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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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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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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
  作者:张伍


  第一部分

  第1节:序言

  序言我在整理、拜读先父张恨水先生这几十张照片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搅合在一起,涌进了心头,尝到的是甘蜜?抑或是辛涩?实在难以分辨。如烟的往事,又让我沉浸在父母关怀的呵护中,似乎有一个暖暖的熨斗,熨平了我心上的所有皱折,是那样的慈爱和温馨!
  父亲生在清末的189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既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又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转型期。他的幼年和少年是生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而他的青、壮年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和北洋军阀的内战及北伐战争,他的中年则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锤炼,他的老年又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的晚年,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一部传奇。
  父亲生在江西,他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渡过的,偶尔回到故乡潜山县小住,时间却不长。
  江西虽然是富庶的江南水乡,文风极盛,民情纯朴,但不像江浙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是比较闭塞、保守的地方。清末,照相术刚刚从西方传来,在江西那样传统的内地,我不知道有没有照相馆,就是有,可能也是少之又少,照一张相可能是极昂贵的,所以我从没有看到过父亲童年时代的相片,但我似乎在刚回到北平时,在箱底里见过一张父亲梳辫子时的相片。
  祖父去世得早,父亲过早地担起了负责家庭的重担,17岁之后,都是奔波在崎岖坎坷的求生之路上,哪里会有心情去照相?抗日战争,他又带我们颠沛流离到四川,生活在山村里,据我记忆所及,在那8年的抗战岁月里,我家的生活非常清贫,父母及我们,在那几年间从没有照过一张相,没有一张留影,让现代的人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由于战乱,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大部散失,所剩不多。而损失惨重的,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按照那时的标准,这些照片都是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的“四旧”,是“破”的对象,所以在亲友处的父亲照片,当然“在劫难逃”,损失殆尽。留在我处的这几十张照片,就成了“海内孤本”,绝无仅有的了。父亲的百十本遗作和这些照片,就成了他留给我们的惟一财富,真正应了父亲自己的诗句:“手泽无多惟纸笔。”为了保存这些书和照片,免得被红卫兵一网打尽,我把它们藏进一只行李袋里,上面放些衣物,我和行李袋从此形影不离,我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它和我共同下放到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又和我共同栖身在地震棚里,这样身不离袋,袋不离身地过了10年,可说“漏网之鱼”,侥幸保存下来。
  苏东坡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爪印,鸿飞那复计东西。”诚哉,斯言。人生恰如雪泥鸿爪,雪消爪灭,一片虚空,了无痕迹。而照片却正是在这雪未融、印未消之际,一瞬之间,把它定格下来,供后人翻阅。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手泽”,所以我从来都是秘不示人,常常翻阅这些相片,以此慰藉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每阅读一次,就有一次新的领会。突然,我感悟到,父亲不经意间照的这些相片,是一部固定的历史,是他半生的写照;王右军所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们通过这些“陈迹”,可以遵循他的足迹,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正因为如此,我改变了原来秘不示人的想法,接受了出版社的邀请,把这些藏匿多年的相片,整理付梓,“红卫兵小将”虽有始皇之威,我还能拿《尚书》于灰烬。是为序。

  第2节:从张戴氏太夫人说起(1)

  从张戴氏太夫人说起相片上这位慈祥恺悌的老夫人,是我的祖母,老人家姓戴,讳信兰,湖北孝感人,是个铜匠的女儿,自幼随其家迁徙南昌,在江西长大,略识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嫁到张家后,上敬公婆,下爱儿女,相夫教子,勤劳操作,把家事料理得井然有序,与妯娌互相敬爱,从没有红过脸,更不用说拌嘴吵架了。我的祖父讳耕圃,号钰,是曾祖的第三子,因而乡人称我们这一支为“老三房”。祖父自幼跟着曾祖习武,练就一身娴熟的武功,马上步下身手不凡,数十人近身不得,也是老行伍出身,出生入死,和土匪打过不少恶仗,保过五品军功,但却从未得到实缺。曾祖深谙军中黑幕,不愿祖父再蹈覆辙,于是聘请塾师,让祖父习文。可是祖父自幼练武,书底子薄,只读过几年私塾,当时年龄已不小,科举一途恐怕难以走通,根据他自身的条件,改学税务,所谓“学剑不成,一行作吏”,就在军中帮办。1900年前后,主办过浮梁工艺厂,后来就在厘卡子①上当师爷,祖父为人正直,急公好义,厘卡子本是税收肥差,但是祖父在税卡多年,都是两袖清风,死后只留下薄田数亩,并无余财。
  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我的曾祖父张讳开甲公,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身材伟岸,力大无穷,14岁时,“能挥百斤巨石,如弄弹丸”。①15岁时,太平天国兴起,开甲公抽丁,被迫入湘军曾国藩部,从征十几年,出生入死,屡经沙场鏖战,虽然战功卓著,却因身有傲骨,不谙做官之道,更不善逢迎,因而未获上赏,终老一生,仍是宦囊羞涩。他目睹亲友流亡之惨,山河破碎之痛,闲时则喜谈论往事,并庆慰自己之九死一生。父亲曾于1929年9月18日在《上海画报》撰《技击余谭》一文回忆曾祖父:“所携军器,为矛一,匕首一,弓一。矛竹制,长丈余,矢端安铁镞,缀以红缨,使时,自侧立,右手执其端,左手前二尺余,专以刺击为事,非若优伶及卖解者之木枪,有挑拨飞舞等解数也,矛数之最精者,在能以二手执矛之尾端,能舞一圈花,而其簇,乃可碎人躯干矣。公力巨,能之,因是益以自豪。”开甲公不仅长枪大刀、沙场周旋的武功是如此的超群,而且还有一些超凡入化的绝技,也令人咋舌。江西夏天,炎热非常,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惹人厌烦。曾祖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百无一失,“筷”无虚夹,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曾祖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绝技,使父亲惊奇叹佩,所以他把这一细节写入《啼笑因缘》一书中,即是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的神来之笔。这一描写曾被某些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张家的绝技!
  曾祖父非常疼爱偏怜父亲,一来父亲从小就聪明解事,二来他们祖孙之间还有一段机缘巧合的佳话。
  据我的大姑说,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午时,在江西广信府,一位张姓游宦人家,降生了一圆头大脑、哭声洪亮的男孩,这就是我的父亲张恨水先生。在一阵欣喜忙乱之后,又隔了两三小时,佳音又传,我的曾祖父张开甲公,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真是喜上加喜,因此曾祖父说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贵也不富,他远离官场也畏避商场,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从小就天资过人,善解人意,祖父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给他取名“心远”,希望他志向远大,有所作为。这是父亲的正式学名,念私塾、上学堂,都用的是“心远”二字。但是根据张氏宗谱的“宗岁兆联芳,祖泽益福庆”排名,父亲的谱名则为“芳松”,但我从未见父亲用过这名字,也从未听他说起过这名字。

  第3节:从张戴氏太夫人说起(2)

  父亲有三弟二妹。我的二叔名心恒,又名啸空,谱名芳柏。三叔名心白,字朴野,谱名芳槐。四叔名心达,字牧野,谱名芳楠。三叔四叔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因此闹了不少的笑话。大姑名其范,字竹影。小姑名其伟。
  祖父逝世得早,祖母只有36岁,父亲是长子,不过17岁,小姑尚在襁褓中,祖父又没有留下余财,可想而知,祖母的日子有多么艰难,她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实在是难!难!难!
  正因如此,父亲事母极孝,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对祖母的话是铭刻在心,从不敢忘,也从没有迕违过祖母庭训。父亲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就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不管多忙,他都绝不假手于人,成了他天天必做的功课!
  1951年,我们搬到了砖塔胡同43号的小四合院里。父亲大病初愈,说话行动都很不方便,他得到了祖母这张照片,便把照片挂在北屋客厅正中墙上,每年的除夕,他都要让二家兄在院子里燃放鞭炮,父亲点上了蜡烛,毕恭毕敬,虔诚无比地向祖母像跪拜,年年的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在他极其认真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并不要求我们跪拜,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的除夕,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亲友,大都在劫难逃,都在生死未卜之中,他的心情极其郁闷,身体益发虚弱,行动很不方便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二舍妹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蜡烛台,点上红蜡,我和内子搀扶着他,抖抖颤颤地向祖母像跪拜,荧荧的烛光辉映着他的脸,是那样的肃穆祥和。可能他有一种预感,两眼凝视着祖母像,脸上显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天真,嘴角轻轻嚅动着,似乎在倾诉着什么。霎那间,我有了一种非常温柔、非常圣洁的感情,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第4节:江南水乡的学童生活(1)

  江南水乡的学童生活有人认为《北雁南飞》、《春明外史》、《巴山夜雨》是父亲不同时期的夫子自道,这当然不是事实,小说就是小说,它不是照搬生活,更不能是真人真事。话虽如此,但却也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不是自传,但它却是父亲曾经生活过的背景,通过书中的描写,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地方的民风、民情、生活习惯、地域风貌以及历史文化等等。这些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生活环境,自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成长,甚至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在序言中曾经说过,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没有父亲幼年和少年时的相片,幸亏他写了一部《北雁南 飞》,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少年时读书的所在地,三湖镇的种种情况,也知道了他在“经馆”①念书是什么样子,从这些描写中,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从中可以寻觅到他的成长轨迹,走过的足印。
  父亲的童年,是在曾祖父的官衙中渡过的。曾祖父长年的戎马生涯,使他养成了“拳不离手”的习惯,每日清晨,他总要在院子里打拳舞枪,精湛的武功,矫健的身手,真是快如脱兔,静如泰山,使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曾祖父是他幼小心灵中的偶像!对他的成长,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练完了武功,祖孙二人也会嬉戏一番,父亲在《剑胆琴心》的自序中写道:“公常闲立廊庑,一脚跷起二三尺,令恨水跨其上,颠簸作呼马声曰:‘儿愿作英雄乎?’余曰:‘愿学爹爹②跨高马,佩长剑。’公大乐,就署中山羊,制小鞍辔,砍竹为刀,削苇作箭,辄令两老兵教驱射舞之术于院中。恨水顾盼自雄,亦俨然一小将领也。”这一段,立“羊”横刀,“沙场”驰骋的童年趣事,使父亲终身不忘,他在1947年4月4日在北平《新民报》撰文《我做小孩的时候》,再次提起此事,直到晚年,他和我们闲聊,还不止一次说起这段童年往事,说到动情处,会呵呵地笑起来,这出自心底的开怀大笑,感染着我们跟他一起笑起来。由于曾祖父对他的巨大影响,父亲虽手无缚鸡之力,在吐属蕴藉的文人风格中,又会掩饰不住一般耿介的阳刚之气。
  父亲6岁入私塾,念蒙学,向孔夫子及先生行过礼后,就是正式学生了。所谓蒙家,就是先生只教读而不解释文义。塾里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读的书本也不一样,先生只要求学生大声诵读,于是你念你的“人之初,性本善”,他念他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在这蛤蟆吵坑的环境里,父亲居然把《 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就是俗话说的“三百千”,念得滚瓜烂熟,然后又糊里糊涂地念了《 论语》、《孟子》,像这样深奥的书,先生又不讲,孩子们根本就不知所云,所以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孟子见梁惠王,打得学童要吊梁。”父亲果然是天资过人,不管懂不懂,他把这几本书,都能倒背如流,在这两三年间,父亲换了几个蒙馆,情形大致相同,虽然先生不讲,他悟性高,居然通过书本上的绘图,弄懂了书义。那时这些图画都画在书本的上端,算是早期的插图吧,先生尽管不讲,父亲边看图,边对照课文,连猜带蒙地就弄懂了书的含义,他恍然大悟,读书并不枯燥,是很有趣味的,他对读书就更加有兴趣了,这也算是有师的“ 无师自通”吧!后来他读了《千家诗》,又喜欢上了诗,用他的话说,“ 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诗”。于是他成为学童中的佼佼者,小小的年龄,在邻里间就赢得了神童的美誉。
  在父亲8岁的时候,因祖父去景德镇做事,他也跟随前往,在父亲就读的景德镇私塾,有一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塾中有两个女学生,这样的男女同班,在当时可说是惊世骇俗“破天荒”的事。这两个女学生,有一个人和父亲同龄,也是8岁,父亲和她交好甚厚,两人一起读书,一起玩耍,青梅竹马,天真无邪。那年元宵节,父亲穿上了新衣,邀她一起去看灯,手拉着手,跟着飞舞的龙灯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直至夜深,两人才依依不舍分了手,父亲对这段纯真的友情,对这儿时的童侣,十分珍惜,他几次撰文追怀这段往事。1929年3月3日,父亲写了一篇《 旧年怀旧》的小品,刊在同日的《 上海画报》,虽是文言,但写得清丽隽永,感情真挚,文章不长,转录如下:予十龄①时,随先君客赣之景德镇,就读私塾,塾中有女学生二,一与予同庚,一则长予一岁,予不克忆其姓名,同庚者则于秋凤也。秋凤与予家比邻而居,朝夕过从,相爱甚昵,故上学必同行。伊面如满月,发甚黑,以红绿一大绺作发穗,艳乃绝伦,儿时私心好之,未敢言也。除夕,在秋凤家掷升官图,予屡负,秋凤则屡胜,予款尽,秋凤则益之。秋凤母顾而乐之,谓其夫曰:“两小无猜,将来应成眷属也。”
  时于家人多,即戏谑拥予及秋凤作新人交拜式,予及秋凤,皆面红耳赤,苦挣得脱。明日,凤来予家贺岁,遇诸门,私而笑语予曰:“ 昨夕之事,兄母知否?”予笑曰:“知之,且谓尔来我家亦甚佳。”凤睨予,以右手一食指搔其面,笑跃而去。此事至今思之,觉儿童之爱,真而弥永,绝非成人后所能有。后六年,予复至镇,则凤已嫁人,绿叶成阴矣,予时已能为诗,不胜桃花人面之感,有惆怅诗三十绝记其事。
  父亲的学童生活,除了这一段值得珍惜的纯真友谊,都是在所谓“ 天地玄黄喊一年”中渡过的,那种“ 诗云子曰店”的先生,只是教父亲“念”书,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即便“念”懂了一部分,也是瞎

  第5节:江南水乡的学童生活(2)

  猫碰死耗子———撞上的。他在了解文义以前,没有遇到过一位好老师,从6岁启蒙,直到13岁,都是这样稀里糊涂过来的,只是到了三湖镇,才真正遇到了一位老先生,教会父亲读懂了书,做通了文章。
  父亲13岁这年,随祖父到了江西新淦县的三湖镇,这里是南昌通往吉安的要道,陆路可走车马,水路可行舟船。物产丰富,盛产橘橙,市镇繁荣,是餐鱼稻饭之乡,不仅风景幽绝,而且文风很盛。这个地方正是读书的好场所,祖父送父亲到一家半经半蒙私馆读书,那时候,私塾分蒙、经两种,蒙馆为刚入学之学童所设,先生只照本宣科,不讲解,只让学生认字,写字。经馆是高年级的学堂,先生要讲解文义,并教学生做八股文及“试律诗”,学生也较大,也自由一些。父亲是寄宿在这家经馆里的,所谓“负笈读书,出就外傅”。学堂是家宗词,橘林环绕,院子里大树参天,有一棵古樟,枝柯虬龙,树阴可笼罩大半个院子,环境很好。出学堂不远,即是赣江,江岸很宽,橘树沿江而栽,深秋时节,橙红橘绿,金实累累,绿林丛中,一江顺流,几只白鹭划水而过,若是摘收橘子的时候,村女嬉笑而来,边摘橘边唱歌,真是个好地方。父亲对这个风光旖旎的水乡有着深厚的感情,1952年,他大病初愈,握笔很难,仍抱病写了几首怀念三湖镇的诗:橘珠颗折来百尺松,南丰橘子喜相逢;寻踪愿溯荒江上,积翠丛边过一冬。
  客居记得在三湖,日照窗棂万颗珠;最是云开风定后,小姑分绿网珊瑚。
  大者为三湖橘,小者为南丰橘,北京所卖,盖南丰产也。①折得芳柑不带酸,欵宾堆积紫金盘;九年半啖四川境,尊齿于今已耐寒。
  芳柑即四川广柑。
  剪来抚鬓点秋波,姑嫂扶梯尚唱歌;我亦微行分两棵,彼言解渴不算多。
  剪橘之后,自将橘子在脸上磨挤一下。盖须装篓,恐剪蒂不尽,伤他橘之皮。然客家看来,甚为风韵。
  三湖镇经馆的先生姓萧,是个廪生,学问好,有教学经验,人也开通,对学生取“放任主义”。萧先生早就耳闻父亲神童之名,一试之下,果然颖悟异常,先生非常高兴,大有孟夫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之感;父亲呢,认为萧先生是念书以来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师,故而执弟子甚恭,且有知遇之恩的敬畏,师生之间很是融洽,一直到晚年父亲还充满着敬意地和我们谈起这位萧先生,不仅如此,父亲还把萧先生写进了他的代表作《八十一梦》中,在其《退回去二十年》一梦中,写到“我”因拾到赖总长二公子送高小姐的白金钻石戒指,被赖夫人提拔为秘书,“我”得意忘形回到家,一脚把门踢开:只见死去的祖父拿了马鞭,我父亲拿了板子,还有教我念通了国文的萧老先生拿了戒尺,一齐站在屋里。
  我祖父喝道:“我家屡世清白,人号义门,你今天作了裙带官,辱没先人,辜负师傅,不自愧死,还得意洋洋。你说,你该打多少?”
  我慌了,我记起了儿时的旧礼教家庭,不觉双膝跪下。
  我父亲喝道:“打死他罢。”那萧先生就举手在我头顶一戒尺,我周身冷汗直淋,昏然躺下。……哈哈!当然没有这回事,读者先生,你别为我担忧!
  由此可见,父亲是把萧先生和我的曾祖父、祖父视作最敬爱的人。
  父亲在萧先生的私馆里,年龄虽然小,功课却最好,在同学里,是铁中铮铮。他和三个同学共居一室,另有一间屋读夜课。夜课只是念念古文,那些文章他大半都读过,由于他有超常的记忆力,确实能够过目不忘,所以萧先生安排的夜课,父亲毫不费力就可以完成,相当轻闲。同室一位姓管的同学,家里的小说很多,不断的带到学堂来看,父亲就正好得其所哉地来个“开卷有益”。父亲在10岁时,随祖父到江西

  第6节:江南水乡的学童生活(3)

