吉诃德说:“我一天比一天明白了,跟您在一起是没什么指望的……这回是打在我背上,下回会打在眼睛上。我实在是个糊涂蛋,……我要是回老家,到老婆孩子身边去……可不是好多着吗?”这一点,桑丘的确与《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很相似。八戒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也是常常打退堂,并没有为事业献身的恒心。八戒刚拜过师父,还没出门就先留条后路,“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因此常常经不住考验,只要遇到困难,他就耍分行李“先卖了马,典了行囊,买棺木送终散火”。但八戒散伙回家主要还是怕苦怕累,而桑丘则主要是感到受苦受累之后,没有实际利益。八戒虽也贪财,但不象桑丘那样贪财确实为了全家的生存,这大概是一个毕竟是神而另一个的确是人的区别吧。桑丘跟堂·吉诃德游侠,眼界不断扩大,性格也在发展变化。尽管他几次想甩手不干,但感念主人的慷慨忠厚,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象爱自己心儿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桑丘虽然不懂得舍己为人的抽象理想,但他懂得为主人服务应当吃苦耐劳,应当尽忠尽诚,因而他不愧为讲求实际的最忠诚纯朴的侍从。

  桑丘的自私利己在第一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第二十三章中,堂·吉诃德将路上捡到的钱赏给他,他便喜笑颜开,“吻了堂吉诃德的双手谢赏”。他把钱箱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把鞍垫的“每一条缝都拆开,每一撮羊毛都理过,生怕忙中有错”,他找到一百多个金艾斯古多,感到“跟了这位好主人受到种种饥寒劳累,都不冤枉了”。当他看到主人煞费苦心地找失主,就很不乐意,嘟哝着“还是别白费力气,让我保留了那笔钱吧。原主将来自会出现,不用钻头觅缝地找。到那时候,大概钱也花光了”,真是既狡黠又纯朴。为了当上总督,桑丘怂恿堂·吉诃德抛弃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改同“米戈米公娜公主”结婚。他听主人说不愿结婚时,非常生气,觉得太不象话了,他大声喊:“您结婚吧!赶快结婚!但愿魔鬼也作成您这件事。现成落在您手里的王国,您就拿下吧……以后怎样,管他妈!”在他看来,堂·吉诃德做了国王,他自然而然可以做个伯爵或总督,这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当他被堂·吉诃德狠揍一顿之后,依然痴心不改,还冒着危险“入情入理”地做堂·吉诃德的“思想工作”,“您不管怎样且跟她结婚,以后还可以回去找咱们的杜尔西内娅小姐;有几个妃子的国王,这世界上多的是啊。至于美貌,我并不在乎。”真是令人又好气又好笑,难怪堂·吉诃德怒斥他是“胡说八道的小人” (第一部三十章)。桑丘不仅自私,而且贪吃贪睡。自从得到准许随时可以吃喝之日起,桑丘经常骑在驴背上,“把褡裢袋里的东西取出来,慢慢儿跟在主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吃,还频频抱起酒袋来喝酒,喝得津津有味,玛拉咖最享口福的酒馆主人见了都会羡慕。” (第一部第八章)一看到财主卡麻丘婚宴上的山珍海味,桑丘口水直流,接过厨子送给他的鸡鸭,马上“狼吞虎咽”,好象从未吃过东西似的。所以,堂·吉诃德称他是“天下第一馋坯”。一旦酒足饭饱,桑丘倒头便睡,无论寒冬盛夏,也不管室内野外,他睡得安安稳稳,又甜又香。但是桑丘跟着他的好主人不断受其影响,现实的磨炼使他乐善好施、纯朴善良的特性逐渐发展,后来也不那么贪财了。尽管在游侠过程中,他经常挨饿,可还是拿出面包、干酪送给无依无靠的牧童;当他看到一位老囚徒哭得很可怜时,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当四的银瑞尔来周济他。”他的同乡摩尔人李果德要他一起回村,把埋藏的财宝挖出,并答应给他二百个金艾斯古多,桑丘说:“我可以帮你干这件事,可惜我不贪财了……即使当场给我四百,我也不去。”并引用俗语说,“保住应得之利,谈何容易;贪求非分之财,自己招灾。” (第二部五十四章)