  新城县(现在的黎川县),坐木船沿赣江而上,在木船上感到无聊,偶然看到了一本《 残唐演义》,随手拿过来看,他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书,一下子就此入迷,用他自己的话说:“ 跌进了小说圈。
  ”一本小小的书,竟然导致了他一生的旅程,而且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造化弄人,实在不可预料。
  父亲在去三湖镇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小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小说,他在两个月之内,一股脑儿地读完了《西游记》、《 水浒》、《 封神演义》、《 列国演义》、《 五虎平西南》,以及家里的《 野叟曝言》、半部《 红楼梦》,这使他作文减少了错别字,并把虚字用得更活,虽然看了这么多的“闲书”,但是他的“正经功课”,仍然是班里的佼佼者。
  六七月间,萧先生下省考拔贡,出了十道论文题目让父亲回家去做,学校算是“放暑假”了。
  祖父办事的地点是万寿宫,父亲在万寿宫的戏台侧面要了一段看楼,自己扫地擦桌,弄得窗明几净,布置出一间书房,上得楼去,叫人撤掉楼梯,“划楼为牢”,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净手焚香,做起斗方小名士来。父亲后来说,这个“毒”,是受《聊斋》和《红楼梦》的影响,此外《野叟曝言》也起了些作用。
  父亲的案头放有《聊斋》、《唐诗别裁》,这是他当时精读细考的书,《聊斋》虽是残本,但却是套色木版精印的,内有许多批注。父亲这时看书已不单看正文,也很注意批注。他从批注上得知了许多典故,又学到了许多形容笔法。另外,还有两部书是祖父规定他看的,一是《袁王纲鉴》,另一是《东莱博议》,这四部书同时摆在案头,看似随便,细究起来,不仅有趣,而且反映了一个新旧时代即将更迭交替前的冲突反映。前两部书是所谓“性情中人”的读物,被当时士大夫阶级视为“雕虫小技”的闲书,难登大雅之堂,小孩子看多了,是会“玩物丧志”的,弄得好,是个会诌几句歪诗的斗方名士,弄不好,就是个识字的无赖,绝非“正途”;而后两部,则是祖父选的,是仕途经济的必读课本,学而优则仕之路的阶梯。这充分反映了父子两代人的兴趣以及对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妙就妙在父亲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全都认真地揣摩研习过,自然而然就融汇于父亲的笔端,真是太绝了。
  父亲关在楼里两个月,由着性儿地吟风弄月,萧先生出的十道论题,他全交了卷。尤其是《管仲论》,萧先生打了密密的双圈,做了详细批改,而且让父亲的父执辈传阅,神童之誉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三湖镇。
  三湖镇的求学生活,对父亲一生影响巨大,在那里奠定了他的写作生涯,所以他对这个淳朴美丽的水乡,是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和怀念的,他带着这种感情于1935年写了《北雁南飞》,这部小说不是自传体小说,更不是自传,但是它是以父亲求学的生活环境为背景,为我们探求父亲少年的学堂生涯,给了形象生动的参考。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父亲以真挚的感情,细腻的笔法,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掩卷叹息的情节,以及三湖镇民风、民情、民俗的生动勾画,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晚清江南水乡图。书中曾以我祖父一件壮举为原型,做了艺术加工写进了书中,那就是第二十三回“沥血誓宗祠通宵备战,横予来侠士半道邀和”,原来在江西内地,有一种极其不好的陋习,宗族械斗,每次村与村、族与族之间发生了纠纷,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就要发生械斗,每村16岁以上的男丁,都要“上阵”厮杀,每次战斗结束,胜负两方都伤亡惨重,重者死去数人,轻者也要重伤十几人,《北雁南飞》对这一场面,作了生动的描写,当姚冯两家为了婚姻纠纷,决定械斗,在调解不成,即将动武之际,一场血腥的厮杀无可避免了,这时突然出现了一批壮士———“当头一个,是个圆脸大耳的胖子,头上扎了青布包头,身上紧紧地束着白板带,斜背绿皮套子的横柄大砍刀。手上也握了一根一丈多长的红缨竹矛。足下蹬了快靴,腿上扎了裹肚。”在描绘了他的衣着装扮之后,接着又写他:“端了那长矛子在手,叫道:‘你们不都用的长矛子吗?矛子使得最长的,越算本事到家。我不敢怎样夸嘴,我使一丈六尺长的矛子,诸位的矛子,比我长的,自然是有,但是恐怕不能像我这样使。’他说着,将矛子一倒,两手横拿着,做了一个八字桩,将矛子一伸,两脚并拢,向前一跳———只这样一跳,已经到了岸上。只见矛尖到处,那排列着的草人,却狂风卷着的一般,接二连三地向半空里飞去。他先挑的姚姓阵前的,转身又去挑冯姓阵前的。挑完了,他大声叫道:‘这不算,草人胸前,都贴了一张白纸,上面画了一颗红心,请大家看看,我的矛子尖头,是不是都扎在红心上?
  ’两姓阵上,有好事的,果然捡起来看看。可不是依了他的话,矛尖都扎在红心上。大家齐齐地喝了一声彩。”
  多精彩的描写,这种绘声绘色的神来之笔,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我祖父的绝活!
  我在十七八岁时,第一次读了《北雁南飞》,被深深地感动了,那缠绵悱恻的哀情使我久久不能平息,书中的诗及四六信札,把这种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让人不忍释手。看后,我对父亲说:“《北雁南飞》写得好,我非常喜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父亲听了微微一笑说:“我是用心写的。”

  第7节:老书房的苦涩记忆(1)

  老书房的苦涩记忆老书房外绿重重,百尺冬青老去浓;几次分离君更健,一回新建一驼峰。
  十年前到旧书堂,门外新平打稻场;只剩老根龙样卧,太空苍莽对斜阳。
  胜利归来不到家,故乡山泽有龙蛇;慈帏告我伤心事,旧日书堂已种麻。
  这是经过8年抗战后,父亲回到魂牵梦萦的安庆,祖母告知他劫后的故乡“老书房”已成一片废墟,父亲感慨系之,写下了《旧日书堂》七绝三首。提起了家乡的“老书房”,张家的子侄辈,都有一种近乎神圣般的敬畏。因为父亲曾在这里,像山僧问禅似的面壁苦读,足不出户地自修自写数年,奠定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从老书房里,走出了一个蜚声中外的“张恨水”!
  父亲在17岁之前,在严父慈母的关怀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之他天资过人,过目成诵,从小就有神童美誉,所有教过他的先生,都对他赞誉有加,在一片温情呵护和嘉奖下,父亲根本不知道人间还有忧烦的事,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未来是光明的,他的身边是温暖的。祖父为了更好地培养父亲,要他东渡日本去留学,然而父亲当时正是科学救国的忠实信徒,他不愿到“再传”的日本去留学,而是愿意到欧美学习先进的科学理论,然而到欧美留学的费用要比去日本多很多,祖父一时拿不出,就让父亲等一等,筹到了钱,就可以让父亲去欧美留学,就在父亲用天上的彩虹编织着灿烂似锦的未来时,家庭有了遽变,祖父突然得了急病,在几天之间,撒手人寰。在祖父弥留之际,曾问父亲能否把家庭的重担挑起来,父亲跪在祖父的病榻前,作了郑重的承诺。知子莫若父,祖父知道,凡是父亲答应了的事,必是言必行,行必果,便阖然而逝。年轻的父亲哪里知道这一诺是多么沉重,这副担子压在他稚嫩的肩上,压得他失学流浪,压得他重病吐血,这副担子压了他大半生。
  人生的际会,实在难以预料,假如父亲听了祖父的话,东渡日本留学,再假如祖父晚去世几年,父亲的人生之旅,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他也许会孜孜以求地在自然科学之路上探索,在人海波涛中,不管是浮

  第8节:老书房的苦涩记忆(2)

  还是沉,但绝不会有后来被世人所知的“张恨水”!
  祖父一家的生活,全靠祖父手糊口吃,既无积蓄,又无家产,祖父一死,全家立即没有了收入,居孀的祖母只有36岁,身为长子的父亲也只有17岁,下面尚有三弟二妹,小妹还在襁褓之中,毫无生活来源的全家,陷入了日坐愁城之中,这日子怎么过呢?父亲自然是失了学,除了书本,别无谋生的技能,真是应了那句“百无一用是书生”。幼小的弟妹嗷嗷待哺,祖母焦虑万分,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毫无办法。如果全家再呆在江西,不是乞讨街头,就是饿死他乡,只有回到故乡一条生路,那里还有旧房数间,薄田数亩,勉强还能活下去。于是祖母拖儿带女,登山涉水,一路劳顿地回到了安徽潜山。
  虽然回到了家乡,只能说全家仅能填饱肚子,没有余钱供父亲读书,失学对于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况且对于父亲这个酷爱读书,天分极高,本来有着锦绣前程的人,只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他从山顶跌进了深渊,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实在无法排遣,又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只好一头钻进老书房,闷头读书。书本可以使他走进另一个世界,让他忘掉了书房外的忧烦,让他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也使他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农村的夏天,蚊虫非常多,独对豆大之菜油灯光苦读的父亲,两条腿被叮满包,奇痒难耐,于是他用木桶盛满清水,把双腿泡进去,这样蚊虫叮不着,又可以使自己不打瞌睡,能够苦读到深夜。
  父亲足不出户的苦读,非但没有引起乡人的同情,反来招来嘲讽讪笑,因为当时读书,都是为了“学而优则仕”,无非是做官,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总要荣耀乡里,光宗耀祖。像父亲那样一无所成地还乡,很是被人瞧不起,说是:“读书读成了张某人那样,还不如让孩子们种田哪!”甚至当面嘲笑父亲是“书呆子”、“书牗子”(牗,潜山语,即箱子);有些小商人、小绅士背后则叫他“大胞衣”。胞衣,即胎儿胞衣,婴儿出生后,即将此物丢弃,意思是说他是废物!对于这种冷嘲热讽,父亲既不能辩,也不屑一辩,于是就益发一头钻进老书房,将心中的苦闷、牢骚都宣泄于书本和笔端,“借书的酒杯,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如此苦读的结果,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文根基。
  这时他的近体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四六文也写得相当好,他就把无法排遣的苦闷,寄之于诗文,17岁时,在为祖父除灵举行家祭,他就做了一篇四六体的祭文,在灵堂当众宣读后焚化。由于词藻妥帖,对仗工稳,情深意切,博得亲友的赞许,这件事使父亲感到些许的慰藉,“小才子”的赞誉,使父亲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比那些村冬烘强多了。
  尽管他自己感到得意,然而在一般村民的眼里,他仍然是没有出息的呆子,他就只好以书笔为侣,他关在老书房里,写了一本诗集、一本词集,还写了一部名叫《青衫泪》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白话章回体的,书中穿插了不少诗词,四六骈体以及小品,完全是模仿《花月痕》的套子。这些小说和诗词,并不是为了发表,完全是自己的心情宣泄,没有任何功利可言,是纯纯粹粹为文学而文学,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青衫泪》共写了17回,父亲觉得幼稚,不满意,就放弃了。事隔多年,他忆起往事,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第一部长篇,未完成的‘大杰作’!”①父亲对老书房是深深怀念的,这里有着他辛酸而苦涩的回忆,“过后思量总可怜”,当回首往事时,当年的酸楚,也会裹着一丝温情,因而他于30多年后曾无限感慨地写道:这屋子虽是饱经沧桑,现时还在,家乡人并已命名为“老书房”。这屋子四面是黄土砖墙,一部分糊过石灰,也多已剥落了。南面是个大直格子窗户。大部分将纸糊了,把祖父轿子上遗留下来的玻璃,正中嵌上一块,放进亮光。窗外是个小院子,满地青苔,墙上长些隐花植物瓦松,象征了屋子的年岁。而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这院子里,有一株老桂树。终年院子里绿阴阴的,颇足以点缀文思。这屋子里共有四五箱书,除了经史子集各占若干卷,也有些科学书。我拥有一张赣州的广漆桌子,每日二十四小时,总有一半时间在窗下坐着。②这,就是老书房,我心中的圣地。

  第9节:青年时代的挚友(1)

  青年时代的挚友看了东野大伯、耕仁伯父的相片,使我想起了父亲那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在青年时代的趣闻,让我在含泪的微笑中,又发出了敬佩之情。这些极富浪漫情节的故事,是和东野大伯、耕仁伯父、张楚萍先生紧密系在一起的。他们三人和父亲的关系,正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在父亲极度彷徨,百无聊赖之际,是他们给了他诚挚的友谊,温暖他,安慰他,帮助他,使父亲有了自信,看到了希望。他们是父亲的引路人,可以说是他们和父亲共同“挖掘出了张恨水才华”!
  东野大伯是我二祖父的长子,也是曾祖的长孙,长父亲六七岁,他们的童少年时期是一起渡过的,他对父亲的帮助、教育很大。父亲对他也相当敬爱,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和东野大伯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东野大伯民国初年在上海警察局当区长,觉得父亲天资过人,这样在农村荒废下去太可惜了,于是让父亲到上海去求学,祖母为了父亲的学业和前途,筹措了一笔钱,父亲于1913年的春天,到了上海。父亲初次来到上海,他无心游览十里洋场的繁华,借住在东野大伯的浦东六里桥衙中,闷头读书,准备考学。此时,恰逢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在上海招生,父亲原来在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习,便高兴地去报考,榜发,高高得中,满心喜悦地去上学了。
  蒙藏垦殖学校设在苏州阊门外盛宣怀的家祠里,环境幽美,是读书的好地方,校长由著名的革命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先生兼任。父亲在苏州,因为穷,不能像同学们那样悠哉悠哉去狮子林、虎丘、寒山寺探幽访胜,更不能去听评弹、上茶社、吃小吃,他只能将心中的若闷,诉之于诗文,父亲的文笔,使垦殖学校的不少同学倾倒。他们劝父亲改走文学这条路,早作良图,父亲那时穷得一文不名,能作什么“良图”呢?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旖旎风光,使他深深喜欢上了这座江南水城,他漫步小桥流水,了解文风民情,陶醉在苏州特有的江南风韵中,并且学会了莺声呖呖的“吴侬软语”,使他在书中刻画江南人士时,能说一口道地的吴语。
  在苏州,还有一件影响父亲一生的事情,由此种下文字因缘,那就是他的第一次投稿。父亲虽然清贫,但积习难改,每个月总要节衣缩食地省下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他偶然在杂志的封底看到该社征求稿件的启事,并声明每千字3元。这个诱惑对他太大了,一方面是性相近,喜欢文学,人人都说他有文才,不妨试试;另一方面是穷,他需要钱。于是趁着学校闹风潮停课之际,就在理化讲堂上偷偷地写起应征小说来。父亲穷三日之功,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旧新娘》,文言的,有3000字,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另一篇是《桃花劫》,白话的,约4000字,写一个孀妇的自杀,是悲剧。稿子写好了,就悄悄地邮寄到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他并没有幻想到会选中,因为在当时,他认为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都是了不起的大文豪,一个17岁的毛头小辈,怎能侧身其中呢?事出意外

  第10节:青年时代的挚友(2)

  ,四五天后,在父亲寝室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父亲在大吃一惊之下,有些忐忑不安,想着一定是退稿信,又盼着不是,于是小心翼翼地拆开来看,不是退稿信,居然是主编恽铁樵先生所写的亲笔信,字迹很工整,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父亲高兴得几乎发了狂,一个一文不名的无名后辈,居然可以和大文豪在一起发表文章,这本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一下子成为了事实,真是心花怒放。他实在遏止不住心头的高兴,告诉了要好的同学,同学也为他高兴,父亲此后还和恽铁樵先生通过两封信。但是,且慢高兴,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直等了10年,直到恽先生离开了《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这是父亲的第一次投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作品的第一次流产”。
  稿子虽然没能发表,但恽先生的亲笔信对他的鼓励和影响巨大,可以说,引导他走向了文学生涯,父亲对恽先生是怀着知遇之感的。还有一件事,也须特别说明,就是在这次投稿中父亲署名是“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东野大伯对父亲还有个重大的影响,那就是介绍父亲到“文明进化团”去演戏,这真是开玩笑,他怎么会演戏呢?然而历史有时就是会开玩笑。民国初年,许多留学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喜欢演新戏(早期的话剧)和组织剧团,东野大伯在1914年左右,已经是响当当的“红角”了,他的艺名“张颠颠”在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以后他又改名“张愚公”,是剧团的台柱。
  1913年7月,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蒙藏垦殖学校也因而解散了,父亲再次失学,东野看父亲飘流不定,就把他介绍到“文明进化团”。该团的主持人是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先生和陈大悲先生,李先生欢迎父亲去,倒并不一定要父亲演戏,知道他文笔好,可以帮着搞宣传,写说明书,月薪初步定为30元,这是有名无实的,根本拿不到钱,不过剧团的伙食相当好,不必为每日三餐发愁了,生活也相当丰富,以后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刘半侬、徐半梅、黄秋士、钱化佛等,他们很投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父执,都值得介绍,他们在学术上都各有建树。刘半侬先生,后来把“侬”字的“人”去掉,由半个我成了半个农,是著名语言学者、文学教授,后来同住在北京,时相往来,父亲1931年创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时,曾经邀请刘先生任教,刘先生称父亲为“大小说家”,并在对学生的演说中说父亲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小说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①由于刘先生的介绍,父亲又认识了他的令弟刘天华先生,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过:“我的月琴,是刘天华教的。”
  徐半梅先生是清末留日学生,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演出早期话剧,不演戏后,寓居上海写小说,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滑稽小说家“热昏十年斋主”徐卓呆是也。说起卓呆二字,也是很滑稽的,这是徐先生的游戏之作,他是苏州人,在吴语中半和卓发音是相同的,呆又是“梅”字古写“槑”的一半,徐卓呆即徐半梅,哪里是卓而又呆,分明是聪而且慧,他的作品有《乐李阿毛外传》、《何必当初》等。
  陈大悲先生,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父亲在北京《世界日报》同事,以后又创办了

  第11节:青年时代的挚友(3)

  北京第一所学习话剧的艺术学校,名称似乎是“爱美戏剧专科学校”,因手边无资料,记忆以及,不免有误,这个学校为北京培养出了不少早期的话剧人才。
  钱化佛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京剧演员、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最后又致力于绘画,成为著名画家,代表作为《大禹治水》,长达五六丈,一生主要画佛。
  黄秋士先生是当时名噪大江南的演员,曾到北京城南游园演出,轰动一时,此人也能诗,但不幸中年夭亡。
  父亲在“文明进化团”时,他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落花梦》中一个生角,大家还相当满意,就是觉得他说话太快,有些慌张,又是一口江西加安徽口音的“官话”,观众听不大懂,后来居然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生主角。父亲在剧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也是“玩票”的性质,但由于剧团的流动性质,使他有机会到各处走动,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生活,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他喜欢在小说中,设置悬念和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又往往喜欢用小动作来提示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舞台生活,他自己曾公开地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①无独有偶,据说英国的狄更斯也有此习惯,在外国作家中,父亲最喜欢狄更斯,这真是有趣的巧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有言:“张恨水也可能是中国的狄更斯。”夏先生真是父亲的文学知己。
  父亲对李君磐先生一直以师事之,执弟子礼甚恭,尽管他离开了戏剧界,还时常写信问候李先生,直至抗日胜利后,还和李先生不断音信往来。1956年,老片重演,北京各影院上演《夜半歌声》,父亲高兴地让我去买票,说是片中演经理的是他已经逝世的老师李君磐先生,可以通过电影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
  张楚萍先生,是我们的本家,虽然大不了父亲几岁,却长他一辈。楚萍先生才气横溢,能诗能文,洒脱不羁,自称“疯子”,其性孤僻,多不近人情,其实是有志难酬,又为封建婚姻所困,所谓“社会家庭皆不见容”,转为把一腔忧愤,嬉笑癫狂,游戏人间。曾有一鸦片烟店的店主,名“钱有南”,请楚萍先生代撰一联,他不假思索,挥笔而就,联曰:“有土何须分南北,无钱莫吃这东西。”短短十四个字,把店主的姓名、职业、性格全部嵌入联中,天衣无缝,浑然工整,谑而不虐,店主人看了哭笑不得。楚萍先生为了逃婚,到上海求学,其父恨他不听话,断绝经济来源。他写诗一首讽父曰:“留得南村几亩田,年年纳税到官前;人生有产须当卖,寸土何曾到九泉。”1918年,楚萍先生不知为什么在英租界被捕,判刑7年,其妻闻知,把自己陪嫁田产全部卖掉,为其交款疏通,将7年改为5年,楚萍先生知道后,十分感动,决心出狱后,善待妻子,可惜他身体孱弱,第四年便死狱中,一个不羁之才,就这样被旧社会吞噬了!父亲对他夫妻的遭遇深表同情,曾无限痛惜地说:“封建婚姻,诚杀人之道也!”父亲为了缅怀楚萍先生,曾于1933年9月1日在上海《金刚钻》月刊创刊号发表《怪诗人张楚萍传》一文。
  郝耕仁伯伯,安徽怀宁石牌人,长父亲10岁,前清秀才,老同盟会员,在上海父亲和他相识,他不遗余力提携父亲,父亲视他为良师益友,两家成为通家之好。耕仁伯父是“五四”时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为传播新思想做出了贡献,为人狂荡不羁,饮酒赋诗,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笔名大颠。
  1917年的春天,“春风又绿江南岸”,倜傥不羁的耕仁伯父,约父亲一同出游,两人在安庆会面,到了上海,耕仁伯父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父亲问他何故,他说要学《老残游记》中的

  第12节:青年时代的挚友(4)

  老残,一路卖药,专走乡间小路,边看山水,边察民情,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直至北京。这个计划太浪漫了,让人怦然心动。耕仁伯父是老新闻记者,阅世丰富,他说行,父亲还有什么顾虑?于是便完全依他主张,收拾两只小提箱药品,便出发了。
  他们由镇江渡江,循大路北上,安步当车,由仙女庙到邵伯镇。邵伯镇位于运河之滨,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跨过运河,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这本来是一个人烟杂凑,热闹繁华的市镇,他们原想在此卖药、买药,考察一下世风民情,然而发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种惶惶不安的神色,人流中,还夹杂着背枪的丘八。回到旅店,店主人告诉他们,对面房间住进了镇保安团的人。前面有战事发生,随时能把他们两个当做敌方探子抓起来,劝他们赶紧离开,可是他们除了药,没有回去的路费怎么办呢?可是店主人看他们不衫不履,情形尴尬,怕惹祸上门,就一再催他们走,他们只好把药减价卖给西药店,打道而回,浪迹燕赵,观览北京的壮举,自然是“老残梦断”了。
  次日傍晚,他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船前往湖口。这次半途而废的流浪史,对父亲影响巨大,事隔30年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说: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像船上统舱,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镇市上小茶馆里喝茶,要了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付过酒账之后,我们身上,总共只有几十枚铜元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君竟唱着谭派的《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我上船。
  这次旅行,使父亲长了许多见识,而对耕仁伯父乐天知命的态度,又极其钦佩。这些对他的成长,是影响很大的。一直到晚年,他还常和我们说起这一节流浪小史,说到兴奋处,会嘿嘿地笑起来。
  1919年的初春,耕仁伯父要去广州参加革命政府,举荐父亲接替他芜湖《 皖江报》总编辑的职务,父亲顾虑自己没有经验,又年轻,不知是否能够胜任,耕仁伯父写信鼓励他:“他们信得过我,自然也信得过我推荐的人。”于是父亲凑了三元川资,到芜湖《皖江报》走马上任,当了总编辑,那年他23岁,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一干就是30年,是耕仁伯父指引他走向新闻与文学之路。
  父亲曾撰文述及他在《皖江报》和耕仁伯父的一则趣事。因为编报,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耕仁伯父到编辑部找父亲,看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顺手拿过纸笔,在编辑桌上填了半阕《丑奴儿》嘲谑父亲: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酸,眼也睁圆,谁写糊涂账一篇?
  父亲看了立即于纸角答了半阕:一刀一笔一糨糊,写了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
  两人相视大笑。
  1940年3月21日,父亲在重庆《新民报》发表《哀郝耕仁》一文,对老友的病故,惘然若失者竟日,对他的人品道德,无限敬佩,而对耕仁伯父最后给他信中的“少壮革命,垂老投荒”8个字,则被深深打动!
  父亲除了为郝耕仁、张楚萍二位故友写传与悼文外,还把他们写进小说《八十一梦》中。在《天堂之游》一梦里,写“我”到了天堂,看见的都是兽面人身的贪官奸商,偶见两个九天司命的言官———灶神,却是刚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污,这两位灶神恰是“我”的故友,郝三(耕仁)和张楚萍,在杯酒叙旧中,得知“我”攀交了新任督办天蓬元帅猪八戒时,便都悄然而去,不失交友之道的留下打油诗规劝“我”:交友怜君去友猪,天堂路上可归欤?
  故人便是前车鉴,莫学前车更不如!
  父亲说,这样写,是为老友虽失志于人间,却要让他们得意于天上!