  桑丘虽然也胆小怕事,但并不缺少勇夫气质,这种两重矛盾的性格都统一于他注重实际的特性之中。他的胆小逃避,往往是由于主人所从事的是不顾客观实际、满脑子幻想的疯狂冒险。堂·吉诃德居然疯狂地要同雄狮决斗,桑丘劝阻无效,只好“不停手地打着他的灰驴往远跑”;堂·吉诃德与众多的囚犯大战,他就“躲在驴子后面”,逃避袭击;堂·吉诃德放走了苦役犯,他立刻劝主人赶快逃走,免得被“神圣友爱团”抓去吃苦头。因为他懂得现实中“神圣友爱团”的恐怖,为了照顾主人荒唐的勇敢和自尊心,他很讲究劝说的艺术,说“回避不是逃跑。凶险很大、出路很少的场合,死挺着算不得聪明。聪明人留着自己的身子等待来日,不在一天里拚掉性命。” (第一部二十三章)当公爵在深更半夜弄出些妖魔鬼怪来戏弄他们主仆时,桑丘也很害怕。看到树林中点点鬼火和阴森惨厉的魔鬼号角,桑丘“索索发抖”,再加上可怕的炮声、枪声、呐喊声、车轮声,“桑丘吓破了胆,晕倒在公爵夫人的长裙边上了。”这一方便表现了桑丘的胆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爵城堡那种超出现实人想象的恐怖气氛。桑丘以他朴素的现实感力图把他主人从虚幻的想象中拉回尘世,使他主人免吃许多苦头。当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时,桑丘及时提醒他,“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当吉诃德翻滚在地,不能动弹时,桑丘赶忙相救,并痛心地说:“天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脑袋里有风车打转儿,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呢?” (第一部第八章)当吉诃德把两队羊群当作军队,听见萧萧马嘶、悠悠角声、咚咚鼓响时,桑丘很清醒地说,“我只听得公羊母羊的叫声,没听见别的。”堂·吉诃德不顾劝告,朝他心目中的敌军勇猛冲击时,急得桑丘大声喊叫:“堂吉诃德先生,您回来!我对天发誓,您冲杀到羊群里去了!您回来!我的亲爸爸都倒足了霉呀……您这是干什么呀!”(第一部第十八章)当他发现假扮的“米戈米公娜公主”的真象时,感到他主人的“国王”、他的“伯爵”都烟消云散了,十分懊丧,赶忙告诉他主人“你会看到公主变了一个名叫多若泰的民间女人”。他不相信主人所说的“这里的事全都是魔法支使的”,因为他亲眼看到客店里的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有筋骨有肉,亲耳听到他们的对话都是那么真真切切。 (第一部三十七章)但是他的“现实观察”总被吉诃德先生强有力的“理性想象”击得粉碎。每当堂·吉诃德的确处于现实的危难关口,或者实际战斗有可能取胜时,或者收拾残局、缴获战利品时,桑丘总是勇猛地冲上前去,丝毫也不怯懦胆小。当一群牧羊人与堂·吉诃德打架(不是打仗),并死死卡住堂·吉诃德脖子时,桑丘勇敢地冲上前去,“抓住牧羊人两肩,把他推倒在席面上”,把对方踢得“浑身青紫,满面流血”。要不是桑丘拚命相助,堂·吉诃德早就被人掐死了 (第一部五十二章)。释放“囚犯”那回,也幸亏桑丘的英勇善战,他及时砸碎了犯人枷锁,否则难以对付众多官兵。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桑丘也是绝不相让。第一部四十四章中写到,理发师来抢夺马鞍,桑丘“一手抓住驮鞍,另一手在理发师脸上打了一拳,打得他满口流血”,并振振有词地声称,“这些东西是我主人堂吉诃德由合法战争赢来的战利品。”第二部第六十章中,堂·吉诃德为了杜尔西内娅消灾脱难,硬要解桑丘的腰带鞭打他,桑丘“忙跳起来,扑上去一把扭住,挥拳就打;又伸脚一勾,叫他摔了个脸朝天,然而把右膝跪在他胸口,捉住他双手,叫他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困难。”并且引经据典地说:“‘我没有废君立君,不过是保卫主人’——我就是自己的主人”。应当说,这铿锵之声反映了他日益觉醒的民主意识。总之,桑丘的胆小与勇敢是以现实的真实、现实的利益为依据的,与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桑丘的确是物质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桑丘在任“总督”期间,他善良、公正、智慧等正面的性格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表现了西班牙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机智果断,性格显得十分完美。塞万提斯通过桑丘这个形象反映了西班牙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愚昧。桑丘十分自信自己治理“海岛”的能力,他对公爵夫人说:“好好儿治理的话不用嘱咐,我生来心肠好,同情穷人……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我认为做官全看一个开头;说不定我做了半个月总督就大有兴味,而且熟练得比我从小熟练的农活儿还在行。”他对公爵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尖锐斥责了公爵们荒诞无聊、不务正业的生活方式。他不赞成公爵们打猎杀生,真可称为十六世纪的“环境保护主人者”。他说:“我就不赞成王公贵人冒着这种危险取乐;况且这类畜牲又没犯罪,杀了它取乐也不应该。”公爵却恬不知耻地说,等你做了总督也该把打猎当正经,这件事大有好处。桑丘毅然反驳:“不见得,‘好总督是断了腿的,他不出家门’。人家有事辛辛苦苦跑来找他,他却在树林里消遣呢,那还象话吗!照那样,他的官还做得好吗?我老实说吧,公爵大人,打猎消遣不是总督的事,是闲来无事的人干的。”他认为任何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而且不会比那些天生的王公贵族们差,表达了对封建秩序的愤慨和唾弃。他说:“因为我有一个灵魂跟别人一般大,也有一个身体不见得小似什么人。要是我有一个国度,我也做得国王,跟任何人做得他国度里的国王一样。”他丝毫不羡慕贵族的荣誉与称号,他当总督时就不许别人称他为“堂·桑丘”。他说,“我不称‘堂’;我家世世代代都没有这个称号”,并且说“看来这座岛上的‘堂’比石子还多呢。可是不要紧……我如果能做上四天总督,说不定把这些‘堂’扫除得一干二净;这成群的‘堂’准象蠛蠓一样讨厌”。 (第二部四十五章)