  第13节:主编《夜光》与《明珠》(1)

  主编《夜光》与《明珠》1919年的秋天,父亲辞去了芜湖《皖江报》的工作,虽然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报社主人再三挽留,他还是想去学习和见世面。于是当掉了皮袍,向一位卖纸烟的桂家老伯借了10块钱,就搭了津浦车北上,到了那一心向往的北京。
  北京的九、十月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不冷不热,无风无土,水果飘香,枫叶染丹,父亲一下车就喜欢上了北京,在事隔30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眼的印象:“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房,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①当晚,父亲住进宣外大街一家安徽会馆。“会馆”原是各省市同乡会为进京举子会试而设的免费“招待所”,民国后,变成为流落在京候差、找差人士不要钱的同乡公寓,并有为单身住宿者提供的廉价伙食。
  翌日,由同乡王夫三先生引荐,父亲认识了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先生,秦先生欢迎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不过月薪很低,只有10元,父亲初来乍到,不是为了钱,就欣然同意了。一言敲定,先借给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他交付了会馆里的伙食费,又寄还了桂家老伯借给他的钱。万事开头难,这个“头”还不错,父亲心里着实高兴,一高兴,就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这时,正值“民国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他在当日晚上,把他全部家当仅有的1元钱,买了戏票,去听梅、杨、余的戏,这件“倾囊豪举”,是他引为平生得意之事,到了晚年,还笑呵呵常常提起。另有一件遗憾的事,也与京剧有关。他非常想一睹被梁启超誉为“四海一人谭鑫培”的表演风采。父亲在上海时,正好谭氏也在申演出,但是父亲一文不名,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钱去买戏票。等到了北京,谭氏已作古3年,终是未能欣赏到谭鑫培的艺术,父亲为此抱憾不已。说起京戏,还有一件事,让我永不能忘。1958年,梅兰芳先生率团在京演出,那时买一张梅兰芳的戏票,是难上加难,我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戏票,兴冲冲回家,让父亲去看,我想他一定会喜出望外,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说他不想去,让家里人去吧;我告诉他,这戏票是千难万难,特意买给他的。父亲的回答是:“梅兰芳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子,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适宜的了,我要留一个美好的梅兰芳在脑子里,所以就不要看了。”父亲的话先是让我讶异,后是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有想到父亲对美的追求是这样的严格,这样的认真,对他来说,美是神圣的,要求是美的极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贬损,父亲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既让我受到震撼,也让我受到教育!
  父亲到北京,原来是想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但是先必须解决糊口的问题,所以只有先工作。他初到北京,薪水微薄,举目无亲,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他那时正攻读《词学大全》,兴之所至,也会照谱填一阕,这些词只是抒发自己的感触,并不是为了发表,长调小令都有,填过就丢,自己也不保留。一天,父亲正在填一阕《念奴娇》,同乡方竟舟先生来访,随手把这阕词拿走了,父亲并不在意,过后就忘。不料事隔三四天,那位方先生突然又作不速之客,进门就说,那阕《念奴娇》被一位朋友看到了,

  第14节:主编《夜光》与《明珠》(2)

  他读了“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大为倾倒,读其词,而心仪其人,非常想见父亲,所言的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合作多年,被人赞为珠联璧合的搭档,成先生后来成为报业巨子。
  成舍我和父亲相识后,要父亲到他任总编辑的北京《益世报》去帮忙,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父亲进了《益世报》,因为成舍我也喜爱诗词,做学生时总爱摇头晃脑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摇头先生”雅号,两个所好相投,唱和联句,往往通宵达旦。以后父亲又兼了其他报社之职,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做了“新闻苦力”,他既无工夫,也无机缘去搞喜爱的文艺,这样过了5年,历史来了个转折,他的人生之旅也拐了个大弯!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他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知道只有张恨水才能帮助他完成这个壮举,于是他要父亲辞去一切工作,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要父亲负责文艺副刊,这是父亲喜好的工作,不禁见猎心喜,就毫无条件地欣然应诺了。
  1924年4月1日,北京《世界晚报》正式创刊了,报馆设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因为资本少,人手自然就少。成舍我只约了父亲和龚德柏两位编辑,龚先生也是办报高手,素有“龚大炮”之称;而做报纸发行及企业管理工作的,则是成舍我北大同学吴范寰先生。他们当时都是未满30岁的青年,“为自己办报”,是多年的心愿,所以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编辑部充满了生机与朝气。
  父亲在京初办文艺副刊,自然是格外努力,用呕心沥血来形容都不过分。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也为了稿件的质量,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等,全是他一个人包了,这种“包写全版副刊”的新鲜事,在新闻界是一直引为佳话的。当耳目一新的《夜光》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果然受到了读者热烈欢迎,尤其是父亲撰写的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在石驸马大街甲90号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父亲主编副刊,父亲为其取名《明珠》。和《夜光》一样,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这部小说再一次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竟然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父亲还一度担任过《世界日报》总编辑,而且还主编了新办的《世界画报》。父亲在《明珠》、《夜光》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他写的小说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作品,他写的诗、词、散文、小品,也得到了如潮的好评。所以有许多人说,张恨水为《世界日报》报业的勃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世界日报》结识了张友鸾、左笑鸿、万枚子、吴范寰、萨空了、黄少谷、施白芜等父执,这些人成了他几十年的好友。由于父亲工作太忙,也由于报社给副刊的经费太少,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做了一件当时在北京报界破天荒的事,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父亲亲自出题考试,他自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当然文字一定要佳是必备的了。在众多的投考者中,父亲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吴秋尘(凖),他们都有一枝健笔,后来在新闻界、文艺界享有盛名,吴秋尘去天津主编《北洋画报》后,父亲又补选了胡春冰。这些人的加入,使《明珠》、《夜光》珠联璧合,更加珠光灿烂,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可见对《明珠》、《夜光》喜爱之深了。后来,这几人因故陆续离去

  第15节:主编《夜光》与《明珠》(3)

  ,父亲又选中了一个擅写掌故的宫竹心为特约撰稿人,此人后来以写《十二金钱镖》武侠小说为世人所知,他曾撰文说,父亲这个巨眼阔喉的文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于1930年2月终于辞去了《世界日报》的一切职务,他为什么要辞去自己惨淡经营、辛勤耕耘达7年之久的园地呢?表面上是薪水问题,实质上则是在办报宗旨上的分歧之故。成舍我先生为了在政界打开局面,经常到南京奔走。北平的报务的财政收支则由他的夫人杨?#91;女士掌管,由于场面大,经费周转不过来,往往不能及时支付月薪和稿费,就由杨?#91;打欠条给报馆同仁。父亲对经济一向马虎,和成舍我是多年至交,认为欠薪总是要还的,拿着朋友妻子的欠条,似无必要,于是欠条便不知下落了,有人说父亲把欠条撕了,父亲自己说欠条丢了,总之,欠条是没有了。等成舍我回到北平,父亲向他讨薪,他却因没有欠条,不予补薪,父亲感到很意外和失望,决定辞职,这就是所谓的“欠条风波”,父亲以前虽也两度辞职,终因情面关系,都勉为其难地收回辞呈,这次去志已决,终于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平《世界日报》。
  读者知道父亲辞职后,引来了不小的波动,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挽留,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父亲,于是在两个月后4月24日,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于《世界日报》上,他说:“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枝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本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为了答谢读者,文末附他特意写的《满江红》词一阕:弹此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匆匆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父亲以一阕《念奴娇》走进《世界日报》,又以一阕《满江红》走出《世界日报》,巧合得太有戏剧性了,真个是进也词也,走也词也!

  第16节:《春明外史》的“外史”(1)

  《春明外史》的“外史”《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第一部百万言巨构,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殿堂里的地位。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从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5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小说,从第一天连载起,就受到北京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随着情节的深入,这种关注越来越热烈。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 春明外史》为快,他们关心着书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故事的悲欢离合,他们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额称庆,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这样,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这情景是多么感人!自然,《 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书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书载完,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亲在北京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他对这一部书及稍后的《金粉世家》是极其偏爱的,那时他不满30岁,写起书来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写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谓“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场合,都喜欢谈及这部书,他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偏爱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艺术特色和涵盖的思想内容,我不敢也不合适来妄加评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描写,留给专家、学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饶舌了。我只想把父亲对我所说及亲友介绍的《春明外史》写作背景及相关轶闻趣事作些说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败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①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 写作生


  第二部分

  第17节:《春明外史》的“外史”(2)

  涯回忆》说得清楚: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绝不是原班人马。
  我想父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索隐派诸公”终究是白费心力。说至此,还有一些读者,硬说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父亲的夫子自道,而且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这种猜测很快就在社会传开。当然读者这样的猜测,也并非毫无根据,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杨杏园的一些生活习性和他相同。比如父亲喜欢喝浓茶、听京戏,杨杏园也喜欢喝茶、听京戏;父亲爱花,喜欢写诗填词,杨杏园也爱花,喜欢写诗填词;父亲不打牌,不喝酒,杨杏园也不打牌,不喝酒;父亲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杨杏园也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总之相同之处甚多。其实这也不足为怪,一个作者,把自己喜爱的兴趣和性格特点,安排到他喜欢的书中人物身上,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绝不能把生活中的作者和书中的人物混为一谈。有些读者为了好奇,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真假,父亲迫不得已,遂于1925年12月3日在《世界晚报》发表《杨杏园无其人》,向读者作了交待。尽管杨杏园并不是父亲的自传,但他十分喜欢这个自己呕心沥血塑造的人物,所以给他起名“杏园”,原来父亲学名叫张心远,“杏园”与“心远”不是谐音吗?
  父亲的词章造诣是极其深厚的,他虽以小说享名于世,但他常对我们说,他的职业是记者,他的爱好是写小说,他钻研的是词章,他要做的学问是历史,这个自白,使我极其讶异,但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确实如此,从我略谙世事开始,我看父亲除了伏案写作,总是手不释卷,但我很少见他看小说,他读的大都是历史和诗词,所以他的诗、词、曲、赋以及四六文,都无一不精,无一不好,不论是口占、联句、打诗钟,他都可以不假思索,张口即来,这种倚马才高的本事,堪称一绝。这种才华,在《春明外史》中也显露无遗。书中有二十多副对联,两篇祭文,一篇残赋,一篇骈体文的劝进表,十几封尺牍及数十首诗词和诗钟。这些骈体四六文,大都出自杨杏园之手,与人物、环境、情节贴得十分恰当,读起来清丽隽永,切时、切意、切题,把情节气氛渲染得浓淡适中,让你把卷吟哦,掩卷回味,成为本书一大艺术特色。由于书中诗词甚多,我仅举杨杏园填的两阕《一半儿》为例:一半儿 少妇夜读图月斜楼上已三更,水漾秋光凉画屏。莫是伊旧侬未醒,倚银灯,一半儿翻书一半儿等。
  一半儿 少女夜读图绣残放了踏青鞋,夜深红楼三两回。个里情思人费猜,首慵抬,一半儿怀疑一半儿解。
  《春明外史》的诗词,最受词章爱好者赞赏的则是和清诗人张问陶的梅花诗。1956年,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到陕西、甘肃访问。在兰州,甘肃省长邓宝珊先生请访问团到他家小聚,作陪的客人中有两位清末进士,一位是83岁的范振绪先生,一位是79岁的王烜先生,范先生得知父亲姓名后,对父亲说:“你和张问陶的梅花诗很好,四六文也写得不错,我都在《春明外史》中读过。”父亲听后,感触良深,一部几十年前的旧作,还有人记得,不过他也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自己给张船山先生作了义务广告。事实确实如此,很多读者就是看了《春明外史》而去读张船山(问陶)诗的,我也是因为《春明外史》而喜欢张船山诗的。
  说起书中的诗词,还有个小插曲。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游城南游艺园。当时,晚风习习,蛙声呱呱,二人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就在月下口占联句,事后父亲觉得诗句颇符书中需要,就把它移到《春

  第18节:《春明外史》的“外史”(3)

  明外史》中,这就是第8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中的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
  直到1960年左右,还有许多读者写信来,向父亲探讨《春明外史》中诗词和典故。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部《春明外史》,这本书的旧主人,把其中的诗、词全都剪下来,父亲看了不解地说,这些诗、词全可以抄下来,何必要剪下来呢?
  关于《春明外史》的词章另一艺术特色,那就是父亲首创的九字回目。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都不太考究,字数不一,词藻也不典雅,而且回目又是这一章书的“书胆”,一副好的回目,往往起到先声夺人和画龙点睛之妙。基于此,他煞费苦心地始创了“九字回目”,而且还定了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要诨成;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是平声落韵。这样做,当然是自找苦吃,可是好的回目,能为全书生色不少。全书共有86回,不能一一列举,我仅录三副,供读者一窥全豹:第一回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旧魂第二十九回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 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第八十六回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苍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精心创始的九字回目,果然受到读者的激赏,许多词章爱好者,不仅吟诵研究,而且“私淑者”大有人在,像万枚子、金寄水、刘肇霖、萧豹岑等都采用九字回目写书。当时还有一位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那时《夜光》主编,已是左笑鸿叔,他把全部回目刊出。和诗步韵,本是历来文人常见之事,他“唱和回目”,则属破题第一遭,可能是“空前绝后”,恕我腹俭,不知可有第二人?
  由于《春明外史》,使父亲认识了一些朋友,有的还成了几十年的至交。有一位读者居然是《春明外史》做的“红娘”,使他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太太。这位读者就是张慎之先生,他是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即张秋虫先生的哥哥,原在太原办报,他的太太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看了《春明外史》,心仪杨杏园,也想在生活中找一个新闻记者,后来认识了张慎之,两人一见钟情,冲破阻力,终结良缘,夫妻双双来到北京,张慎之先生也进了《世界日报》,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春明外史》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看了连载,十分赞赏,非常欣赏父亲的文采,竟自己找到父亲的寓所,做了不速之客,交谈之下,倾盖成交,后来居然想拉父亲去做官,帮他的忙,父亲一向厌恶官场,自然拒绝。虽然婉拒,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张学良曾经想让父亲给他写传,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落笔,要不然倒是文坛一段佳话。1934年2月20日,《北洋画报》曾有署名受者,撰文《张学良与张恨水》述及这段往事,全文不长,转录如下:张学良曩于奉军任旅长时代,固一英俊少年,头脑清晰,思想新颖。此固稍知张氏为人者,类能道之。张氏幼年之时,颇喜运动,嗜戏剧,尤好读小说,于海上各小报,无不定阅,由旅长升充三四方面军团长,身次保定,每日备览北平晚报,颇喜阅《世界日报》上所载之《春明外史》。对于张恨水君发生相当印象。海上报界先进钱芥尘先生,在沈垣主办《新民日报》,请恨水撰《金粉世家》说部。其时有人谓:钱君系知张氏喜读恨水小说,所以罗致,亦不为无因也。
  闻张氏未入关前,曾属钱君授意恨水,为彼撰一纯以张氏为主角之长篇说部,即名《张学良》,秉笔直书,不加奖饰,恨水允之,以其历史难告一段落,无从下笔,久未报命,此次张氏返国,沪报谣传恨水奉召至杭,代撰游记,或系旧话重提?外间不察,乃误为张氏欲倩恨水捉刀,余知过去事实,爰为记付《北画》。
  《北洋画报》主办人冯武越先生,是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的亲姐夫,与张学良为连襟,这段叙述,当是信史。走笔至此,有一事,借此机会作郑重说明。1982年,由张晓水、张二水两位家兄和我共同署名,由我执笔的《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文,发表于同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在讨论材料时,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核对,一时不察,误在文中说×××认为《啼笑因缘》是写他父亲,让副官“请”父亲去奉天,父亲认为凶多吉少,并让举家南迁等情节,是不实之事。《啼笑因缘》1930年发表于上海《新闻报》,同年12月出版单行本。而父亲惟一去过一次沈阳则是在此之前的1929年,那时《啼笑因缘》尚未面世。王益知、钱芥尘二先生,受张学良将军委托,出面筹办沈阳《新民晚报》,父亲和钱先生是文字知己,受邀前往沈阳,为该报助一臂之力,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新史》,在沈逗留期间,曾去拜访过老友张学良将军。同年8月回北平,途中作《春明外史》续序。以上材料说明引文情节是讹误的,我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错误材料,深感内疚并表示歉意,特此做出更正,免得以讹传讹。
  左笑鸿叔在1983年重版的《春明外史》代序《是野史》中有句云:“春明旧梦已模糊,今日唯存此一珠。”诚哉斯言!《春明外史》全面真实地反映了老北京各个层面的生活状况,它以杨杏园为轴心,向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风俗长卷,读者既可当北京民俗资料者,也可当做民国野史看。由于父亲不是北京人,他热爱北京,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新鲜感,反而比北京人看得清,看得准。“不识京城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此之谓也。

  第19节:民国的“《红楼梦》”(1)

  民国的“《红楼梦》”如果说《春明外史》把父亲引进了文学殿堂,那么《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这本书是父亲另一部百万言长篇巨著,也是他费尽心血的“得意作”。《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开始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连载,直到1932年5月22日结束,历时5年多。写完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精装2函12册,并在上海“申”、“新”两报上,将全书回目大字刊登,作为广告。不过在单行本中,父亲把原来连载正文前的上场白去掉,代之以序。其实这段上场白,却也很婉转地述说了他写《金粉世家》的苦衷。原来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在《明珠》发表的是另一本小说《荆棘山河》,是揭露军阀内战暴行的,由于刺痛了军阀,奉命“腰斩”,山河果然多荆棘,不得已父亲只好改用婉而多讽的笔触,写了《金粉世家》,这一写,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友鸾叔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一文中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是张恨水的四大代表作。这种说法,已基本得到读者的公认。也有人称《金粉世家》是“民国红楼梦”,早在1941年,就有一位署名徐文滢的作者在其《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中说:“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在小说史上我们看见《绘芳园》、《青楼梦》……的名字,则我们应该高兴地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成熟的程度其实远在它的前辈之上。”总之,《金粉世家》在报上连载时,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编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又把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改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在北京城可能还是第一次。《金粉世

  第20节:民国的“《红楼梦》”(2)