  桑丘在当总督期间,过去那种当官发财的欲望已经让位于革新政治的要求,俨然是一个贤明的政治家。他断案如神,执法如山,“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而没有实现的理想,桑丘却实现了。他一上任就碰上了公爵故意设置的几个疑难案件,他凭自己的丰富的人生经验,断得巧妙符合逻辑,断得公平近乎人情,真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制定了几条很好的法令”。如:不准贩卖粮食;准许进口酒,但必须标明产地与牌名,如搀水或假冒牌名,判处死刑;降低鞋袜靴子价格;规定了佣人工资;严禁淫荡的歌曲,不问白天黑夜,唱了一律重罚……等等,真是既“打假”又“扫黄”!难怪“那地方至今遵守,称为‘大总督桑丘·潘沙的宪法’”。 (第二部五十一章)桑丘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为当地人民真真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但由于公爵和镇上的黑暗势力从中“作梗”,他未能完全贯彻落实。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的生活考验,他主动放弃了幻想。他的“辞职演说”十分精彩:“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照旧过我消遥自在的日子吧。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大人,‘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他又说,“我凭上帝发誓:不论这里或那里,即使把总督的官儿扣在两只盘子里端给我,要我接受呀,就是要我没有翅膀飞上天。我们世世代代的潘沙都是倔脾气,说了一次 ‘不’,即使错了,也一口咬定‘不’,不理别人怎么议论。”这些话里显示了桑丘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最终胜利,表明了真正的国家主人——普通人民管理国家要比那些封建贵族高明和高尚得多。

  塞万提斯在桑丘这个人物形象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和治国要廉洁、贤明的政治理想。前苏联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十分赞赏桑丘这个形象,他说:“他可真是个英明的总督。当他放弃总督的权力、说他不需要这个权力的时候,他用平凡的话深深谴责了权力这个观念,谴责了整个官僚制度……这里,塞万提斯好象作了一个预言,好象是为将来说的。在这些人——这些被人们轻视的农民身上,有着多少真正宝贵的善良品质,多少真正深刻的健全的见识啊!”(转引《译文》1955年9月号)桑丘是个可爱又可笑的人物,他真诚纯朴,机智幽默,自私利己又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眼光。作者把他描写的有血有肉,丰富多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

  堂·吉诃德与桑丘这两个形象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既特殊而又普遍,从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难得的一对儿典型。他们二人的奇妙遭遇和他们的奇谈趣论一样,都从堂·吉诃德所思所想和桑丘的所见所闻出发,揭示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堂·吉诃德是个失败者,而桑丘是个成功者;桑丘的成功也许侥幸,但堂·吉诃德的失败却具有必然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整部《堂吉诃德》就是主仆二人“幻想与实际”的二重变奏曲,塞万提斯的绝妙展现与人物塑造,为我们描绘并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困惑和悖论:超越抑或回归?大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芸芸众生们大多做了桑丘。因此,请别再嘲笑他!

  塞万提斯的其他重要作品

  塞万提斯在其坎坷贫困的一生中,目睹了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社会的腐朽与黑暗,亲身体验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对人民的渴望与要求有深切的理解,因而他能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创作出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作品。除著名的 《堂吉诃德》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其他小说。尽管这些作品与《堂吉诃德》的成就相比,逊色不少。但作品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倾向是反封建的,并对贫苦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文学成就。

  《巴尔纳索神山游记》作者于1614年出版的一首长诗,是他诗歌中最好的一部。巴尔纳索神山是古希腊中部的山名,相传阿波罗神和九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居住在此山,后来就以巴尔纳索神山代表“诗文之府”。塞万提斯这首长诗共分九章,叙述巴尔纳索神山被一些庸劣的诗人所侵袭,因此阿波罗神召集真正的诗人来保卫这座神山,于是他派水星神投书给塞万提斯,让他召集西班牙诗人前来参战。诗人们乘船抵达巴尔纳索神山,用诗歌作子弹,展开了战斗。战斗结束后,塞万提斯等人回到了西班牙。

  这首诗的重要意义在于,作者在这首诗中介绍了当时西班牙的重要诗人,并对他们作了评价。作者在诗中赞扬了他所推崇的诗人,其中许多在当时文坛上属于二、三流的诗人,嘲讽了他所厌恶的诗人,那怕是当时公认一流的文人。塞万提斯还在诗中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介绍了自己的作品以及他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他在诗中尽情表露了他贫困的苦衷。比如,他告诉阿波罗诗神,他连一件大衣也没有。对那些迎逢附势的诗人,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这些内容使该诗成为研究塞万提斯及当时西班牙文坛状况的极好资料。

  作者还在诗中总结了他的文艺创作思想。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反映现实,表现生活,他强调虚构也应该尽量切近真实,作品的内容愈逼真愈能使读者喜欢。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虚构近似真实,就能令人满意;

  如果写得又优美,一定能使贤愚都欢喜。

  这种现实主义的描绘与浪漫主义的夸张、想象和谐交织的文艺主张,象一根红线贯穿于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之中。

  《奴曼西亚》塞万提斯1584年写成的一部杰出的爱国主义悲剧。它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历史为题材,其写法类似于中古时期的道德剧,剧中出现许多寓意性很强的人物。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的围困下坚持了长达十四年的英勇抗战,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城中只剩一位少年,其余人都饿死了。这时罗马军队破城而入,这位少年拒绝向敌军交出象征着投降的城门钥匙,毅然坠塔殉国。这出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深受人民喜爱。当时演出后就极为成功,它也永远成为西班牙人民热烈的爱国主义的象征。1808年西班牙独立战争时,萨拉哥萨被拿破仑的军队围困,城内就演出了这出戏,以砥砺士气和振奋人心。1936——1939年,马德里被法西斯匪军包围时也曾上演这出戏。

  《伽拉苔娅》塞万提斯于1585年出版的一部田园牧歌体小说。小说出版后影响不大,但它文体优美,情节曲折动人,作者本人还是很得意的,他屡次声明要续写第二部,但最终仍没写出来。

  《伽拉苔娅》描写了一对好朋友在爱情上的纠葛,情节十分感人。西列里奥与齐姆布里奥从小要好,被人们称为“两朋友”,他们也总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竭力不辜负这一称呼。一天,齐姆布里奥与本城有名的绅士普兰希列斯发生激烈争吵,齐姆布里奥悲愤出走,并准备与绅士决斗。西列里奥听说后,不顾自己的病痛,追踪而去,到处找他。结果在某城发现他被当作强盗头子,押上了行刑的十字架,正准备处以绞刑。西列里奥心急如焚,不顾眼前的危险,拔剑向人群猛冲,斩断绞索,解救了齐姆布里奥,但他却被行刑队捉住,准备第二天处以极刑。逃走的齐姆布里奥听说这一消息后,很受震动,他宁可自己死,也要救出西列里奥,于是他亲自到国王那里申辩情况,要求赦免西列里奥。正巧,当天晚上,土耳其人入侵了这座小城镇,烧、杀、抢、掠,城内被洗劫一空。西列里奥和齐姆布里奥便乘混乱之际,分别逃出城外,乘船去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在那不勒斯,齐姆布里奥爱上了城中最富有而且美丽迷人的小姐尼西达,但顾虑地位与财产,不敢求婚,终于积忧成疾,卧床不起。西列里奥为朋友的忧伤而忧伤,他决定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并扮成丑角去接近尼西达为他的朋友求婚。西列里奥的歌声赢得了尼西达全家的喜爱,但不幸的是他也爱上了尼西达的美貌。齐姆布里奥得知朋友的心思,十分悲痛,但他还是流着眼泪说:“我真诚的朋友西列里奥,努力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吧!我要牺牲自己的幸福远离你们,去流浪。”西列里奥千方百计地劝阻齐姆布里奥出走,并违心地说他实际上爱的不是尼西达,而是尼西达的妹妹布兰卡。但西列里奥的做法使尼西达十分伤心。

  齐姆布里奥准备与绅士决斗了,行前他给尼西达写了一封信。尼西达为他的勇气和真情所打动,她爱上了齐姆布里奥,而且崇拜他。她不敢去决斗场观看决斗,便与西列里奥约定,让西列里奥告诉她决斗结果,如果齐姆布里奥取胜,就在袖子上系白手帕;如果失败就什么标记也不戴。决斗结果齐姆布里奥获胜,但他并没有杀死普兰西列斯绅士,他的高尚行为受到人们赞赏。西列里奥激动地向尼西达报告消息,却忘了戴白手帕。尼西达远远地看见他跑来,却没有戴取胜的标记,以为齐姆布里奥已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竟昏死过去。齐姆布里奥听到尼西达死的消息,悲痛万分地去流浪。尼西达姐妹也逃离了家。西列里奥痛苦不堪,便扮作隐士躲进远离人世的窑洞。

  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寻觅,尼西达姐妹终于找到了齐姆布里奥,但在回家的海上航行时,不幸遭到土耳其海盗的袭击,并被俘虏。后来海盗船遇到了风暴,他们三人又幸好遇到了武装的西班牙人,才终于得救。他们一起寻找西列里奥,最终“两朋友”欣喜若狂地相见。齐姆布里奥告诉西列里奥说,布兰卡早就爱上了他。于是,西列里奥换上了未婚夫穿的服装,两对爱人各得其所,唱起幸福的赞歌。