  家》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和热烈的欢迎,读者中竟出现了“金粉世家迷”。
  《金粉世家》以一个善良美丽、清寒人家出身的才女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七公子金燕西由订情、结婚,到反目、出走的故事为贯穿线,描绘了金家的兴衰。父亲自己说过:《金粉世家》的重点是“家”,它是通过这个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展示出北洋政府时期,豪门巨宦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后面,则是狰狞丑恶的尔虞我诈,慈祥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杀气腾腾的金钱利害冲突,冷清秋的“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正是揭示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由于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读者就推测开了,有的说是袁世凯家,有的说是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有个公开的答复:“《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这话说得多么好,因为这部小说是集中了所有豪门特征的艺术概括,是对生活的提高与典型化,好事诸公,想一一索隐,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由于父亲在写《春明外史》时,已注意到以前的章回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些缺陷,所以在写《金粉世家》时,就在结构上苦下工夫,对于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语言特征、矛盾悬念等等,都作了精心的设想。全书112回,以金铨总理一家三代同堂20多个人物作为穿插,铺陈,交织引出一百多个人物,场面宏大,色彩瑰丽,加之诗词的渲染,把气氛渲染得冷热适度,加之书前楔子与书后的尾声,前后呼应,主要人物的突然遁去,显得空灵诡谲,父亲称这种手法叫“开合”,这一开一合,让读者开卷就不能释手,合卷尚神游在书卷中,让你百读不厌!
  《金粉世家》这部规模宏大的书,人物就有一百多,况且父亲同时还在写《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我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心里,我终于把这个疑问向父亲说了,他回答我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这都是我早已经就想好了的。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小说里的人物也和家里人一样。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我所知,父亲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父亲在写《金粉世家》时,听左笑鸿叔讲过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有一位新闻界权威人士对很多人说:“恨水这篇小说一定写不好,准砸!”并且还说明了他的理由:“恨水和我们都是寒士出身,从来也没有过过富贵生活。恨水没经过这种生活,他怎么能写得好?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庭里人与人的关系不好写,就是屋里的一切陈设,没见过的也写不出来。写出来的总理家里,也像小报上那些小说描写现代阔人家的老套子:一明两暗三间正房,堂屋正面挂着一幅大山水中堂或是福禄寿三星;前边一张大条案,中间摆个座钟,两边是一对大掸瓶;条案前是一张方桌,上摆茶盘,中有茶壶茶碗,甚至大盘木瓜、佛手之类;方桌两边,各有一把红漆的太师椅;两面墙上挂着几个写了字的条幅……”他一面说一面笑,“据说这就是阔

  第21节:民国的“《红楼梦》”(3)

  人家里的情况,这些先生恐怕连沙发都没见过,让现代富贵人家看到,会笑掉牙的!”听的人也都笑起来。
  这话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其实却不尽然。他并不知道,父亲有个习惯,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绝不写,他也忘记了父亲是记者,记者是什么地方都要去的,穷街陋巷要去,豪门巨府也要去。加之父亲是个有心人,又有观察生活的习惯,他到这些富贵人家总要仔细地看,细心地记,平时也注意这些官绅及眷属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就连高级俱乐部、豪华饭店,有机会也去转转。而且父亲和袁世凯最宠爱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五子袁克权很熟悉,和孙宝琦、许世英也比较熟,从他们那里听到些达官贵人家的故事,记下些见闻,就成为写小说的材料了。可以说,父亲为了写《金粉世家》,是认真地“ 体验了生活”的,并不是说要写总统,就必须当过总统,要写叫花子,就必须要当过叫花子,这样推下去,那还了得!
  《金粉世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最受女读者的欢迎。父亲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拿《金粉世家》的问题来问他。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当年先祖母每天晚饭后,都要父亲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父亲的每日“工作”,他也乐此不疲,这可能是他承欢膝下的一种方式吧。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写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和傲岸自强的性格洒下同情之泪。父亲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也曾任职《世界日报》的万枚子叔,看到这里时,竟和他的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父亲“口出不逊”。在父亲5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我曾看到著名报人许君武先生写的一篇祝贺文章,回忆他当初看《金粉世家》时,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要父亲不可“笔下无情”。没想到父亲却很艺术地在报上用诗公开答复。因年代久远,原诗已记不清,大意是:世间本来有善有恶,人也有美有丑,嫫母怎么能变成美女,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书中的冷清秋是父亲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一个人物,她虽然生活在豪门之家,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尊的人格,在她受尽了藐视和轻慢之后,在第90回,“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一文中,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在内心深深地省悟道:“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
  凭我这点能耐,我很可以自力,为什么受人家这种藐视?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做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一层想着逼进一层,不觉热血沸腾起来。心里好像在大声疾呼地告诉她:“ 离婚,离婚!”这个70多年前的呐喊,虽然出自冷清秋之口,却道出了当时千千万万受尽封建思想和夫权压迫的妇女心声,《金粉世家》之所以受到女读者的格外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粉世家》成书后,成为父亲的畅销书之一,20世纪4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由周曼华主演。香港也拍过粤语的《金粉世家》,似乎是吴楚帆主演。20世纪90年代,香港“亚视”曾把《金粉世家》改编为二十几集的电视连续剧,主演是汪明荃,易名为《京华春梦》,译成普通话后,曾在全国各地播映。2003年,由董洁、陈坤、刘亦菲、徐佳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据说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另外,我还看到一本由某人写的在香港出版的《金粉世家续集》,那完全是“节外生枝”的事了。
  父亲于1952年大病初愈,曾填了几阕有关此书的词:温《金粉世家》尾声有感(七日夜)临江仙(三阕选一)抱病三秋成隔世,芸篇金粉重温。一回细检一销魂,老少新亭泪,衣服旧烧痕。 记得当时刚布局,青年强索天孙。于今故事向谁论?云开意似笑,月破不能奔。

  第22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1)

  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提起张恨水,人们便会想到《啼笑因缘》,说到《啼笑因缘》,人们便会想到张恨水,两者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这部书,父亲成了家传户诵,妇孺皆知的人物。《啼笑因缘》这部书,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说它震动文坛都不为过。有捧的,有骂的,有迷的,有贬的,赞扬它的称之为“小说的骄子”,批评它的说是“ 鸳鸯蝴蝶派的返魂草”。甚至有为它成立出版社的,也有为它打官司的,可说是多姿多彩,这种热闹劲儿从没歇过,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也没有完全消停。《啼笑因缘》引起的罕见轰动,自有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留待专家去研究分析,我只想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写作背景及一些相关的趣闻。
  1929年春,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北平新闻界假座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父亲应邀参加。席上,经钱芥尘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先生。两人一见如故,洽谈甚欢。严先生是读过父亲小说的,便邀请父亲为《新闻报》副刊写一部连载小说,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介绍人钱芥尘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老报人,这时来到北方办报,他是最早认识父亲创作能力的人之一,十分欣赏父亲的小说,且是逢人说项,不遗余力地提携,把父亲的小说介绍到上海,钱先生是鼎力玉成的。他长父亲十几岁,父亲对他十分尊敬,曾有句云:“知己提携钱芥老”,以表知遇之感。
  严独鹤先生回到上海后,来信催稿,当时上海有一个写作圈子,而且人才济济,不需外地稿,外地作家也无法打入圈内,“南北是互不侵犯”的。父亲被上海约写连载小说,可说是北方作家的第一人,是破纪录的事;况且《新闻报》又是全国最大的报纸,父亲自然要认真对待。他想,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这样百万言的小说,恐怕不对上海读者的口味,需要紧凑,有戏剧性,有悬念,不仅内容上要有新意,就是语言和对话也要别开生面。他一连几天都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1924年,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她嗓音甜润,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欢迎,父亲本来要约友鸾叔去听她演唱的,不想就在这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门觉夫是高翠兰的义父,又着急又气愤,接连几天都来找父亲和友鸾叔商量营救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个轰动京城的案件。友鸾叔还据此写了篇《〈啼笑因缘〉本事》,发表在1963年香港《大公报》上。父亲为了写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了解“落子馆”(鼓书场),他那几天差不多全泡在天桥。因为鼓书女艺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还是第一次,他必须深入了解鼓书女艺人的生活习性,起居动态及一颦一笑,当他认真地“体验生活”后,便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来到中山公园小山上,不受干扰地“茅亭布局”。
  《啼笑因缘》写的是北京故事,语言当然要用北京话,尤其是北京女孩子,说话俏皮生动,幽默风趣,极富感染力。所以《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

  第23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2)

  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啼笑因缘》,是“因”,而不是有女字旁的“姻”,很多读者都把书名写成《啼笑“姻”缘》,这是大错了。“因”与“姻”,音虽同,而意义却大不相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 因缘”,而不是“ 姻缘”?他告诉我:“《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啼笑因缘”四字,是含有一种哲理的。
  《啼笑因缘》成书后,父亲曾有事到江南,看到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使他不胜惶惶。他在《我的小说过程》①一文中说:“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乃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也给父亲带了一些麻烦,那就是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父亲做事从来就有不假手于人的习惯,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厚爱的回报,不过那阵子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我有位同学的母亲曾对我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父亲,希望能得到父亲的相片。可是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位同学的母亲笑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说老实话,他长得挺英俊,在憨厚之中洋溢着一股洒脱的书卷气。不过,父亲确实是一个不愿“ 抛头露面”的人,他很少到交际场合去周旋。在四川时,父亲有一次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了他,又对旁坐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父亲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了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啼笑因缘》曾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了。
  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该片在拍摄时到北平来拍外景,父亲曾应邀去和演员见面,介绍创作构想与书的命意,胡蝶等主演还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和母亲。
  为了这部电影,还唱过一出有声有色的“双包案”,闹得满城风雨,不可开交。记载这件事的文章不少,其中以熟悉上海影剧界的高梨痕、平襟亚所著“啼笑官司”一文最为详尽。文载,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成有声电影,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黄金荣门徒所开设)正拟由刘筱衡、蓉丽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请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改名《成笑因缘》。大华电影社

  第24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3)

  的顾无为对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由眼热而图报复,与他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剧本著作权,然后又用高薪挖角儿。比如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100元,顾则给他300元,且预付定洋一个月。其他演员如饰关秀姑的夏佩珍、饰沈大娘的朱秀英等,都接受了顾的定洋。明星公司得知后,即要谭志远宿在公司内,日夜赶拍。当时,独有女主角胡蝶效忠于明星公司,不为顾所动。顾迁怒于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与胡蝶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占东北的谣言。此时有马君武的两首七绝发表,题为《 哀沈阳二首 仿李义山北齐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塜,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两首七绝发表后,有关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更是不胫而走。然而事实上,张、胡此时根本不相识,所谓张、胡跳舞的消息,据说是日本同盟社捏造的。谁知演出时戏院又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辍演。顾不肯罢休,又组织了一些演员到天津、北平去演《啼笑因缘》。明星公司则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提前与向来放映中国影片的南京大戏院(美商)接洽妥帖,于1932年6月,将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在该戏院放映。放映前,已座无虚席。又谁知顾无为竟从法院弄到了一个“ 假处分”,等到即将放映之际,带着法警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以便查封影片。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3万元,方才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下午5点得以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便从后台转到前台,对人扬言,这部《啼笑因缘》是他要拍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南京内政部去活动。内政部果然指令“明星”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出当时已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按照杜的指示,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在黄、杜共同出面“ 调解”下,敲了明星公司10万银元的巨款,才告“ 和解”,由章士钊律师代表明星公司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幅广告刊出在《新闻报》和《申报》两大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啼笑官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热闹的“ 双包案”,倒是与作者无干,不管他们双方斗法,父亲始终置身事外,既无人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乐得不招惹是非,岂不怪哉?
  1932年9月,《啼笑因缘》影片重新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有部分彩色的电影。
  1945年,由李丽华、孙敏主演了另一部同名电影。
  1956年,由香港拍成粤语片的《啼笑因缘》,由梅琦、张瑛、吴楚帆主演。
  1965年,香港电懋公司拍了一部国语片,片名改为《京华烟云》。由葛兰、赵雷主演。
  同年,邵氏公司也拍了一部,片名易为《故都春梦》,李丽华、关山、凌波主演。这又是一起《啼笑因缘》电影的“双包案”。
  另外,尚有张活游、白燕主演的粤语片,拍摄年代不详。
  1974年,香港拍成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李司琪主演。
  1975年,由邵氏拍成影片《新啼笑因缘》,由井莉、宗华、李菁主演。
  1987年,安徽电影家协会与内蒙古电视台联合摄制了10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王惠、孙家馨、李克纯主演。
  同年,天津电视台拍摄四集曲剧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魏喜奎主演。
  同年,香港亚视拍摄了粤语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米雪、苗可秀主演。这一年竟有了《啼笑因缘》“ 三包案”。
  1989年,台湾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新啼笑因缘》,由冯宝宝主演。

  第25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4)

  1995年,由安徽电视台拍摄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周莉主演。
  2004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袁立主演。
  舞台剧则有话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北京曲剧、沪剧、越剧、粤剧、滑稽戏、黄梅戏、木偶戏、评弹、宝卷、大鼓、评书以及连环画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热闹非凡,而且是不断翻新,版本众多。
  《啼笑因缘》一书,我们收集了很多版本。最富纪念意义的,则是友鸾叔题字的相片《啼笑因缘续集》。大约是1974年左右,因为“文革”初期的“扫四旧”,父亲的一些书损失掉了,后来我深悟到,必须在此时,想方设法地去搜集父亲的遗作,再过若干时,恐怕就再难搜寻了。说来也巧,二舍妹蓉蓉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文艺团体的“革委会” 负责人,他进京开会时,悄悄地带来了一本40年代百新书局出版的《啼笑因缘》续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原来的“续集”在“文革”初期被“革”没了,急忙借来,用了一夜的时间,由舍二妹夫把书拍摄下来,翌日冲洗成相片,粘贴成册,我把这粘贴成册的《啼笑因缘》,请友鸾叔题签留念,他那时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不顾风险地欣然允诺了。
  过了几日我去取“书”,只见原来雪白的“封面”上,友鸾叔用蓝色的洒金纸细裁成条贴在右上角,毛笔楷书写“啼笑因缘,恨水大兄著,友鸾题”几个端庄工整的字,我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们还有一本1982年由台湾出版的《啼笑因缘》,台静农先生亲笔题字送给大舍妹的,最富纪念意义。1989年,我接到上海读者王君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有一本《啼笑因缘》的剪报册,是他父亲亲手剪贴珍藏的,从当年报纸第一天刊载起,直到连载的最后一天,没有短少一页。其父去世后,转由他保存。
  内子1990年到上海,特意去看这《啼笑因缘》的“海内孤本”,虽然纸已发黄,但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本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变化的剪报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新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已,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回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啸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笑再缘》;六为《恩爱冤家》(上海华新书局出版)。“反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反啼笑因缘》;二为吴承选著,刊于《礼拜六》周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反啼笑》,刊载于上海《大罗宾汉》报。“新啼

  第26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5)

  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
  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牗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
  《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色色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第27节:父亲和母亲的婚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感谢造物者的安排,使我能够诞生在我的家庭,虽不肖如我,却有一位才如仙人的父亲,一位贤如圣人的母亲,有严父的督导,慈母的呵护,人生如此,岂不是幸莫大焉!我崇拜父亲,热爱母亲。
  先母周南先生,原名周淑云,籍贯虽是云南,却生长在北京。由于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带领3个儿女便住宿在“云南会馆”。“云南会馆”的馆址在菜市口附近的珠朝街,那里便是最浓郁、最典型、最具有北京味气息和文化的宣南区。在讲“老礼儿”的谦谦君子氛围中长大的母亲,自然融进了善良、温柔、宽容及讲究礼仪等美德,在我和她生活过的二十几年中,我从没有看见过她厉言疾色地大声叱呼,偶尔发一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的。母亲长得很美而且活泼,笑起来会漩起两个浅浅的酒涡,甜甜的,非常美丽,直至现在,我也常常在梦中看见母亲那能化解别人痛苦的笑靥!母亲讲一口地道标准的北京话,加之她清脆圆润的嗓音,说起话来不仅甜美轻柔,而且极富韵律和音乐感,听母亲说话,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
  母亲的性格活泼开朗,慷慨好施,所有和她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喜欢她,由于她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可知她的人缘是非常好的。母亲生长在北京城南,对北京的吃食自然是情有独钟,她喜欢北京的面食,什么饺子、包子、炸酱面等,都很拿手,作饺子拌馅,不用尝,只须用鼻子闻一下,保证咸淡适中,堪称一绝。母亲也喜欢北京的小吃,豆汁、面茶、茶汤、驴打滚、烧羊肉、芝麻烧饼她都喜欢。最喜欢听京戏,她有一条甜脆圆润、醇厚宽亮、高低自如的嗓音,不仅音色美,音域也宽,做学生时,就以动听的歌唱享誉于她就读的“春明女中”。母亲喜欢京戏,父亲也喜欢京戏,不过从演唱技巧及京剧知识方面,父亲和母亲比起来,那就逊色多了。母亲唱戏条件好,悟性高,而且认真地向内行学过戏,甚至向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雪艳琴请教过。父亲却是一条“左嗓子”,也就是歌唱者和伴奏的琴声合不到一起,两者各行其是,用梨园行的话说,就是“和胡琴说不上话”。不过有意思的是,曾经“粉墨登场”过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说是在学校的游艺会上,父亲认识了母亲,而且是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便以此名行之于世。

  第28节:结婚纪念照的故事

  结婚纪念照的故事这张父亲、母亲婚后纪念照,历经抗日战火的磨难,岁月沧桑的变迁,“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得以保存下来,由于它的“幸免于难”,就更加弥足珍贵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父亲丢弃了一切财产,手提一只皮箱,匆匆到了重庆。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3岁的三家兄,冒着日机的轰炸,涉水登山,经历了千难万险,完成了千里寻夫的历险记,终于和父亲在重庆团聚了。而这张照片,随外婆避难到了故乡安徽潜山,在外婆的箱底里,静静地躲了8年。抗日战争在8年的奋战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一家也终于在北平团圆了。经过了8年炮火的袭击和敌机的狂轰滥炸,才知道和平的可贵,经历了漫漫长年的分离,才知道亲人团聚的温馨。父亲在北平北沟沿甲23号的新家,看到花木扶疏的院子,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桌前,自然和重庆山村茅草屋的滋味大不一样,他非常珍惜这全家的团聚和新的生活。所以当他重新看到及把玩和母亲合摄的纪念照时,真是百感交集,他情不自禁地把这张纪录着他和母亲幸福时光的照片,拿去复印,并且感慨系之的在照片后面用毛笔楷书写下了:民国三十五年古历八月初六吾人十五年结婚纪念恨水周南复印于北平父亲把题好字的纪念照,小心翼翼地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这样在他每天伏案写作的时候,都能看到这张照片,会使父亲想起在战争年代他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1949年父亲大病以后,我们从北沟沿搬到了砖塔胡同43号,父亲又亲自把这张纪念照,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他平时沉默少言,严肃而不苟言笑,生性忠厚而有些木讷,喜怒哀乐皆不形之于色,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一向对父亲是敬畏多于亲近。但是他在不经意间默默做出的这些“小动作”,却含蓄真切地表达了父亲对母亲深厚诚挚的感情和丰富无比的内心世界。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红卫兵的光顾,叱骂之声不绝于耳。我们为了保护父亲,怕红卫兵小将来“抄家”,就把当时认为是“ 四旧”的东西,收藏起来,母亲的照片当然是在“四旧”的行列之中。突然有一天,就见父亲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在北房的三间屋里,翻动了所有桌子的抽屉,在寻找着什么,等我们听到了响动,要过去帮忙时,只见他又走向我们住的南屋,急切地问我们:“你们看到了压在玻璃板下,你娘带着金锁的那张照片了吗? ”当内子告诉他,是我把这张照片藏起来了。父亲便没作声,转身进了北屋,随后他又做出了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用有些颤抖的手,把我们收起来的母亲照片,又全都挂在他的床头,与这些照片朝夕相伴,似乎仍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像守护神般地守护着这几张纪录着他与母亲渡过的幸福时光的照片,为此哪怕被“抄家”,被“批斗”或是为此送命,也在所不惜!这几张照片一直伴随着他到生命尽头。
  父亲曾多次写诗赞咏这些照片,在1960年3月7日写的《黄日》五律四首中有诗云:黄日团团下,斜穿古粉墙。
  人闲空远望,雁老不成行。
  贴壁双鸯影,招魂一瓣香。
  镜前愁理发,重泪湿衣裳。
  1961年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父亲对着悬挂的照片,不禁前尘影事又上心头,他伏案写诗云:期近周南逝世二周年欲语拈巾笑未能,十年薄幸我何曾。
  竹楼忆语三更雨,书案多思夜半灯。
  私祝名花仙国去,遥呼冰骨玉阶升。
  披裘姿表当风立,壁画空教众口称。
  这是父亲诗咏母亲身穿裘皮大衣的一帧小照,临风玉立,光彩照人,邻里朋友来了,都会情不自禁赞一声:真美!父亲对灯夜读,看累了书,看看壁间的母亲倩影,心中便会感到慰藉和温情。
  1963年,父亲脑血管痉挛,大病之后,手抖颤,握笔写字已经很困难了,但在母亲逝世近4周年之际,他仍然写诗抒怀:无 题一庭花影淡如无,若染风尘仔细除;手扶案头痴久立,墙间新挂美人图。
  母亲在父亲的眼中,永远是那样的美丽、温柔、飘逸,所以父亲才能对母亲的小照痴情地久望……