  这部小说歌颂了真诚的友谊和忠贞的爱情,赞美了那种为友谊而不惜牺牲自己幸福以至生命的无私慷慨的奉献精神。小说的故事是理想化的,人物也是“理想的”。

  《训诫小说集》塞万提斯于1613年出版的一部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集。初版时共十二篇,1814年再版时又增加了一篇新发现之作,共十三篇。中文选译本名为《惩恶扬善故事集》,选译了其中五篇。原作十三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模仿意大利当时的流行小说,以情节取胜,内容主要是描写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如《吉卜赛小姑娘》、《慷慨的情人》、《英国的西班牙姑娘》、《血的力量》、《科尔内妮亚夫人》、《两个少女》。第二类是带有流浪汉小说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内容偏重于揭露和讽刺现实。如《里柯内特和柯塔蒂略》、《忌妒的义斯德勒马都拉人》、《大名鼎鼎的洗盆子姑娘》、《骗婚记》。第三类是两篇哲理性的对话作品,即《玻璃博士》和《狗的对话》。

  这部小说集是塞万提斯的重要作品之一,从艺术上的成就来说,并不亚于《堂吉诃德》,也可以看作是《堂吉诃德》的补遗。作者自己也认为这部小说集在艺术上有其独创性,它是第一部“用西班牙文写的小说”,而且这些小说是他“自己写的,不是模仿别人,抄袭别人;是我的天赋孕育了它们,我的笔给它们接生。”这些短篇放在一起,就象一幅幅画卷,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现实。它不但描写了名流贵族等上层社会的豪华奢侈生活,而且也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反映了他们的贫困和愿望,展示那个时代的风貌。可以说,它和《堂吉诃德》一样,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史诗。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说集是“社会的变形”,“可以从每一篇里吸取到一个有益的教训”,“不论是整个的还是一篇篇分开来,都可以尝到鲜美有益的果子” (《训诫小说集》作者序)。我国西班牙文学专家孟复先生指出:“即使塞万提斯没有写过《堂吉诃德》,单是这部作品,已足以使他名垂不朽。”今天来看这部作品,仍有其深刻的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

  《吉卜赛小姑娘》讲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个性自由、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

  有个贵族青年堂·璜尼哥爱上了美丽活泼的吉卜赛姑娘普莱秀萨。他前去向她求爱,说自己出身名门贵族,是一个骑士,并得过西班牙最高勋章,而且还是独生子,能继承一大笔财产。普莱秀萨对他说,她出身低微且贫困,只有一件珍宝,把它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那就是贞洁。她说:“我不愿接受人家的谎言和礼物把它出卖……而且如果它可以买得到,那么它的价值一定很低。”如果他想得到这个“珍宝”,除非和她结婚,同时必须答应两个条件:“首先,她先要了解一下堂·璜尼哥是否诚实,象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其次,他必须同吉卜赛人住两年,彼此加深了解后才决定是否婚嫁。”堂·璜尼哥答应了她的所有条件,姑娘又说,自己是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决不能让忌妒来束缚或妨碍我的自由。”但他尽可以放心,她有多么自由,“就有多么诚实”,并说“你对我要绝对信任;因为一开头就忌妒的爱人,不是傻瓜就是缺乏信任。”普莱秀萨还给他起了一个吉卜赛名字——安德鲁·卡巴勒罗。

  普莱秀萨亲自调查了堂·璜尼哥的一切,情况和他本人所说的一样。于是,她把堂·璜尼哥作为安德鲁带回了吉卜赛营地。从此,安德鲁“放弃他的骑士身份,和出身名门那种虚幻的荣誉”,做了个吉卜赛人。安德鲁接受吉卜赛人的规则,尊重普莱秀萨的自由意志,但他不接受偷东西的风气。他宁愿自己拿钱来抵偿一个假期可能偷到的东西。他心地善良,看见穷苦的人被师父偷后痛苦时,就掏出钱来赔他们。

  普莱秀萨在与安德鲁相处的过程中,渐渐爱上了他的优秀品格,她唱到:

  只要两人的灵魂平等,论起美德和正直,世上最低微的小厮,也可以和最高贵的人竞争。

  我内心的这些思想,替我把卑劣的一切变得美好,请你们,千万要记牢,威严和受情不建筑在共同基础上。

  一天,他们在一个客店住宿时,女店主的女儿爱上了安德鲁,但遭到拒绝。她便把一些值钱的项圈、银章、首饰藏在安德鲁的行李中,诬告他行窃。安德鲁在被捕时,不甘受辱,将镇长的侄子用剑刺死。镇长将他们逮捕入狱,并要对安德鲁处以绞刑。市长和市长夫人闻知普莱秀萨的美貌,要见见她。普莱秀萨为营救爱人,痛不欲生地向市长夫妇求情。这时吉卜赛老太婆拿出证据,表明普莱秀萨就是市长夫妇丢失的女儿。市长夫妇认了自己的女儿,并答应把她嫁给安德鲁。镇长得了一笔赔偿费,撤回了诉讼。普莱秀萨与安德鲁这对情侣终于结合。女店主的女儿承认自己为了爱而犯了诬告罪,但她并没有受到惩罚,因为这个欢乐的时节消除了人们的复仇之心,而重新唤起了仁慈宽大的胸怀。