  第29节:难忘的水乡“蜜月”

  难忘的水乡“蜜月”这样一张充满着幸福、温馨的天伦之乐图,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谁都会为那深情的目光,甜蜜的笑靥,好奇的凝视所打动。就像有只温暖的小手,拨动了你敏感的心弦,让你在霎那的震动之后,产生了非常和谐的共鸣,体味着一种极其美妙的感受。我每次翻阅到父亲、母亲和幼小的二水家兄的照片,都会被深深地感动,似乎感召到了超越尘俗的净化,心灵深处有着圣洁般的感受。
  父亲、母亲婚后生下了二水家兄,他们高兴极了,曾经两赴申、苏、杭等江南水乡,算是补偿他们的“蜜月旅行”。就是在这期间,拍下了这张极富天伦之乐的家庭照,这张照片不知是摄于北平抑或是摄于江南?父亲在的时候,我忘记问了,似乎成了“悬案”,我想,在哪里照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妙而幸福的历史时刻,让人们在分享这幸福的时候,会感受到这是父亲发自心底的快乐!
  正因为如此,父亲曾多次在诗文中回忆这一段时光。父亲抗日期间,避难四川山村,冬季偶然飘雪,母亲生长于北京,见到雪花自然喜悦,家居茅舍外有“涸溪”,木桥架其上,母亲喊父亲来看“断桥残雪”,父亲不禁忆起他们游西湖的情景,有《断桥残雪》一文中说:民二十四年冬,复偕内子游湖,彼固烂熟《白蛇传》者,亦亟欲至雷峰塔与断桥。乘车过苏堤矣,问断桥过乎?予摇指身后马路是,彼大失望。谓尝观画图,实不如是,画家欺人乎?予笑曰:“予友先卿数年慨叹之矣。”因告其故。彼曰:“ 富贵人执政,固不知萧疏中亦有美态也。”予是其言。
  居寒谷,门外亦有断桥,予屡言之矣。前年,川东得雪,朝起启户,山断续罩白纱,涸溪岸上,菜圃悉为雪掩,竹枝堆白绣球花无数,曲躬向人。断桥铺白毡寸许,鸡犬过其上,一路印梅花竹叶。内子大喜,呼曰:“吾家有断桥残雪矣。”
  短短一二百言,父亲写得多么隽美又多么富有情趣。
  大约是在1933年,父亲和母亲到江南旅游,来到上海。父亲的老友王益知先生借寓在《金刚钻》报社的楼上,就让出一间屋子给父母住宿。母亲初到上海,免不了要看这个东方最大的都会市容。一次和父亲到最繁华、最热闹的南京路购物,车水马龙,往来不绝。母亲胆子小,不敢穿过马路,父亲便为母亲雇了人力车穿过去,这件事成了父亲打趣母亲的话柄,父亲一提此事,母亲便会嘻嘻笑个不住。二水家兄那时幼小,父亲疼爱孩子,便会左手抱着他,右手执笔写稿。在我们兄妹中,除了二水兄,大舍妹明明也有被父亲抱在怀里写稿的“殊荣”。
  1959年,母亲病逝后,父亲受打击巨大,在悲恸欲绝中,他强自挣扎,用眼泪裹着甜蜜的回忆,把对母亲的思念,一一倾泻于诗词中。在近百首的悼念母亲的诗词中,多次忆及他们的江南行。1959年父亲在感情真挚、催人泪下的《悼忘呤》中写道:杭州一片水云晨,游履忘劳月作邻;画舫断桥今尚在,眼前缺少倚栏人。
  这是父亲、母亲泛舟西湖,寻访断桥时的情景,断桥依然,但是物是人非,和父亲并肩寻芳的母亲已经远去了……
  二次闲游细柳村,轻车肥马出娄门;于今怕过苏州路,只剩青衫拭泪痕。
  父亲、母亲在苏州的游踪,给父亲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探幽访胜,去了虎丘,逛了拙政园、狮子林等等,父亲回忆起这段甜蜜的苏州行,就会潸然泪下。
  细呢缝出碧波澜,海上新装晕月寒;二十五年人注目,于今只作画图看。
  这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母亲在上海时,穿了一件新装,十分美丽,引起了路人的注目。母亲仙去,父亲对母亲那难以排遣的思念,只有对着她那曼妙的倩影,才能得到些许的慰藉。

  第30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1)

  “北华美专”与西北游父亲自1930年2月辞去了《世界日报》工作以后,没有编务缠身,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心情也愉快,这一时候可以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像被人们称之为“张恨水三大时代”的《黄金时代》( 后易名《似水流年》)、《青年时代》( 后易名《现代青年》)、《过渡时代》及《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欢喜冤家》(后易名《天河配》)、《杨柳青青》、《太平花》、《满城风雨》、《北雁南飞》、《燕归来》、《小西天》、《艺术之宫》等等。而且他用自己的稿费,解决几个叔叔、姑姑的婚嫁、教育等大事,这是兑现他在祖父病榻前的承诺,现在总算可以告慰先人了。
  父亲在这一时期,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愉悦的时光了。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与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才停笔。晚饭后,偶尔和母亲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否则仍是继续写稿到深夜12点。像机器需要加油一样,父亲也要给自己“加油”,每晚登床以后,总要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他看的书很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他都要看。此外,几本长期订阅的杂志,也是每期必读的。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这也就是所谓的“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这时父亲的“加油”,兴趣偏重于考据。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和考据的爱好混合,他像个苦修的和尚,发了个心愿,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他认为中国小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学殿堂”,在追求仕途经济的大人先生们眼中,稗官小说不过是“雕虫小技”,“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绝无其立身之地。只能到民间的野史和断简残编中去寻找。他便东西南北城地四处寻找旧书店、旧书摊。父亲说,北平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有心,肯下工夫,就不会没有收获。苍天不负苦心人,父亲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先生自诩为124回的海内孤本,父亲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只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父亲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朱本,上面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若是找到这本及其原序,那简直就是一宝了。父亲不仅在犄角旮旯的书摊小市上去找,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去看,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先生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些挖掘出来的宝藏,使父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写小说史的心愿能够实现了,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喜。不料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之时,“九一八”国难来临,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后来都毁于战火之中,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父亲要写《中国小说史》的心愿,终究只是一个心愿!
  父亲一向都是在极其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中生活的,一旦辞去了报务工作,反而手足无措起来。他曾自嘲地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①果真如此,父亲在这一段“加油”中,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的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念私塾时特别喜欢看课本上的插图。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迷恋与日俱增,他不仅欣赏画,收藏画,自己也涂抹几笔。我就常见他对着《芥子园画谱》全神贯注地临摹。对于画,不管是国画,还是西画,他都喜欢,有时也发表一些有关绘画的文章,署名总爱用“画卒”二字。有一次父亲和几个老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说父亲的散文比小说好,有人又说诗比散文还好。父亲自己说:“都不好,我的画好。”父亲的画确实不错,山水、花卉他都画,在洒脱中蕴涵着一股秀逸,是典型的文人画,在他的影响下,大舍妹和二舍妹都学了美术,一个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个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也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了美术,擅长草虫,画蛇更是独步一时,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名气,办过个人画展,出版过专著。
  1931年,父亲在四叔和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
  又因他的声望,被推举为校长,兼教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但不过问具体校务,日常工作由四叔主持。校址在北平东四十一条21号,此处原是清末任光绪的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裕禄府邸,院宇宽敞,花木扶疏,楼台亭阁,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父亲的校长室,是全院的精华所在,作为书房,真个是鸟语花香,绿树葱郁,大助文思。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稔熟的好朋友,在他的热忱的敦请下,齐白石、于非、王梦白、李苦禅等先生,其中尤以齐白石、王梦白同来任教很是难得。因为齐、王二人是素不来往的,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使得这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段佳话。
  父亲为使“北华美专”办得更好,还特意聘请了他的老友,著名的语言学者、文学家刘半农先生为校董。刘先生欣然应聘,他在授课中,对学生说父亲是“大小说家”,称父亲为“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①刘半农先生逝世后,父亲在悼文中说:“虽相见极疏,而交情甚笃。”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关系,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几个专业。虽然办校只有4年的时间,但培养出了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优秀的艺术家,像张仃、蓝马、凌子风、张启仁等。在办校期间,父亲常向任教的画家朋友请教绘画的技法。他还偷偷地在教室里当“

  第31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2)

  旁听生”,去学习写意画的泼墨笔法,还直接向著名国画家许翔阶先生学习山水画。如果不是日军的炮火,我相信“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将会一直办下去,也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艺术人才,可惜这样一个美好的前景,全都毁于日军的战火中。
  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东北沦陷,父亲痛感国土沦丧,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18日,父亲带了“北华美专”的一名工友,由北平出发,前往西北考察。计划是先到陕西,由甘肃往新疆,再经河套,由平绥线回北平,为期半年,“以求得一个认识”。①他坐车南下,先到郑州,再至洛阳,游潼关,登华山,进入西安。半月后,乘经济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刘景山、西兰公路总工程师刘如松的轿车,沿正在修建的西兰公路,经咸阳、醴泉(今礼泉)、乾县、永寿、邠县(今彬县)、长武,进入甘肃泾川,经平凉,越六盘山,过隆德、静宁、定西,抵达兰州。本来还想去新疆,因督办盛世才多疑独裁,很多朋友劝阻,让父亲千万不要去,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无奈之下,父亲折返西安。这次考察活动历时3个月。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用她那浑雄的河水,像乳汁般地的哺育了我们的先民,浇灌了两岸肥沃无垠的土地,我们的祖先用智慧和血汗灌溉了美丽无比的中华之花,父亲是带着庄严、崇敬和神圣的感情来这里寻根,考察历史、地理、文化和民风民情。在风凌渡,他登高远眺,观赏了一水连带陕西、河南、山西三省的奇观,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伟,奔腾不息,滚滚东流,他感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站在这里,黄河的岸上,才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父亲在西安,看了秦始皇墓和武则天的无字碑,游览了大小雁塔、华清池和碑林。在曲池,想起昔时,这里是杏苑赏筵无限风光之所,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能到这里为荣!他漫步在灞桥,只有两丈宽的石桥横跨灞河两岸上,河水长流,杨柳依依,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这里折柳送别,呤唱出了千古离情的绝唱。
  父亲在历史的缅怀中,更加促使他深省和反思,“殷鉴不远”,历史是面镜子,既能反射出历史,也能照映出今天,追昔是抚今,父亲要“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②所以他把参观的重点,放在了解民间疾苦上。然而这又惹来了麻烦,陕甘的军政当局,对父亲在西北的行动,颇为注意,不知道张恨水跑到这僻塞不毛之地来做什么?虽然有人说,他是来找小说材料的,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因为在当时没有人会自费跑到西北的穷乡僻壤来,只有傻子才会做这种傻事。
  虽然父亲一再解释,他到西北是为搜集小说材料而来的,但是他们仍是不相信。幸亏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给父亲帮了很大的忙。邵先生和父亲是老朋友,同是新闻记者出身,他了解父亲,替父亲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对人说,张恨水是个书生,到西北来,就是搜集小说材料,并示意部下,尽量给予父亲便利,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更是热情地陪同父亲参观了不少地方,并摄影相赠。当人们知道父亲此行的目的,是真心实意为了解民间疾苦,要为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淳朴乡亲写书,写出他们的真实生活及悲欢离合,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他们主动给父亲送来了大批的碑帖、大部头的县志,还有许多热心的人士,亲自到旅馆里来和父亲长谈,把民间疾苦,民风民情和盘托出。还有一位军官,愿意和父亲共坐一架战斗机去天水看看,这种热忱和真挚的帮助,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在兰州,父亲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去欣赏了兰州市第一图书馆(寺庙改建)的“三绝”:颜真卿

  第32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3)

  真迹横匾、吴道子亲绘的观音像壁画以及两万多卷宋版、明版,有的还是手抄本的经卷,他还参观游览了雷坛和五泉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受到了兰州贤达水梓先生的热情款待。
  这次的西北行,也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震动!他没有想到西北的同胞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惨境中,他在西北耳闻目睹了那里的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中,连年的军阀混战,刀兵连结,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的无休止掳掠;人祸加上天灾,赤地千里,西北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卖儿卖女是常见事,树皮草根全部吃光,路上饿殍随处可见。这一切使父亲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自述中,向读者剖露心扉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18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将增加死者的痛苦)……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
  父亲这一段自白,是多么痛苦,又是多么愤慨!在这毕生不能磨灭的见闻的强烈冲击之下,他写下了长篇小说《燕归来》,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4年7月31日至1936年6月26日)。父亲为了描写西北惨绝人寰的苦难,采用倒叙法,将民国十九年的灾情写出来。书中通过一位西北逃难到南京的姑娘为骨干,来回两次西北,一路见闻,犹如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小说一开头,用了几首竹枝词,把西北人民的苦难突显出来: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看来一物还能卖,爬到墙头拆屋梁。
  一升麦子两升麸①,埋在墙根用土铺;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树皮剥尽东西空,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②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
  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来匪去屠不尽,一城老小剩三人!
  真是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人,读了这些诗,谁不会为人祸天灾带给西北同胞生不如死的苦难,一洒同情之泪!《燕归来》这部小说,敌伪时期曾有人把它拍成电影,但被日本人查禁了。
  另一部描写西北生活的小说《小西天》,连载于上海《申报》副刊《春秋》(1934年8月21日至1936年3月25日)。这部书和《燕归来》在构思和写法上完全不同,《燕归来》是通过女主人公杨燕秋回西北探亲的一路见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使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小西天》则是采用了西洋名剧《大饭店》的手法,把环境、背景、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安排在名叫“小西天”的大旅馆中,通过这一典型环境,让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登上这个舞台来表演,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都勾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说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因为故事是发生在饭店里,人物的穿插就像舞台剧一样上场下场自然而又富于戏剧化,它把西北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饭店里,自然巧


  第三部分

  第33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4)

  妙地通过旅店小社会,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会。《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绍》一文中说:“我们既希望有民间文学的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的一个。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逗留约有3个月……他看到这一矛盾的事实,是绝好的小说材料,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我想,一个作家,只坐在咖啡厅里,高喊到民间去,恐怕是不会想到西北的真实情况的。”
  除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外,父亲还写了大量介绍西北的散文,《西游小记》是父亲应上海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的,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西北游记,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历史娴熟,识见通达,观察入微,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历史地理,民生民俗。这篇《西游小记》共计33篇,全方位立体交叉地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和民情,以引起国人对开发西北的关注。父亲自己在《西游小记》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亲就已经开拓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西部文学土地上了!

  第34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1)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第35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2)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戮矣,则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缚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兄弟有斗于室者,唾涕泣而道之,苟能息争,谦让之,拜揖之,可也。一旦明火执刀者夺门而来,视耽耽而欲逐逐,方将奴隶犬马我兄若弟,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为也。《弯弓集》之作,亦如是而已矣。
  父亲在“自序”和“跋”中的语言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父亲用了两个月时间创作的《弯弓集》包括《咏史》诗七律四首,《健儿词》七绝七首,短篇小说《风簷爆竹》、《以一当百》、《最后的敬礼》、《仇敌夫妻》、《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再版时收入);笔记九篇:《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在小说里,父亲大力宣扬武装保卫祖国和民族精神;九则笔记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如把满载着敌人军火和4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人车同殉的胡阿毛,就是安徽人王亚樵的司机。父亲在书中赞颂胡阿毛爱国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父亲在《健儿词》里高声赞美: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
  他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背上刀锋有血痕,更衣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
  笑向菱花试战袍,女儿志比泰山高;却嫌脂粉污颜色,不佩鸣銮佩宝刀。
  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为了《弯弓集》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是他自费出版的,在父亲一生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自掏腰包出书的事,只有这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不仅如此,父亲为了扩大宣传,他又把《弯弓集》中的小说、诗、剧本分别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还把电影剧本《热血之花》改编为同名小说,真个是用心良苦。然而在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却受到了钱杏邨先生的着意批评,说父亲写“国难小说”是“胡话”的“自我陶醉”,“是没有‘出路’的”。是不是“胡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钱先生的大作和《弯弓集》对比着读,还是饶有意思的。不过,钱先生在大作中有一句话还是准确的,那就是“张恨水在这一次事变中,写作的特别多”。其实父亲在“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要在当时抗日小说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出现“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不管别人对父亲如何批评,他都不作一声,没有时间,也不愿回答,仍然埋首写他的国难小说,巧的是上海的《申报》也来约他写稿,父亲以忙为借口,就谢绝了《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的敦请,但周先生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这话说得有理,而且很诚恳,父亲就坚持不写了。但周瘦鹃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亲写稿,父亲不得不让步。上海报纸的副刊界,向有“一鹃一鹤”之称,“鹤”就是上海《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鹃”则是上海《申报》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不断写信要父亲帮忙,非常诚恳地要父亲看在友情的份上,为上海《申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终于是情不可却,便为他写了《东北四连长》,连载于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上。写这部小说是有些巧合的,父亲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的军事小说。巧的是他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正好闲居北平,时常到家里来看望他。父亲便向他询问军人的生活及军事常识,而且还让他写了一篇报告。
  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东北战场上光荣牺牲了,这是有意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点讽刺。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著名硬派电影明星王次龙曾想改编成电影,终因时局日益严重,没有拍成。抗日胜利后,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书。而父亲再看原稿,觉得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幼稚可笑,于是又做了部分改写,把立意也做了调整,原书中的作战部分完全删去,着重描写由于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归结于人道主义的感慨,书名也改为《杨柳青青》,取自《随园诗话》中“杨柳青青莫上楼”的独句诗,此书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3年内即重印了3次。
  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父亲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第36节:创办《南京人报》(1)

  创办《南京人报》父亲从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里,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爱它的历史文化,爱它的民俗风情,也爱它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所以他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
  自从来到了上海后,他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喧嚣杂乱的大都会,纷纷扰扰的商业竞争,都与他的情趣大相径庭,最使他不舒服的,虽然国事日紧,那些达官贵人依然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父亲认为上海绝非久留之地,但是哪里又是栖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亲踌躇不定的时候,张友鸾也正在上海,他极力怂恿父亲到南京去,并且在南京自办报纸。南京也是父亲喜欢的城市之一,他认为在江南,只有南京与北平相似,不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龙蟠虎踞之胜,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谓“卖菜翁都有烟水气”,父亲决定迁居南京,至于是否自己办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鸾叔的多方敦促下,父亲认为,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这是个创举,而且所需要的钱也不多,自己尚有这个能力,终于是在友鸾叔的如簧之舌鼓动下,见猎心喜,决定在南京办报。原来父亲攒下几个钱,是打算在南京近郊买点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农村,写书课子,种菜养花,终老是乡。母亲打趣他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休要说是战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时,也无法找到“桃花源”。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于1936年4月8日正式发行。事出意料,《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父亲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第37节:创办《南京人报》(2)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接受这些“后台”的津贴,当然,也要为这些后台“说话”。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已是空空如也!所以当南京沦陷前,父亲只身入川,只有一个柳提箱为伴。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都是尽义务,是不要钱的。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使父亲深受感动。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我要说明的是,父亲在《南京人报》是不拿薪水的,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父亲自己说:“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①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南京人报》是“伙计报”,所以编辑部充满着和睦、友爱和朝气,因为大家都是伙计,也都是老板,工作之余,彼此之间互做“公东”,到夫子庙或大三元酒家聚会,或是到后湖划船联句和诗,由于这种聚会是大家互请,生面别开,就吸引了不少“编外”人士参加,如卢冀野、易君左、潘伯鹰、叶古红等先生,不请自来,使聚会充满了诗情雅韵,在南京城里是颇有影响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卢冀野叔,是民初曲学泰斗吴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饮,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长啸不已,尤爱唱《醉打山门》,卢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撰有《双红簃诗集》。他17岁大学毕业,19岁就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便是他的学生,冀野叔取“周而复始”之意,给周先生改名周而复。在北京时父亲和吴梅先生时有往还,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经常在一起吟诗联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诗酒风流,但却是一个大黑肚子,难怪在国事艰难的抗日时期,有人撰文调侃他说:“说他是大学教授,这个时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说他是银行经理,又不幸多了点‘书卷气’。不但能够支持民族诗坛,也能够抢上公共汽车。”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亲的诗友,是清末民初大诗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与樊樊山是一时瑜亮,成为清末民初的诗坛祭洒。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时的长歌《天桥曲》,其中的“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及“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早是传播于京师众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学源渊,他原名“易家钺”,“五四”时期,“易家钺”三字,在北京大学及京师,是名噪一时的。易君左先生任扬州教育署署长时,曾因一篇《闲话扬州》文章,引起扬州市民不满,惹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曾把他的名字和林森(子超)的名字,只添了一个字,成了一副浑成工稳,妙趣天成的绝对:易君左矣林子超然尽管易君并不左,林子不超然,但此联一出,无不为之如出天籁而叫绝!易君左先生有诗歌兼小说集《西子湖边》,我少年时曾捧读过,惜年代久远,除书名外,内容都已不复记忆。父亲从上海移居南京时