  作者在 《吉卜赛小姑娘》中表明对社会下层受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认为吉卜赛人流浪、偷窃的生活方式是现实逼迫得他们不得不如此,并热情歌颂了吉卜赛女郎为争取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而斗争的精神,赞扬了安德鲁抛弃门第和贵族偏见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作者认为,这两个青年人的爱情基础是“共同”的,灵魂是“平等”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无比”。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积极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

  《大名鼎鼎的洗盆子姑娘》是一个情节与思想主题都同《吉卜赛小姑娘》比较相似的作品。它描写贵族青年阿凡戴诺爱上了客店里年轻美貌的洗盆子女仆考丝丹莎。这位姑娘长得很美,“她一边脸蛋象太阳,一边脸蛋象月亮;一边是玫瑰花做的,另一边是康乃馨做的,当中呢,是百合花和李馨合起来的。”连市长都认为她漂亮得应是“女公爵”,市长的儿子也看中了她。但是她心肠硬得象“打火石”,“象荆棘一样的碰不得”,她品德高尚得象“圣人”。阿凡戴诺为了博得她的爱,到客店里当了马夫,他记帐记得清,分燕麦分得快,深得店老报赏识。他对好友说:“爱情已经使你所谓的这个低微的洗盆子姑娘在我眼睛里显得多么高贵,多么显赫,所以我明明看到了她低微的身份,都等于没有看见,明明知道,却等于不知道。”他说,他对考丝丹莎的爱是一种纯真的热情,除了“想使她爱我,使她用我的正当的爱情应得的爱来报答我以外,我什么也不想。”经过一番喜剧性的风波,一个外地贵族发现考丝丹莎原来是他和另一位贵妇人的私生女。他高兴地当众认了女儿,并把她嫁给了假扮马夫的贵族青年阿凡戴诺。考丝丹莎和忠实的“马夫”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

  《英国的西班牙姑娘》讲述了一个浪漫的爱情传奇故事。1596年,英国海军舰队袭击了西班牙的一个沿海城市,掳走了一个西班牙小姑娘,把她带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抚养长大。她和一个英国贵族的儿子相爱,得到女王的准许。然而好事多磨,由于小人的挑拨,她和情人不幸分离,并找到了生身父母,返回祖国。这时,她的情人也被俘到阿尔及尔。正当她悲痛欲绝准备进修道院时,见到了获得自由的情人,两人幸福地团聚了。这个故事表明塞万提斯对于曾经是西班牙敌国的英国,并不象西班牙统治者那样抱有强烈的宗教偏见和狭隘的民族思想,他对持有不同信仰的异国人民的态度是友善、民主的。

  《忌妒的义斯德勒马都拉人》写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头儿娶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的故事。在义斯德勒马都拉的一个镇子里,居住着一个在美洲发了大财的绅士费列波·德·卡里萨斯,他看中了一位十三、四岁的家境贫寒的小姑娘莉奥诺拉,女家贪财,于是婚姻告成。婚后,这位忌妒的老人对年轻妻子防范极严,他准备送给她很多衣服,但不准裁缝量她的身,便从街上找了一位高矮、身段同莉奥诺拉差不多的乡下女人替她。老头儿把临街的窗子都用隔板遮起来,房子的平顶四周砌了高墙,使里边的人除了天什么都看不见。老头儿到处上锁,一把总钥匙由他亲自掌管,二门上设有一个转箱,以便往里面送东西,任何人不许进二门,管大门的黑人阉仆不行,甚至连公猫公狗都不许养。这位可怜的少女实际上过着囚禁的生活。老头白天担着心思,夜里不睡觉,他是这座房子的哨兵,没有一个男子跨进过院子。老头和他的朋友都是站在街上谈买卖。

  当地一位闲荡的青年洛依萨出于好奇,在他一帮朋友的怂恿和策划下,决心攻破这座堡垒。他化装成一个瘸腿乞丐,首先以歌声打动黑人,进入了大门。之后又通过转箱上的一个小洞,利用琴声、歌喉和漂亮的仪表征服了女管家和女奴们,然后由她们说动莉奥诺拉,用安眠药膏使老人鼾睡不醒,偷出总钥匙,把洛依萨放了进去。女管家半劝半推,把莉奥诺拉送入这个青年怀中。

  老头醒来后,发觉妻子正睡在一个年轻人的怀里。他满腔怒火,起初想杀死他俩,然后把房中所有人都杀死,他气昏过去。最后,他决定不采取普通的报复手段,因为“我的报复将落在我的头上。”他对妻子说“在所有人当中,我是最该受责备的一个,我早应该想到,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在一起过活,是多么的不相配。我就象条蚕,是作茧自缚。给引上邪路的姑娘啊,我并不怪你。”临终前老头立下遗嘱,要把留给莉奥诺拉的遗产倍上加倍。还建议她,等他死后嫁给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说,“我活着的时候,总想使她高兴……我死了以后,也还是想使她幸福,想要她跟她一定很爱的那个人结合。”莉奥诺拉被说得痛哭流涕,这种报复手段很残酷。老头死后,莉奥诺拉进了修道院,洛依萨很失望,远走去了西印度群岛。

  塞万提斯通过这个故事,严厉谴责了不以真正爱情为基础的违反本人意志的婚姻,表明真正的爱情是锁不住的,不合理的婚姻没有好结果。他大胆地同情这些所谓犯奸的女人,从而对荒谬的封建道德予以批判。

  《慷慨的情人》是一篇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它描写三个土耳其达官贵人为争夺一名漂亮女奴,耍阴谋,搞诡计,以致相互残杀,落了个可耻的悲惨下场。

  塞浦路斯即将卸住的总督阿里与继位总督哈森,在欢迎仪式上同时迷上了姿色无比的女奴莉奥妮莎,在场的大法官也垂涎三尺。阿里愿出四千杜勃隆把她从犹太贩子手中买下来,心怀鬼胎的哈森却说,“这个美丽无比的奴隶,咱们都不配受用,只有皇上一个人才配,所以我说我要为他买下来”。眼看到嘴的肉吃不到口里,阿里气急败坏地说,他也是为了“献给皇上”“博取皇上的欢心”。二人都打着“为皇上”的名义想据为己有,闹到简直要动刀子的地步。诡计多端的大法官“也是一心想把她占为己有,欲望的强烈,也不下于那两位巴夏”,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他说:“既然你们是为皇上买的,她是属于皇上的,那么她就得由皇上来支配。”他要两人各出二千,奴隶由他来看管,由他以两位总督的名义把女奴送到君士坦丁堡,献给皇上。两位总督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办法,但私下暗中贿赂法官,法官只是表面应酬,他自己也为如何占有女奴而心神不安。法官的妻子哈里玛对男仆理卡多想思重重,而理卡多则对女奴莉奥妮莎怀着真挚的爱情。经过几方勾心斗角地较量和各怀打算地密谋,法官决定将女奴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航途中将妻子哈里玛推下海去,对皇上说莉奥妮莎死了,然后暴力占有她。当法官正准备结束哈里玛性命之时,哈森的兵船追来,哈森命令士兵只留下莉奥妮莎,其余人都杀掉。正在这时,又有一只船队冲杀过来,原来这是阿里的船,他为了同一目的,早就埋伏在这里。法官发现自己腹背受敌,绝望地呼喊起来,“是那一个魔鬼叫你们造这样大的反?你们怎么敢为了满足你们主子的淫欲,不惜听凭他的调遣,干起反抗皇帝的勾当来?”但没有什么人理他,一场混战开始了,阿里被杀死,哈森的士兵也全都被杀。理卡多与莉奥妮莎回到家乡,结成美满姻缘;法官的妻子哈里玛只好跟了仆人马茂。法官赔了夫人又折兵,气得要发疯。

  在这篇小说中,塞万提斯把封建统治者的腐化堕落、荒淫无耻,揭露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本三分,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极为无情地鞭挞。小说虽描写的是土耳其人的故事,但当时西班牙的豪门贵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狗的对话》与《玻璃博士》是两篇荒诞的哲理性小说。它们通过动物和疯子之口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思想,充满了强烈的幽默感。

  《狗的对话》写医院里的一位病人听见窗外两条狗用人的语言进行交谈的故事。这两只狗一只叫西比翁,一只叫贝尔冈萨。贝尔冈萨向西比翁讲述了它一生的遭遇,它跟随过不同的主人,有贵族、骑士、教士、大学生,也有屠夫和牧羊人。它发现人们之间总是尔虞我诈,它也经常受到欺骗和愚弄。比如,它跟随牧羊人时,主人总是喊“狼来了!”它拚命去追,总也找不到狼,回来时总有一只羊躺在血泊之中。后来,它才发现牧羊人就是狼。西比翁则象一个深通世故的哲学家。它不时地对它朋友的谈话发一些简单而又通情达理的议论。作者利用与人关系十分密切的动物——狗——的对话,通过形形色色人物的丑恶行为的描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故事情节新奇曲折,但又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十分引人入胜。

  《玻璃博士》描写了一个穷苦孩子刻苦求学终于学成,尔后又受迫害发疯,最后勇敢战死的悲剧故事。故事情节是荒诞的,疯子的言论都是理智的。塞万提斯通过疯博士之口表达了他对社会上各种人和事的看法。小说讽刺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的黑暗和弊端。