  第38节:创办《南京人报》(3)

  ,曾在叶古红先生家度除夕,母亲和叶夫人魏新绿先生均作天津女儿装,各着一袭红袍,父亲高兴感慨之余,曾有句:“已无余力忧天下,只把微醺度岁闲”,易君左先生读后,喜而和而至再。
  叶古红先生业中医,但却喜欢和文人往还,自己也喜欢做诗填词,故张慧剑叔称他为“诗医”,医上冠之以“诗”,朋友们都认为是慧剑叔谑而不虐的调侃,但叶古红先生却笑而纳之,居之自喜,他和父亲是好友,而他的夫人魏新绿先生是母亲的好友,魏先生是南京名票,不仅梅派青衣唱得好,而且老生戏也是唱作俱佳,在南京不时粉墨登场,内外行都称道不已。解放初期,魏先生以稚青女士的艺名在上海广播电台教唱京戏。后来叶古红先生病逝,父亲想起他们的友谊,悲悼不已。父亲原来曾答应给叶先生画一幅红叶长轴,但由于忙,一直未能兑现。叶死后,父亲想起来就感到歉疚,为了实现承诺,父亲精心画了一张红叶图,约了萍庐、慧剑二先生(都是古红先生好友),去共同凭吊,学古人季子挂剑之意,焚其画于叶墓前,以践前约。父亲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
  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京,故友重逢,父亲非常高兴,做东小聚,假座“六华春”饭馆,为笑鸿叔接风洗尘,座中有友鸾、冀野等几位父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是酒兴已浓之际,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接口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呤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举座大笑,素有反映快速、口才敏捷的冀野叔竟一时语塞!
  父亲在《南京人报》主编的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和《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鼓角声中》是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描述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电影《啼笑因缘》的一些场面,我只看过连载的一部分,不知写完没有。而《中原豪侠传》则是父亲尝试性的“实验之作”,是一部击技武术小说。我们张家历代习武,我的曾祖、祖父都有一身超群卓绝的武功,直到我的四叔牧野先生还有着精湛的拳脚。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对击技一道也略知一二。所以一直就想写一部武术小说,所以虽然只是偶尔的“反串之作”,但并非心血来潮,此一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因为父亲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武侠小说是颇有些看法的,他认为武侠小说不是不可写,而是看怎样写。
  父亲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说: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
  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转。
  但他认为在下层社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只是“有个极大的缺憾”: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自然,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怎样改造武侠小说:那么,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有时,他们真很笨拙地干着武侠的故事,把两只拳头代替

  第39节:创办《南京人报》(4)

  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中原豪侠传》虽然也写了一些武术超群,身怀绝技的义士,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武技也不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刀枪不入,超乎现实之外的“半仙之体”。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在小说中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所以这部书一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原豪侠传》曾于1944年由“万象周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自序中把书的立意及经过说得相当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中原豪侠传》一书,家中原有一藏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多方寻觅此书,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首都图书馆有一孤本,我请人把它抄写下来,收入《张恨水全集》。
  父亲主办的《南京人报》非常有特色,它的文章短小精悍,极富浓郁的南京地方色彩,尤其是副刊,生动活泼,从版面到内容,让人一看就不能释手,称得上是既新颖又隽永。张友鸾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珍藏的一卷《南京人报》合订本送给了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恰恰是创刊期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闲暇下来,就捧读一遍,犹为爱读父亲主编的《南华经》,我在上面读到了不少父亲写的诗、词、小品、散文,更为难得的是,我在《南华经》上,拜读到了母亲用“南女士”署名的散文,篇名可能叫《夜归》,因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误,但因为文章写得情意真挚,故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大意是说,父亲业新闻记者,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归家,母亲怕父亲夜深归来,又累又乏,还要料理夜宵等琐事,所以便把夜点事先准备好,并烹好香茗,在灯下夜课,等待深夜归来的父亲,父亲为此深深感动,他在后来悼念母亲的诗中,还带着感激和深厚的情意来缅怀这段往事: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第40节:创办《南京人报》(5)

  新闻吾业归来晚,风雨灯窗候打门。
  写至此,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篇《夜归》,不觉黯然……
  母亲性格活泼温柔,喜欢京戏和唱歌,做学生时,就以甜润优美的歌唱,闻名春明女中。结婚后,在父亲熏陶和指教下,开始学习诗词和古文,自然《诗韵合璧》、《随园诗话》是必读的课本,母亲读了《随园诗话》,对袁枚自诩为随园即是《红楼梦》的大观园,虽认为不可信,但还是心向往之,以为亭台之胜,一定可观。要求父亲陪她到清凉山去寻访袁枚的随园,父亲笑而同往,母亲看了那荒芜不堪、野草丛生的废址,喟然长叹:“这就是大观园?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父亲则说:“我早你十几年已经有此感叹,如果说了,会扫你的兴。”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甜蜜美好的感情,写诗追忆: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杂菊花斜鬓插,何年忘却旧时颜。
  我在这些诗中,读到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欣赏和感念之情。《南京人报》真可说是篇篇佳作,字字珠玑,而我家里一直珍藏的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由于“文革”过后,友鸾叔又恢复了笔耕生活,因文章需要,他又向我“借”回去了,但这一借,由于他年事已高,琐事又多,不知放在何处,所以就“有借无还”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心疼不已。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

  第41节:创办《南京人报》(6)

  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第42节:“国如用我何妨死”(1)

  “国如用我何妨死”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

  第43节:“国如用我何妨死”(2)

  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后一书名则侧重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天津的事实。在北方,人们沿袭历史的习惯,称天津市为“天津卫”,而不是说天津市,因而《天津卫》与“天津卫”,是巧妙的双关语。1942年,该书出版单行本时,抗战已进入第5个年头,大后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使父亲痛心疾首,于是他又增写了第1章与第14章,极力加强对“夜”的描写和渲染,从夜的巷战开始,到不是巷战的“巷战”之夜结束,首尾遥相呼应,使读者在振奋激昂之后,又掩卷叹息,对比鲜明,令人深思!
  《巷战之夜》的主人公张竞存的原型,就是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书中的故事,都是我四叔亲身经历的。他原来在北平协助父亲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国画系教师,他本来是学美术的,自然是驾轻就熟,俗语说的“熟门熟道”之谓也。1935年父亲被迫停办了“北华美专”,南迁以后,四叔即迁往天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略军将罪恶的战火燃向天津。此时四叔已将四婶及儿女送往南方,只身一人留在天津,他亲眼看到了日寇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民众,这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他愤怒,也使他热血沸腾!于是他动员了本胡同的居民,和29军的爱国战士一起,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巷战。四叔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他自幼喜爱拳棒,在北平求学时,曾向著名拳师丁才老师、李四爷学过拳术、棍棒,可说是武功精湛。在巷战中,他挥舞战刀,英勇杀敌,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在这场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手刃寇兵无数,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巷战之夜》是根据我的四叔口述的亲身经历,父亲加以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本书采用倒叙手法,第1章“ 周年纪念”,是在夜色中一支安徽潜山游击队正整装待发:游击健儿,穿过了四周的树林,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只是稻场外的水塘,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来了个千头大合唱。它们不知道有战争,照常地唱着大自然之曲。不完全的月亮,钻出了云片,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偷窥着水塘与庄屋,在她偷窥之下,不怎么明亮的月光,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成排坐在地面休息。除了蛙曲,依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想到这些人的沉默。水塘里的白荷花,被露水润湿了,正散布着清香。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

  第44节:“国如用我何妨死”(3)

  月色苍茫中,有人发言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还是个教书先生,不解得打架,更不解得杀人。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上巷战之后,我换了一个人,锻炼出了我全身的气力,也锻炼出了我全副的胆量。这个故事,我已经给各位说过好几次了,无需我再说。但今天晚上,值得再提一声的,便是个周年纪念。今夜是我荣誉之夜。”
  多么美好的月色,多么美好的荷香,多么美好的蛙曲,衬托出令人陶醉的静谧,殊不知在这美好的天籁孕育下,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战!在待战之前,主人公说的“周年纪念”,是个什么荣誉的周年纪念呢!自然给读者制造了一个悬念。原来这支游击队正是要去袭击潜山县的大镇源潭铺。在取得了袭击的胜利后,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游击队支队长想到:去年今夜此时,正夹了皮包,预备离开天津,而敌机已开始丢弹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报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许回到了天津吧?他昂头四顾大别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边天脚涌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别山潜伏着。自己的队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此时看来,仿佛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给敌人的那焰火,还是在遥远的墙上,向上冒着成团的红烟,也像很高兴地恭祝他这个周年纪念。
  读者要知道这个纪念的本事吗?下面就是。
  在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张竞存,如何在保卫民族生存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锤炼中,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由于这是四叔亲身战斗过的事,他多次向父亲详尽地讲述过,连细枝末节,也都绘声绘色地描摹,所以父亲写来格外真实具体,自然感人。书中的抗日“英雄”,并不是超凡脱俗的高人,而是一些拉胶皮车的仆役、做小买卖的商贩和下级军官等。父亲在书中生动地刻画了小马、小三子、杨老七、酱肘子铺掌柜、李排长、周班长等普通人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看到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头百姓和兵士,在战火的冶炼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正是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凡夫俗子”,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最后关头,用鲜血书写了震撼世界、永不磨灭的大字:“天津永远是我们的!”
  但是令人愤慨和遗憾的是,书的末章《二周年纪念》,却是另一番情景,仍然是“夜”,仍然是这一天;第一个这一天,是在夜色苍茫中的巷战,第二个这一天,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地偷袭,第三个这一天呢?主人公张竞存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色下是万家灯火,他看到、听到的却是歌女彩唱《玉堂春》,酒楼宴饮,划拳猜酒;小巷深处,花园小楼,哗啦啦洗牌声响,正是“隔巷对峙,夜战正酣”的“巷战”。感慨系之的张竞存,和朋友“慢步向前走”: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迎面而来。先是一丛灯火之光涌入眼帘。随后便看到一乘凉轿。正是刚才去的那妇人,她又转来了。这巷子颇窄,只有三四尺阔,两下相逢,无可让的。那朋友警觉,将背贴墙站了,尽量地让出空间。竞存初来此地,不曾懂得规矩。只站着略偏一点。那边是闪电式行路,轿前的短装人已涌到了面前。见竞存直挺挺站着,一个拿手电筒的两手用力将他一推,嘴里喝声滚。竞存出于不意,早被推着向后一歪,脚还不曾站稳,冲锋式的轿子又冲了上来。一轿杠正碰在竞存肩上,撞得他向地面一倒。
  这正是石坡路面,重重的一下,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阵。朋友见轿子和人如飞的去了,便跑来搂抱。竞存扶着墙,慢慢爬起来,笑道:“不要紧,跌撞一下,或伤碍不到我们这战士。我是没有想到今晚还有巷战。
  稍微提防一点,也不至于败在他们手上。”

  第45节:“国如用我何妨死”(4)

  然后笔锋一转,父亲借着主人公之口,向我们扔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望着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照见过去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瞒不过你,你还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大江东去》写于1939年,连载于次年香港《国民日报》,1943年出版单行本时,父亲做了改写。这部书的写作背景,也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1939年冬,父亲友人陈君将有东战场之行,父亲与陈君小饯于酒楼,杯匙之间,陈君谈起了南京失陷时一位年轻军人的遭遇:由于战争,此军人虽死里逃生,但妻子却弃他而去,家庭遭到破坏。陈君问父亲可否将其写成一部小说。父亲认为故事良好,若能配合京沪线的战争惨烈及南京屠城之惨,将不失为有时代性的小说,所以就答应下来。但是父亲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不熟悉战场,不能贸然去写。过了半年,邻居家来了两位军人,夏夜纳凉,聊天时常常谈及战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从聊天中获得了有关战场方面的军事知识,于是就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部《大江东去》。由于当时英、日尚未宣战,所以还不能畅所欲言地揭露日军暴行,父亲原来设想的京沪战役及南京大屠杀都不能如实描绘,父亲自认为写得不痛快。谁知事有凑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刘君约父亲去酒楼见面,并在函约中“卖了个关子”,告诉父亲千万别爽约,告诉父亲去了会有奇遇,父亲在半信半疑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楼,座上有一年轻军人,风姿英爽,很是健谈,刘君笑着介绍:此君与君所写《大江东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门之役。父亲乘便问其光华门战役情况,某君慷慨唏嘘详述南京失陷惨状,尤其是某班长以一手榴弹挽救危城的壮举,某君说来绘声绘色,令父亲兴奋不已,当即便对某君说,如果《大江东去》出单行本,一定要将日军令人发指的屠城罪行及光华门之役中国军民的英勇行为,增写进书中。果然第二年新民报社要将此书付梓,父亲将存稿校阅一遍,删去了原稿13至16回及17回之半回,而增写了光华门之役及日军屠城的惨状,父亲从来写书都是根据生活而进行创作的,而《大江东去》则虚构成分很少。他在序言中说:“则其地名人名,即虚构亦不写出。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此等地名人名,或亦有未便写出者。纪念某班长之壮烈,国家将来自有恤典在,彼决不与草木腐。此间不实亦无妨。更就整个小说言,正如舞台上之戏剧,自不同于社会事实。若必一一加以索隐,则如伦敦小儿向某街索福尔摩斯而访之矣,不亦可笑乎?”
  《大江东去》在连载时,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出了单行本后,更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在当时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是最大的。需要大书而特书的则是,父亲以无比愤怒的笔触,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军民的血腥暴行。这些场面的如实描写,给侵略者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丑恶行径做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纪录。《大江东去》是首部把南京屠城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罪行,记录下来的文艺作品!2005年恰是抗战胜利及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虽然事隔60多年了,当我们重读《大江东去》时,仍然是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我们热爱和平,所以不忘历史,中国古训有“殷史可鉴”,所以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大江东去》及时而真实的描述,对那些想冲淡、粉饰日本侵略军侵华罪恶行径的人来说,仍然是无可辩驳的铁证!
  由于《大江东去》一书的真实描述及曲折的悲欢离合,很受读者的欢迎,所以抗日胜利后,1947年,在北平的中电三厂将其改编为电影,女主角是袁美云女士饰演,拍到快结束时,由于北平的解放,这部片子未能拍完。
  关于此书还有一个曾引起读者很大兴趣的问题,那就是男主人公原型是谁?我看到海内外一些涉及《大江东去》的文字,都说这是国民党元老钮永健的侄子钮先铭先生亲身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不仅婚变是事实,而且为了躲避日军追杀,钮先铭藏身寺庙,假作僧人也是真。但是在父亲生前,我没有问过他,所以是真是假,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事实,父亲和钮先生私谊不错,据说他是留法学生,文笔很好,父亲曾约他为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写过连载小说,事隔多年,书名已经忘记了,但是还依稀记得书的内容是写一位中国留法学生的罗曼史。
  我最近看到一篇钮先铭先生生前在台湾发表的《我为什么写———抗战初期南京笼城战血泪史》,文中钮先生自认不讳地说《大江东去》就是写的他,附笔于此,留待有兴趣的人去考证吧。

  第46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938年1月10日,父亲来到山城重庆。
  经张友鸾叔的介绍,父亲认识了父执陈铭德、邓悸惺伉俪,且是一见如故。他们正拟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谕复刊,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热忱敦请父亲加入。其实早在30年代初,父亲就曾为《新民报》写过《旧时京华》和《屠沽列传》两部小说,所以可以说和陈、邓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邀请。不久,张慧剑叔也参加进来,这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新民报》“三张”大会师。“三张”虽相识于承平之时,但他们深厚的友谊,却是锻铸在国难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共同战斗,而成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报三张”是见之于许多诗文的。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纸上,见过一位署名铮洵写的《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精娴者,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竽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
  著名报人刘郎先生(唐大郎)也写了一组咏“三张”的诗,并写了注,刊于1978年的香港《大公报》,诗云:多年病废命摇摇,出手名书声价高。
  重向春明寻旧梦,弦声一路过天桥。
  ———张恨水注云:“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为已故小说家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重新校勘,重新标点,看来将重新出版。果尔,则樊家树、沈凤喜之名,又将流传于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
  老死情缘无半缕,一生慧剑竟空挥。
  ———张慧剑注云:“1972年我在奉贤时,从南京传来慧剑噩耗,作为老友,我是非常悲恸的。那时正是‘四害’横行,他在南京经常遭到批斗。一天,他觉得胸闷难熬,由他的侄子陪往医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气绝于三轮车上。慧剑与我同庚,死时只六十有四。他终身不娶,也从未听他谈过恋爱,是朋友中的一个异人。
  ”三楼直上急匆匆,推门进来见老翁。
  为道闲居无个事,任他南北赶西东。
  ———张友鸾注云:“ 去年秋天,友鸾从北京来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层楼上。十多年不见,须发如银,齿牙零落,问其年,诳称八十四,其实只七十五。他已退休,来沪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里都有他儿女的住家。后来听说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为出版社写点什么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每食必饮,饮必‘ 硬货’,我请他吃饭,饷以啤酒三瓶,他甚不乐意。”
  上面三位姓张的都是《新民报》旧人,各有一枝健笔,故当时人称“新民报三张”。

  第47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2)

  说来也巧,“三张”都是被新闻界谑称为“徽骆驼”的安徽人。友鸾叔在新闻界以“多面手”著称,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慧剑叔被誉为“副刊圣手”,他在南京主编《朝报》副刊时,曾以《水浒》三十六罡为南京新闻界做点将录:点父亲为“及时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称父亲有大哥风范,乃群雄之首;点友鸾叔为“智多星吴用”;还自点为“花和尚鲁智深”。当时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被点为“大刀关胜”,注曰:“架子不错。”大头诗人许君武,被点为“青面兽杨志”,注曰:“空学得一身武艺,没有识家,只落得天寿桥头,卖刀糊口。”许氏认为点评恰当,自居不疑。张友鹤叔是友鸾胞弟,是《南京晚报》社长,虽是小报,名气也不大,但尚能撑持下去,被点为“扑天雕李应”,注文是:“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所点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贴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传诵一时。
  关于“三张”奇闻轶事甚多,但有一事却让我深感内疚和自责。1945年,抗日胜利在望,“三张”分手在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城市,于是他们在重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在照片上亲笔用半行半楷写下了“新民报三张”五个字,这张照片也一直压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下,顺带说一句,凡是父亲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认为一生中重要足迹的印证。本来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患难与共的友谊,没招谁也没惹谁。殊不知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声中来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自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臭味相投”的“罪证”,而且听说友鸾叔、慧剑叔都被“揪”出来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万一红卫兵小将高兴起来,兴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来造一下反玩玩,看到这张照片,那还了得!我在那“黄雀在后”,不知大难何时临头的惶恐与焦虑中,为了保护父亲,我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错事,我用剪刀把“三张”照片中的友鸾叔、慧剑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这张珍贵的“三张”照片将永不再见,岂不知我在友鸾叔女公子张钰姐处,得知她尚有世上仅存的一张“新民报三张”相片,说什么喜出望外,简直是欢喜欲狂,我马上把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者见面的。
  “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父亲主编文艺副刊,后来又兼任了重庆版的经理。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一个就是由父亲主编的《最后关头》,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说得明白: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绝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这呐喊声气壮山河,它不仅鼓励民心士气,也是对达官贵人的当头棒喝,是父亲的心声,也是狮子吼,能发聋振聩!父亲开宗明义的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是: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还规定每篇文章的字