  汤麦士·路达亚,是一个穷孩子,整日以流浪做工为生。后来两位绅士念他聪明、有志,便带他到萨拉曼加,让他帮他们干活,并和他们一起读书。路达亚主攻法律,文学也很出众,品行优良,主人结束学业后,把他带回老家,但他无法克制求学的欲望,主人同意他继续学习,他又跟随一位步兵队长回到萨拉曼加。步兵队长本想让他当兵,但他在兵站所目睹的一切令他厌恶。他看到“队长们常有的执拗性格;军需官的贪婪,和他们的不合理的要求;会计们管帐的那种方法;老百姓的抱怨;歇宿执照的买卖;无纪律的军队的横行霸道;在客店里他们与别的住客之间的争吵……”等等“不法的事情”,他拒绝了步兵队长的好意,决心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经过艰苦的努力,他终于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当了一名律师。这时,一个女人向他求爱,被他拒绝了。这个女人便怀恨在心,让他吃了一个有毒药的榅桲,使他中风昏迷,变得象个白痴,几乎失去了一切才能,成了疯子。他认为自己是个玻璃人,任何人走近他准会把他打得粉碎,所以只要人们一靠近,他就发出最可怕的叫喊。从此,他赤脚怪装,夏天露宿街头,冬天钻进稻草堆里,吃得很少,吃法很怪。每当他出现在法拉多利大街上,就吸引了一大批尾随者。他议论社会,评点事物,象社会问题咨询“医生”一样,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仍保持着过去的机智、灵敏,并且见解独特,他回答问题的正确,令大学里“最有学问的医药和哲学方面的教授都感到惊奇。”

  朝廷里一位贵族托人请他去朝廷做事。他说:“请阁下替我向那位贵族谢绝,说我不配住在朝廷里,也不配住在宫殿里,因为我总算还留着一点羞耻心,不懂得奉承人。”他看了贵族们打猎用的数不清的鹰及其它类似的鸟之后说,“靠这些鸟儿打猎,对大贵族来说,是一种完全合适的消遣,因为花费和收获的比例是二千对一。”一个赶骡子的人说自己是被雇用的仆人,问玻璃博士有什么看法,他回答:“主人的荣誉抬高仆人的荣誉。你们把雇用你们赶骡子的人称作你们的主人,你们看看,你们是在为什么人干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荣誉;你们的雇主都是这地球上所能容忍的最肮脏的垃圾。”玻璃博士看到一个刑事法官,他说:“我可以打赌,这个法官心里藏着毒蛇,墨水盒里藏着手枪,手里藏着闪电,把落到他职权范围内的人都一个个毁掉。”

  作者在书中感叹到,“路达亚说了那么多贤达的话”,如果不是他那种疯病的话,“人人都只会以为他是世界上最精明的一个人。”

  两年后,路达亚被一个修士治好了病,他又回到法庭去上班,但人们照旧跟着他、蜂拥着他。他扯着嗓子说,“如果你们不离开我,我很可能就沉下去,天顶。我恳求你们,千万别再跟我了,因为你们跟我,就是折磨我、伤害我。”但是,还是有人跟着他,他只好离开这座城市,因为他已经没法再运用他的智力了。他离开时悲愤地喊到:“啊,城市和法庭啊!你们使胆大妄为的人能称心如意,却叫谦逊的劳动者失望;你们大量的支持着无耻的小丑,却听任崇高的贤士饿死;我现在就和你们告别啦。”最后,他去了法兰德斯,在军队里度过了一辈子,留下了一个最勇敢的战士和最正直的人的名声。

  作者借疯子之口,对那些不顾廉耻的达官显贵,那些过着奢侈豪华生活的贵族们以及“心里藏着毒蛇”的法官们进行了无情的疯刺、谴责和鞭挞,说他们是支撑黑暗社会的“最肮脏的垃圾”。而象路达亚这样没有靠山、只有学问的博士,只有疾病才使他扬名,一旦病体康复,反而无人问津;他想拿出真才实学替人们服务,却遭到世人的摒弃。这是一个小人得志、贤士饿死的社会。玻璃博士的悲哀,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那个社会的悲剧。

  《训诫小说集》作为西班牙最早出现的短篇小说,不仅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在表达作者光辉的人文主义思想方面,有杰出的成就,而且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独具特色。这部作品题材广泛,主题新颖深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十分善于从复杂的矛盾中刻划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从而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具有立体感。比如,《吉卜赛小姑娘》中的普莱秀萨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物。她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安德鲁,但因门第悬殊,她怕上当受骗;她个性自由,性情开朗,又拘于封建的伦理道德和部落宗法;她希望安德鲁融入她所熟悉的吉卜赛社会,又怕因此而失去他。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与行为中,作者出色地展示了她理智、善良、具有叛逆精神的个性。小说的心理描写也很成功。作者善于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作细致入微的刻划,从而揭示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在 《忌妒的义斯德勒马都拉人》中,作者用大段篇幅从不用侧面把老年人焦虑不安的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比如,他对财富的困惑。他看着他的金块睡不着觉,“藏起来嘛,一点好处也得不到,搁在自己屋里嘛,又会引贼上门”;做买卖吧,年纪大了;救济穷人吧,又怕纠缠不休。他对婚姻也困惑不安。婚前他担心自己的精力,一想起结婚“脑子里就立刻生了种种可怕的疑惧,”决定不结婚又很不甘心;娶了一位小妻更是终日提心吊胆,怕戴绿帽子。这种复杂多面而又精细的心理活动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为后世短篇小说的心理描写创造了范例。

  《训诫小说集》对西班牙乃至世界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发展,都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

  塞万提斯的一生是贫困坎坷的,但他确以自己的贫困丰富了全世界——丰富了全世界的文学,丰富了全人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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