  第48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数不得超过1000字。为了强调这个副刊的宗旨,他又在发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彦,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察之。”3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
  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
  从《发刊词》及这两次告白读者,可以看到父亲那满腔爱国热情与忠忱,不得不被他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父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国民“士卒”的身份在祖国“最后关头”的时刻守关把寨,呐喊冲锋。他也经常以“关卒”的笔名,在《最后关头》以文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以文、以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我现在还存有一幅父亲所绘嘲弄汉奸头子汤尔和的漫画照片。可以这样说,为了抗日,为了鼓舞士气,他竭尽一切,调动了他所有的能力,这种爱国热忱,实在可敬!可佩!父亲入川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疯狂》就是连载在《最后关头》上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笔出言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但他并不气馁,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杀”,也不管别人的误解和嘲弄,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抗日信念与热情!
  父亲主编《最后关头》,从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小说外,他的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天天都能读到他写的小品、散文、杂文或是诗词。据我不完全的估计,除小说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万言,这些诗文,嬉笑怒骂,辛辣冷峻,既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又让人掩卷深思。
  父亲入川、上海自沦为孤岛后,父亲就没有一字寄往上海,但奇怪的是,上海各报刊上仍不断有所谓“ 张恨水小说”发表。他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的《最后关头》上刊登了一则《张恨水启事》:自上海沦为孤岛后,该处出版界情形甚为复杂,鄙人从未有片纸只字寄往。今据友人告知,上海刊物最近仍有将拙作发表者,殊深诧异。查其来源,不外二途,一则将他人著作擅署贱名,一则将旧日拙作删改翻版。鄙人现远客重庆,绵力无法干涉,只得听之。唯人爱惜羽毛谁不如我,事实在所必明是非,不可不辨,特此声明,敬请社会垂察是幸。
  细心读者,一定知道,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交,正需要切磋,国需诤臣,人需诤友,批评的对,你改过就是,不用解释,恶意的中伤,更不用回答,所以有关他的文字批评,他是从不打“笔仗”的,他说当事人参与其中,是徒乱是非。但是对于冒用他的名字写的伪书,他是从不敢“掠美”的,后来得知,敌伪在沦陷区一直盗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第四部分

  第49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4)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交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赐尤所欢迎!)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吹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强烈愤怒: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遑遑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
  今年不闹抗战八股,抄两句诗来结束这段闲文。“带一分憨(叶平)情更好,不多时别兴尤浓”。与诸公共勉之。
  父亲说的闲文,看似滑稽突梯,其实是痛苦欲泣,这种反面敷粉的手法,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每一个读者。他苦心撑持的《最后关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走过了一年,因而他在《关头一年》中说:“光阴真快,《最后关头》这小副刊,产生一年了。回顾当日第一次上场白,声明我们当兴奋呐喊,不要无病呻吟,直到今日,总算遵守着这几句话,没有忘了。”文章的最后,他暗示读者:“谈到穷苦大众的文字,也有。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正是“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其实,又恶知

  第50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5)

  仲尼难言之隐耶?”
  父亲在《最后关头》上发表的诗词,极受广大读者喜爱,直到现在,还会遇到一些诗词爱好者拿这些诗
  词见问。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读史十绝》,可算是一字一血,沉痛之极。由于许多诗词爱好者对《读史
  十绝》情有独钟,故抄录如下,以飨同好:
  剑客哀铃夜雨风,三郎梦醒恨无穷。
  误人便是杨丞相,应悔嘉名锡国忠。
  楚人舍得楚人弓,幸未燃箕一剧终。
  莫为皇孙千古恨,巴山犹有建文峰。
  (峰在重庆南温泉东北角)
  浪续金貂又一群,大金台畔笑纷纷。
  不知珠履三千客,几个吹竽食使君?
  无复萧萧易水歌,顿传海上失荆轲。
  哄堂博得秦庭笑,不料图穷是议和。
  六朝何事不沧桑,巷口桃花惨夕阳。
  肠断中原烽火遍,人间犹有半闲堂。
  苻秦一击几生还,功在儿曹事等闲。
  北望两京终未复,风流误煞谢东山。
  江南国运付笙歌,榻畔能安日几何?
  却笑仓惶辞庙客,只知挥泪对宫娥。
  寇入居庸困凤池,景阳钟吼有谁知?
  群臣误我今方悟,泣向煤山事已迟!
  汴京宫殿壮威仪,劫火熊熊九鼎移。
  南渡君臣终不悟,临安犹有党人碑。
  三镇空称托命臣,江河无复阻胡尘。
  可怜绝代侯公子,只作桃花扇里人。
  有人说由于父亲有历史癖,毕生穷经读史,所以长于借古讽今,用典是信手拈来,妥帖巧妙,如若天
  成,正是学富五车,才能寄托遥深,厚重沉痛。话虽不假,其实父亲更喜欢抒发感情的性灵之作,他的许
  多抒情诗词,都是被人“佳句蒙碧罗”,诵而再三的。不但此也,他的打油诗、竹枝词更是俚句入诗,妙
  趣横生,令人掩口葫芦。
  当时重庆政府曾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然而达官贵人及夫人之流,仍然是“口号由他,好
  车我自坐之”,父亲写诗讽刺:
  偶 见
  满天细雨湿尘埃,警报无声店铺开;
  车子飞驰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
  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而不胫而走,直到前几年,我仍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看见有人撰文谈
  论这首诗。父亲用诗句吟诵社会相,众生相也是入木三分,令人唏嘘太息:
  邻家杂诗(六首)
  老吏西来发半稀,艰难蜀道欲忘归。
  设摊白日西风里,又向街头卖旧衣。
  屋草垂垂怯朔风,斋窗病卧一哀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蜀语珠圆可入林,妇孺半是改乡音。
  灯前一语巴山雨,直欲家园梦里寻。
  细雨柴扉久不开,荒村犬吠梦初回。
  一星灯火疏林下,有客城中负米来。
  黄昏人语隔村喧,野祭数家效故园。
  一帛纸钱一壶酒,白杨树下作中元。
  家书来报是丰年,升米依然值串钱。
  博得老妪望明月,羡他犹向故乡圆。
  好个“羡他犹向故乡圆”,父亲通过乡居所见,把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故土的思念,作了绘声绘色的
  描摹,月仍能照故园,而人却只有梦中寻,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让人心酸,又令人不忍卒
  读。
  《最后关头》虽然受到了广大读者赞许和欢迎,但它却是艰难坎坷地走了3年,真个是行一步一步难
  ,举步维艰!终于《最后关头》守不住了,这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部的“新闻检查”。在“奉命弃
  守”之后,父亲并没有屈服,明说不行,我就暗说,正面揭露不可,则采取旁敲侧击,他坚持认为“那些
  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所谓“戏法人人会变,
  各有巧妙不同”,父亲在1941年10月9日《最后关头》弃守之后,立即办了一个类似聊天的专栏,《上下
  古今谈》。这一谈,又轰动了重庆,成为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话题。《上下古今谈》于同年12月1日与
  读者见面,即日刊出《开场白》一文,以后每日一篇杂文,大约持续三年半之久,累计发表
  杂文1000多篇,百万字以上,父亲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上下古今,纵横捭阖,以古喻
  今,巧妙地讽喻了当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父亲的杂文与众不同的是短小精悍,读起来如对故友促膝密
  谈,既亲切,又趣味盎然。文章多因事而发,读者自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当事人明知所指,又不能对号
  入座,徒唤奈何而已!

  第51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1)

  巅峰之作《巴山夜雨》《巴山夜雨》,是父亲病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此书完成后,他就突患脑溢血,一病3年,恢复写作后,身体状况及记忆力都大不如前,因而能标志他创作水平的最后一部书,就是《巴山夜雨》。说它重要,还不仅如此,因它是父亲有意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进行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是他刻意对自己进行一次新的挑战。从书的内容、形式、文风,都和父亲所有的作品不同,可以说章回小说在这部书里,完全是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部重要的探索力作,最后的重要巅峰之作,却被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忽略了,当然这和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出单行本有关。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却对《巴山夜雨》,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说此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是他一生作品最高巅峰”。①早在1945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在庆祝父亲50寿辰的专刊中,于第三版发表了一则消息:张 氏 宏 愿恨水先生谈,彼将集中精力,在此五年中,写一分量较重之长篇巨著。其题材已选定,闻背景即张氏所居之南温泉,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一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
  不用说,读者看了这则消息,就知道父亲所指的“宏愿”,就是创作酝酿已久的《巴山夜雨》了。《巴山夜雨》书名,借自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它的寓意,自然是描述国难之际,流浪川东的异乡人,渴求和平,企盼归期的苦恋。
  《巴山夜雨》的构思,是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动笔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8年抗战的炮火,对中华民族及全体人民都是一次战斗的洗礼。人们在这次民族存亡的搏斗中,付出了惨重巨大的代价,同时在这场搏斗中,赢得了自尊、自信和自省。越是战争接近胜利,人们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火的引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迎接胜利的同时,有必要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历史反思与民族自省,对我们自己来一次彻底的检讨,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才能避免再一次外侮,正是古训所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父亲在痛定思痛之后,率先把笔触伸到这一民族心理层面中去探索。他敏感而及时地在挖掘我们辉煌历史文明同时,也尝试着对我们某些“劣根性”进行铲除。因为8年的战争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这是3500万同胞的生命,全民族的血和泪换来的教训,因而父亲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对战争表面的谴责上了。正是怀着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立下了“宏愿”,把一腔“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炽热感,融入冷峻的笔端,在《巴山夜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巴山夜雨》写于1946年,同年4月4日载于创刊的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1948年12月6日载完,全书有50多万字。同时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转载。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我们徐徐展现了一幅蜀中山村众生图。读起来亲切感人,自然隽永,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小说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传神阿堵,形态各异,入木三分,使人如睹旧友,呼之欲出。书中的人和事,就像生活在

  第52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2)

  身边的左邻右舍日常发生之事,他们笑、哭、吵、闹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经父亲那枝如椽的巨笔,一提炼一放大,就会让人有一种全新的感触,在反省的思考中,又有原来如此般的恍然大悟!加之小说的语言幽默犀利,使读者在哂笑中又会噙着涩涩的泪水,所以连载时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我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连载时,我虽然还是个孩子,然每日必读,可能因为描述的是我们童年生活过的山村,故而觉得那么亲切自然,又那么真实动人。而行文的冲淡,更能衬托出父亲沸热的血和火样的情,因之,许多人都说书中的李南泉,是父亲的“夫子自道”,是带有自传体的小说。这话当然不确,它毕竟是小说,不是自传。但是这话又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书中的一切,正是他亲自经历的生活,诚如1945年刊载的“张氏宏愿”消息所云:“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所以书中是对他生活轨迹的投射,处处有着他依稀可辨的身影。
  那么,父亲用浓笔重墨精心刻画的李南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他穷困潦倒,却蔑视权贵,安贫若素,不为五斗米折腰,横门拒绝富商送来的“润笔”及车马费;可同时,又为了150元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寿星写“寿序”。他敢于顶撞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方二小姐,但又为鱼肉一方的黄副官自尽而感喟人生之短暂。他自视是一个抗战文人,同时又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坚主抗战,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却又无可奈何地冷眼旁观着“村民们”的“桃色新闻”。用书中奚太太的话说:“说你名士派很重,可又头巾气很重;说你头巾气很重,可是你好像有几分革命性。”是的,李南泉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矛盾地生活着。”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在战争的铸炼中,他的思想也得到一次难得的锻造,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也逐步清醒,在沉思中反省,预感到社会要有一次大的变革。
  《巴山夜雨》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侵华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他们采取“疲劳轰炸战术”,连续八日七夜地轮流肆虐,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就连山民聊避风雨的草房都不放过。飞机多则几百架,少则几架,不断地空袭、投弹、射击,企图以发疯般的轰炸给中国民众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就是在无数个惶惶不可终日的警报声中,有多少家庭毁于炮火,又有多少平民百姓无辜惨死,《巴山夜雨》在“人间惨境”一章中,对日本侵略者擢发难数的罪行,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声讨:这些现象,更刺激着甄子明不得不提快了脚步走。走近了两路口看时,那冒白烟的所在,正是被炸猛烈的所在,一望整条马路,两旁的房屋全已倒塌。这带地点,十之八九,是川东式的木架房子,很少砖墙。屋子倒下来,屋瓦和屋架子,堆叠得压在地面,像是秽土堆。两路口的地势,正好是一道山梁,马路是山梁背脊。两旁的店房,前临马路,后面是木柱在山坡上支架着的吊楼。现在两旁的房屋被轰炸平了,山梁两边,全是倾斜的秽土堆,又像是炮火轰击过的战场。电线柱子炸断了,还挨着地牵扯了电线,正像是战地上布着电网。尤其是遍地在砖瓦木料堆里冒着的白烟,在空气里散布着硫磺火药味,绝对是个战场光景。这里原是个山梁,原有市房拦住视线。这时市房没有了,眼前一片空洞,左看扬子江,右看嘉陵江,市区现出了半岛的原形,这一切是给甄子明第一个印象。随着来的,是两旁倒的房子,砖瓦木架堆里,有家具分裂着,有衣被散乱着,而且就在面前四五丈路外,电线上挂了几串紫色的人肠子,砖堆里露出半截

  第53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3)

  人,只有两条腿在外。这大概就是过去最近一次轰炸的现象,还没有人来收拾。他不敢看了,赶忙就向砖堆里找出还半露的一条下山石坡,向扬子江边跑,在石坡半截所在,有二三十个市民和防护团丁,带了锹锄铁铲,在挖掘半悬崖上一个防空洞门。同时有人弯腰由洞里拖着死人的两条腿,就向洞口砖瓦堆上放。
  他看到这个惨相,已是不免打了一个冷战。而这位拖死尸的活人,将死人拖着放在砖瓦堆上时,甄子明向那地方看去,却是沙丁鱼似的。排了七八具死尸。离死尸不远,还有那黄木薄板子钉的小棺材,像大抽屉似的,横七竖八,放了好几具。
  灯火是没有了,在那瓦堆旁边,间三间四地有豆大的火光,在地面上放了一盏瓦檠菜油灯,那灯旁边,各放着小长盒子似的白木板棺材。有的棺材旁边,也留着一堆略带火星的纸钱灰。可是这些棺材旁边,全没有人。甄子明误打误撞地走到这小废墟上,简直不是人境。
  走到快近江边的所在,有一幢半倒的黑木棚子,剩了个无瓦的空架子了。在木架子下,地面上斜摆着一具长条的白木棺材。那旁边有一只破碗,斜放在地上,里面盛了小半碗油,烧着三根灯草,也是豆子大的一点黄光,还有个破罐子,盛了半钵子纸灰。这景致原不怎样特别,可是地面上坐了一位穿破衣服的老太婆,蓬着一把苍白头发,伏在棺材上,窸窸窣窣地哭着。甄子明看到这样子,真要哭了,看到瓦砾堆中间,有一条石板路,赶快顺着石板坡子向下直跑,口里连连喊着“人间惨境!人间惨境……”
  多么沉痛的描述!实在让人不忍卒读。这是父亲亲身经历的“人间惨境”!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我之所以引用了较多的原文,正如书中南泉所说:“将来抗战结束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断,都可以写出来去留给后人。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
  《巴山夜雨》在控诉、揭露日寇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更把笔锋触向了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让读者看到,战争不仅毁灭了人的肉体,而且撕裂着、吞啮着人的精神,扭曲着人性,污染着人的灵魂。小说通过主人公李南泉夫妇与邻居奚敬平夫妇、石正山夫妇、袁四维夫妇四个家庭的20天的生活以及三对性变态男女的“桃色新闻”,深刻而犀利地暴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变态。诚如书中所说:“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是不吃平价米的。”当事人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这抗战时期中,男女都有些心理变态。”就连一些自认为“还能保持一股天地正气”的李南泉、吴春圃、甄子明等,也是夫妻吵嘴、烦恼、闹别扭。李南泉有段很精辟的议论:“在空袭的时候,个个都发生心理变态,除了恐怖,就是牢骚,这牢骚向谁发泄呢?向敌人发泄,不能够。向政府发泄,无此理。向社会发泄,谁又不在躲警报?向自己家里任何一人发泄,也不可能。
  只有夫妻两口子,你也牢骚,我也牢骚,脸色先有三分不正常。反正谁得罪了谁也没关系。”战争就是戕害着人的心理,腐蚀着人的灵魂。
  在《巴山夜雨》的众多人物中,除了上述的李南泉的几位邻居外,还刻画了京剧女艺人杨艳华,方院长公馆方二小姐、刘副官等各种类型的人物,几条线索的故事齐头并进,各自成章,又互相交织融合,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事,邻里绯闻,娓娓道来,自然真切。山村中这些平凡百姓在战争中的挣扎、恐怖、爱恨就更加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巴山夜雨》揭示出的国民劣根性,烛照燃犀地作了入微的描绘。小说对刘副官、黄副官、奚太太、

  第54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4)

  林茂然、方二小姐等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个鱼肉乡里,为霸一方的黄副官,听到主子方院长叫他,“就觉得两条腿弹琵琶似的抖颤,只走到院长的休息室门口,情不自禁,他就跪下了。”林茂然是个乡村绅粮,所谓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习惯于攀龙附凤。在田副官叫他去见方院长时,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手足无措地丑态百出,出得院长公馆,则又大肆吹嘘:“那不是吹,在社会上我总有个面子,无论到啥地方去,人家也得看我三分金面嘛。”还说:“别个完长(渝语,称院为完,如医完、完长等)那样大的人物和我握手。”得意之极,不想被茶馆上的佛香烫了手,幺师(茶房)要他擦万金油,他说:“你拿啥子家私我擦?我告诉你,我这只手,同完长都握过手的,你怕是种田做工的人,做粗活路的手,可以乱整一气?”奚太太自负是“家庭校长”而又极其世俗的女人,听到方二小姐要召见,居然半夜三更对着椅子鞠躬,背诵见方二小姐的“ 台词”。这些形象鲜明而又着墨不多的描写,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父亲在描绘这些人物时,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芸芸众生中的“ 凡夫俗子”,不过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而已,在嘲弄中也含有某种怜悯。
  小说在揭露控诉战争对人的肉体、精神及人格摧残的同时,也刻画了李南泉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战争烈火中如何逐步熔铸成熠熠生辉的“精钢”的心路历程。李南泉敢于揭露重庆政府的贪污腐化,以及商贾的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敢于面对面触犯方二小姐的雌威,痛斥方公馆“是人骨头堆起来的”,方夫人的轿子是人骨头做的,汽车是人血变的,说他们是“没有灵魂”、“吃人肉”的“猛虎”。他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憧憬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而要用大炮飞机来毁灭?”“何必为了少数人的血去涂染它?”进一步指出:“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战争是残酷的,就是战争这个念头都是残酷的,好战的英雄们,此念一起,就不知多少人要受害。”
  但是李南泉并不是不分是非的非战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被迫还击,是正义的自卫。他说:“中国人若不能对日本人予以报复,这委屈实在太大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发动侵略的国家,也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人民同样是被害者。”他发人深省地说:“若是日本失败了,这辈发动战争的人,他牺牲是活该。后一辈子的人,还得跟着牺牲,来还这笔侵略的债,岂不是冤上加冤?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使父亲把镜头从“外侮”再推移到“内患”的深层次中。
  他对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对那些在国难期间自负为知识分子的胡闹和自私行为,更是发出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逭”的感叹。在书的结尾前,李南泉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大声疾呼:“天怒了,也许恼怒着日本人的侵略与屠杀。也许恼怒着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人。往小地方说,也许恼怒着我们这村子里先生太太们的嚣张之气。要不然,这雷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响着呢?爆炸吧,把……”这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当头棒喝,而一连串的删节号,又向人们掷出了一个大大的令人深思的问号。
  《巴山夜雨》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父亲有意一改往日的文风,进行全新的尝试,用他的话就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之所以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永远都是拥有读者群最多的作家,他的书也永远是最畅

  第55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5)

  销的书,跟他不断的革新有关吧。在本书中,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也不以他擅长的波澜起伏的结构引人,而是围绕着书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来展开描述,侧重于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把情节推向高潮。他以冷静深沉而又理性的笔触行文,越发使人觉得感情真挚而又亲切。他还以诗人特有的气质,运用优美恬淡的语言,展示了非凡的描摹能力,把这个川东山村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因为故事发生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他用多层次,多侧面地描写了秋晨、秋夜、秋雨、秋月、秋林等景物,并使之交替更迭,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且看父亲描写的秋夜:(李南泉)“ 悄悄打开了屋门,独自走到廊上来。这时,的确是夜深了。皎月已经是落下去很久,天空里只有满天的星点。排列地非常繁密,证明了上空没有一点云雾。想到明日,又是个足够敌人轰炸的一个晴天。走出檐廊下,向山谷两端看看,阴沉沉的没一星灯火,便是南端刘副官家里,也沉埋在月色中,没有了响动。回想到上半夜那一阵狂欢,只是一场梦,踪影都没有了。附近人家,房层的轮廓,在星光下,还有个黑黑的影子。想到任何一家的主人,都已睡眠了好几个小时了。虽然是夏季,到了这样的深夜,暑气都消失。站在露天下,穿着短袖汗衫,颇觉得两只手背凉津津的,隔着这干涸的山溪,是一丛竹子,夜风吹进竹叶子里,竹叶子飕飕有声。他抬头看着天,银河的星云是格外的明显,跨越了山谷上的两排巍峨的黑影。竹子响过了一阵,大的声音都没有了,草里的虫子,拉成了遍地叫着,或近或远,或起或落。虫的声音,像远处有人扣着五金乐器,也像人家深夜在纺织,也像阳关古道,远远地推着木轮车子。在巍峨的山影下,这渺小的虫声,是格外的有趣。四川的萤火虫,春末就有,到了夏季反是收拾了。山缝里没有虫子食物,萤火虫更是稀落。但这时,偶然有两三点绿火,在头上飞略过去,立刻不见了,颇添着一种幽渺趣味。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句:‘ 魂兮归来’。”
  果真是幽渺空灵,让人徜徉在川东山村诗境般的恬静中,耳畔回荡着秋虫曲,为书中的情节作了渲染,自然把读者带入到气氛的效果中。这美如画卷的描写,并不是离开情节而孤立地写景,而是为了更好营造氛围和渲染人物的情绪,例如李南泉搜索枯肠,在闷热的茅屋伏案构思时,他的文思被触发了:李先生把茶杯端在手上,看到山头上鱼鳞片的云朵,层层推进,缓缓移动,对面那丛小凤尾竹子,每片竹叶子,飘动不止,将整个竹枝,牵连着一颠一颠。竹丛根下有颗不知名的野花,大概是菊科植物,开着铜钱大的紫色小花,让绿油油的叶子衬托,非常得娇媚。一只大白色的公鸡,昂起头来,歪着脖子,甩了大红冠子,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那颤动的竹枝。竹枝上,正有一只蝉,在那里拉着“吱吱”的长声。
  多么细腻的观察,多么出色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是一篇妙不可言的白话“晚明小品”。由于对这部书的偏爱,我曾经把它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并把这一想法说与父亲。父亲笑而不答,未置可否。父亲多次公开说过。中国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它与西方小说各有短长,但是章回小说家也有些缺陷,父亲为此作了改良,并且是孜孜不倦,终其一生。他认为:一是缺少心理活动,因此他吸收了西方小说的长处,大量增写了人物心理活动。二是缺少写景,尤其是情景交融的描写,他在小说中非常强调景是为渲染人物感情而描绘。三是父亲从戏剧和电影中得到启发,借用“小动作”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我个人认为,《巴山夜雨》在这三方面的尝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改革章回小说的成功范例。有些熟读父亲作品的读者敏感地认为,《巴山夜雨》和《山窗小品》两部书是“姐妹篇”诚哉,斯言!这两部书虽然一是小说一是小品文,但把二者印证的读,就如同嚼橄榄,回味无穷。
  父亲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患了大病,一病3年,病愈后,虽也恢复了写作,但记忆力与能力都大大降低,远不能和病前相比了。根据《巴山夜雨》的创作,我有一个预感,如果他不得病,可能他的思想和文风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巴山夜雨》在报上连载后,还没有出单行本,父亲就得病了。他去世后,我出于尊重、缅怀之情,用了数年的时间,亲自或请人帮助,把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报上抄了下来,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作为父亲的手泽留为纪念。1986年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敦请,交由他们出版单行本,把这部父亲病前“痛定思痛”的“压轴”之作奉献给当今读者,使之多结识一些文字之交,我也算是为父亲了结了一个心愿,感到异常欣慰。

  第56节:病榻缠绵有3年(1)

  病榻缠绵有3年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两位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立即送医院。母亲赶紧派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只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便溺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

  第57节:病榻缠绵有3年(2)

  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害。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没有被吓倒,

  第58节:病榻缠绵有3年(3)

  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所以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看到他在案头堆起来的一百多本习字本,我们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这使父亲异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转。1950年4月,北京市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父亲以抱病之身应邀参加,从此,每逢市文联召开大小会,父亲都是风雨无阻,亲自参加,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心情很愉快。
  父亲虽然病情好转,但还是不能写作,家庭人口多,经济仍不富裕。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不要他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便卖掉了自己用私蓄买的北沟沿的大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仍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下了砖塔胡同的房子,现在附录于此,留待民俗学家和北京史学家参考吧。母亲设想得很周到,父亲的书多,如果往远处搬,怕父亲嫌麻烦,又怕弄丢了书,砖塔胡同的房子虽然不太好,但还不至于使父亲感到不方便。后来,这小小的四合院经过母亲的整修,父亲又种了许多花木,显得非常美丽温馨,住进之后我们再也没搬过家,父亲、母亲都是在这小小的四合院中逝世的,我也在这四合院娶妻生女,这个处处显露温情的院子,给我留下了美好和绮丽的回忆。
  母亲卖了房子,有了点钱,便常常给父亲做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吃小灶”的习惯,母亲给他买的营养品,他都与我们共享。以后母亲又另出一计,吃午饭时,不设父亲的座位,将他“逐出门去”,让他到胡同东口的同和居、沙锅居去吃点可口的饭菜。母亲和我们兄妹,依然是窝头就白菜汤。生活虽然俭朴,但全家却格外的安详和谐,三家兄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考进了远在长春的电力专科学校。一个16岁的少年,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怀抱,现在要孤身一个负笈远游,我们兄妹既恋恋不舍,又为他的决定而感动。当他拿着母亲亲手打点的行装向父母告别时,母亲依依惜别流下了慈母的热泪。
  父亲在养病期间,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小诗,而且在1950年12月13日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晚会》发表了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梦中得句》,而且该报编者以《小说家张恨水病后所写第一稿》为题的编者按。因为这是病后发表的第一篇诗文,具有纪念意义,把它抄录于下下,献给读者:梦 中 得 句入冬,梦到一段游览的地方,那地方,四围是水,其平如镜。我虽是一个人游览,也不嫌孤独。所走的路,是湖里的古大堤,一条分作两条,像人的两条腿,撑着一具身子一样,我就在身子上走。至于那段风暴,那是太好了。古陌前头,各有木桥,笼罩着大树,好风吹来,碎红乱落,满身都是舒爽的,我心里猜想说,这不会是西湖里白堤吧。就在这时,仿佛有人叫我,让我作一首诗纪念纪念它。说着就先出了两个诗韵,就是八齐了。我说,好罢,试一试罢,于是就拈着齐韵,作成第一第二两句,等我要作第三句诗时,一翻身醒了。至于出诗韵限诗韵的人,我始终没有看见,你说怪不怪。次日起来,白天无事,就念着

  第59节:病榻缠绵有3年(4)

  诗韵,七零八乱凑在下面。附带报告一句,讲对句的诗,不管好歹,还是病后第一次呢!
  三四桥头寻陌齐,好风时卷柳梢西。
  画图人渺香还在,桃李花狂路转迷。
  一水如油三面去,对吾有树两边题。
  苍天似作青年约,记起春光满白堤。
  这以后,父亲还陆续地写了几篇小文,这些都是习作,文章的好坏,都在其次,主要是说明父亲的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已经可以写文章了。在这些习作中,有一篇居然是写的我!因为父亲、母亲都是京戏迷,我自小在他们的熏陶下,自然也是一个十足的京戏迷,我又好动不好静,每天耍枪弄棒的,为此惹父母的多次教训,父亲的这篇文章,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我的一个戏迷儿子①“一马离了西凉界”,这奇怪而又尖锐的喉音,在天色将亮而未亮的时候,由北屋子里穿过后院,由后院再穿过前院玻璃窗,直达到我的床上,一直把我惊醒了。这是第四个孩子每日天没亮的时候就叫嗓子的声音。这时,全家都在黑甜乡里,这一叫,有不扰乱的吗?我恨极了,只有叫他一个碰头好!一句好,不成,又叫一句好吗!这算是听见了,唱到“花花世界”那地方,突然停止了。
  这个孩子光是靠父亲管不好的,除非问先生可另有良法。正好逢着学校恳亲会,我就把我的孩子,喜欢唱戏,喜欢双簧,说了一套,请先生给他纠正。先生说:的确如此,并不是唱戏和双簧学校里就不要,老实说一句,唱戏双簧也离不开学校。可是要虽要,总不宜耽误正当功课。当你令郎下课的时候,我们曾解释给他听,他也表示诚恳接受。但他一离开我们,或者找到同学,或者他一个人,他又表演起《连环套》来了。同时遇到考试,总是甲等,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听了他先生这些话,也只有唉声叹气回家。
  为这第四个孩子叹气,不是一年矣。当他初入小学一年级之时,进的是重庆南泉小学。老是看见他下学时候,揪着一位同学一同走,我这位四令郎摘了一根树枝,向同学小娃横着一比,大声喝道:呔!你拦住大将军去路,意欲何为。你敢放马过来,大战一百回合吗。那孩子答应一声,“要得”!于是也在路边摘了一根树枝迎上去打起来了。这孩子傻到出恭也忘不了戏,找到山上一块空地,他正中一站,一拉裤子,一蹲,口里还喊马来,右手拿马鞭的手一横,诸位这像个出恭的孩子吗?我决不撒谎,百分之百是真的。不过他那时候真小,不懂若 干戏词,信口乱编一起。既蹲下了,乱编的戏就来了。把手上的那树枝一横道:叫你不要挡住孤王的要路,你还挡起来,杀!杀得真兴起,猛得起身要换马,脚一抬,感觉到没有穿裤子呢。请问,这样的孩子能够不管吗?由南泉到现在,半路上耽误一年,真正六个整年,他的戏迷,有加无减这是怎么办呢?
  由于我喜欢京剧,也终究有“戏缘”,做了专职的京剧从业者。1951年7月,上海华东戏曲学校在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家和中国戏曲学校望宇相对,离得近,我也是见猎心喜地报了名,能够到东方最大的城市上海,觉得很好玩,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从数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了15名,复试发榜时,父亲不言不语地悄悄去看了榜,回到家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考取啦!”看到父亲满面笑容,心里感到暖融融的,数月后,我又进入到中国戏曲学校,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教师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表演艺术家,一年还发8套衣服,能在这里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也是被人羡慕的事。

  第60节:在“文化大革命”中(1)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处处都透露出肃杀的寒意,报纸上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不少人都处在一种慌恐和困惑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终日忐忑不安。大舍妹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去四川参加“四清”运动,原说是一年,但日期已满,但仍回京无望;二舍妹为迎接大学毕业,已随中央美术学院去河北邢台参加“社教”;我和内子也将去甘肃参加“四清”。此时的父亲在三次脑血管痉挛后,更加虚弱,每次都是昏迷不醒,一住院便是月余,医生早已嘱我们准备后事,但每次他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大病后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愈加困难。家里也显得很冷清,父亲终日闷坐书房,与《四部备要》为伴。虽然照例,晚饭后我和二家兄还是到他的小书房闲话,但由于心情不好,人也少,失掉了往日的欢乐。
  一天下午,大约是3点钟。父亲在屋里看报,忽然听他惊叫一声,又见他踉跄奔出门外,手里拿着报,我听他口齿不清而又着急地对我说:“你看,邢台发生地震了!你快到蓉儿的学校打听消息,快,快……
  ……”我怕他着急,立即骑车赶往中央美术学院打听消息。听校方负责人说,学生所在地离震心较远,波及不大,学生安全无恙。我回来看见父亲正站在院子里等我,等知道二舍妹安全的消息,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了屋里。后来听家人告诉我,父亲在等我消息时,一直焦虑不安地在院子里徘徊,让他回屋,怎么也不肯,父亲在严肃的面孔后面,却是一颗慈爱的心,父亲在给大舍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明明吾儿:我在4月13日傍晚五点十几分,接到你亲笔信,非常高兴。你说的你在青年有一番贡献要献给国家,是呀!我非常同意你的主张。我现在(是)72岁的人。说我落后,我也承认,但你们要前进,我绝不能在后面拉你们的后腿。你们放手前进吧!……
  前日发动(表)一个消息,河北邢台几县五点十几分,发生地震,有好几县人畜颇有损失,我听了这话,顿时就急得什么(似的),赶快就命伍哥向中央美术学院打听,还好,一会儿美术学院向各家发通知,邢台县发生地震,学生都无事,你那儿想必吃了一惊。信尾忽然看有你一首七绝,你押韵押得都不错,只是平仄调换的不对,这不要忙,用心学一学就会了,等你回家来慢慢儿学吧。此祝进步我写字还是不行,这封信写了我一夜。
  父 恨水书 四月十六日父亲在得知我即将去参加“四清”时,给二舍妹一信:蓉蓉吾儿: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经看过了,我的钱已经交给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准交给你学校,我想你学校准给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肃静县(伍注:信误,应为宁县),在陕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来,大约你二人不会回(会)面了。此祝进步父 恨水书 二月二日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两个在外地的妹妹,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健康,给她们写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一生有个习惯,寄信和邮稿从不假手于人,不管回复一素昧平生的读者普通信函,还是给报社寄发稿件,他都要亲手送到邮局或放进邮筒。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在避难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从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诚守信和严肃执着的职业道德。当他每次给妹妹写完信,都要迈着行动不方便的双腿,由我陪着他去附邮。寄完了信,父亲便数着手指,盼着妹妹回信,有时回信迟了,他便辗转难眠,在给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经描述过自己思念女儿的心情:明明吾儿: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封信来,千万千万……
  读者诸君,请想一下,一个被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思念女儿竟会深夜哭湿了枕头!为了告慰外

  第61节:在“文化大革命”中(2)

  地的女儿,老人颤抖着手,艰难地握笔,亲手写信,竟写了一夜!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为之感动得泪下。
  1966年7月,我们工作组奉命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刚下火车,在火车站还没有御下行装,耳畔就响起了“打倒”之声,有人已被“揪”出来了。过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这不正常的日子里,是非完全颠倒,父亲的老友无一幸免,全都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这些事情,我们都瞒着有病在身的父亲。兄妹们用温情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网,遮围着父亲,不让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为他太虚弱了,经不得半点伤害。尽管是无“班”可上,但是每天我们还得到单位去“搞”批斗,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赶回家。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才算松了口气。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烂”的喧嚣声浪,还是时时传进我家的小院。紧挨着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听着隔壁传来的叫骂声、鞭打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实在害怕“红卫兵”走错了门或是兴之所至,来“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强的父亲,不知会有什么冒犯的举动?那后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则在院里高唱革命歌曲,虽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们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动来保护父亲,也可说是“用心良苦”。
  疯狂的抄家之风,愈刮愈烈,父亲的书如《四部备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时的标准,不是“毒草”也是“四旧”,无疑都是“破”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
  父亲的书太多了,藏也无处可藏,扔也无处可扔,送也无处可送。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害怕,谁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这些书会给你带来满门查抄之祸,避之犹恐不及,谁敢惹火烧身?胆小一些的亲友,把父亲的书都烧了,就连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妈,也不敢收藏它,说是农村也不安全,转移农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亲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欢的书藏起来,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父亲自己曾有句云:“手泽无多惟纸笔,”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里,不过我把书的封面撕了,父亲的诗稿集《病中吟》、《闲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红卫兵是一群不学“有术”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来,就说是我写的,也许能侥幸混过去,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
  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第62节:父亲最后的日子(1)

  父亲最后的日子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却也给父亲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离京两年半之后,回家结婚。虽然是严冬12月中旬,但我们感不到丝毫的凉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扶着门框出来迎接大妹,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明明的归来,使小书房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尽管笑声是沉闷的,但毕竟冲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积闷。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礼自然是一切从简。可是父亲总记得母亲的临终嘱咐,尽量搞得欢乐喜庆一些,更何况这是他偏怜疼爱的大女儿。外面的饭馆也都“革命化了”,父亲觉得不能请亲家在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顿便饭,也是表示一点恭敬之情。于是父亲把采购食品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妻子,要她尽力买得丰富一些,而且他还让人搀扶着看看新房的布置,也看看我们准备的菜如何。
  大舍妹结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蓝布罩衫,迎接亲家的到来,家宴很丰富,饭后全家合影留念。这些活动父亲都高兴地参加了,他还一直陪着亲家聊天,尽管很少说话,也显得有些劳累,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种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释怀。
  大舍妹明明婚后的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倒”的喧嚣,屋子里显得生机盎然,我们又恢复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会讲一些四川的见闻,父亲听着我们聊天,看着满屋的儿女,尤其看着作了新嫁娘的明明,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快乐,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快乐。时间过得真快,大舍妹的十几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兄妹们又将天各一方,靠着书

  第63节:父亲最后的日子(2)

  信来倾诉骨肉之情了,父亲虽然不言不语,但是他有一种预感,只是不流露出来。当大舍妹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父亲踉跄着奔向大门外,我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父亲倚着我的身子,执着大妹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此情此景,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挥挥手,让大舍妹离去,她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的离去,父亲用饱含热泪的眼睛凝望着大舍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父亲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诀别。不过,父亲望着大舍妹那温柔、深情而又依恋无奈的目光,却永难磨灭的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时间悄悄地滑过去了,终于熬过了漫漫的寒冬,1967年的春节不管世上的“天翻地覆”,依然降临了。春,带给人们的是温暖,是复苏和希望。虽然街上的标语和打倒之声,仍是“如火如荼”,但北京市民还是没有忘掉这个带着祝福的传统佳节,凭着副食本和票证上的供应,忙着抢着采购年货,倒也呈现出一派不谐调的年味儿。
  说实话,看着年迈体弱的父亲,加之我们兄妹,按当时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揪”,实在是打不起精神过年。倒是父亲没有忘了这个年,把我和内子叫去,说:“过年了,你二哥会回来的,小弟弟更是盼着过年。”在父亲的吩咐下,我们也就忙碌起来。
  除夕那天,在郊区上班的二家兄和“停课闹革命”的二舍妹,都赶回到家里。年迈的老父依例向祖母跪拜辞岁,“接祖宗回家过年”。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他对我们说:“我向祖母跪拜辞岁,是我的习惯,不这样,心就不安。我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但要你们看看,这不是迷信,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希望你们不要忘掉祖宗!”除夕的团圆饭,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但在非常时期,也算是“苦中作乐”吧。饭后,病弱的父亲还是没忘了给两个小孙女压岁钱,这些事情,本来是母亲做的,如今父亲却也未能免俗地学起“妈妈论”来,真是难为了他。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送走了春节。几天年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二家兄回到郊区单位,仍旧去参加“斗、批、改”,家里只剩下我和内子及二舍妹、小弟弟陪伴父亲,显得异常冷清。往年宾朋满座红火的场面却变得没有一个客人来,只有北屋西间座钟的滴答声,划破了小院的岑寂,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但是父亲仍然吩咐我们,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门外,虽然没有动静,但是我们明白,在他特意留下的“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朋友,希望仍能和这些数10年的知交,把酒论文,共度新春。呜呼,此愿成虚,父亲无奈地又埋首于故纸堆中。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的老友没有忘掉“老大哥”,就在父亲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叔受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父执之托,来看望父亲,并要约定日期,来我家小酌。当友鸾叔得知父亲已仙去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自悔地连连说:“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当然这是后话。
  过了年不久,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加虚弱,不仅说话越发困难,还不断地喘息。我要带他去看病,他不愿意,说:“只是有点小不舒适,不需要看病。”再劝他,他就不耐烦地说:“不用看,看也没有用!”说完就又埋下头去看《四部备要》。那一阵子,他从早到晚,都是在读这套书,好像是在抢时间,多读一本是一本,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本来就是历史癖,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是那样专注,那样认真,不知他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会省悟到什么?反思些什么?
  正月初六的下午,我看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就带他去急诊,但他还是不同意,在我和妻子、二舍妹的苦苦劝说下,他才同意第二天由我陪他去看病。当晚11时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不放心,就披衣过去,看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便对他说:“爸,明儿早上您还要去看病,还是早点睡吧。”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我看他安静的睡下,替他关了灯,才回到自己的屋里。
  不想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父亲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等我和二舍妹、妻子奔到时,他已停止了呼吸,还是脑溢血发作,我为父亲轻轻地合上了双眼……传说正月初七这天,是造物主创作人的日子,因而称之为“人日”。父亲就是在“有了人”的这天黎明阖然长逝的,身边放着的是一本《四部备要》。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平静的离开了人间,享年73岁。我想他留下了三千万言的著作,要说的都已说尽了,话已经是多余的,他的书会世世代代地向人们倾诉着他的衷肠,向人们促膝谈心。所以在二家兄和我护送父亲的遗体去往八宝山殡仪馆时,没有送灵的人,没有鲜花,没有音乐,他静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说是“来清去白”!事隔多年,我才突然想到,父亲留给这个世界和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好!”我不知道这个“好”,是赞美人间,还是总结他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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