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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_赵瑜_TXT小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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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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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分享隐秘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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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能分享艰难的,一定是。

住处大风,把玻璃打碎了一块。但不久,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楼上没有厕所,二楼有一个,大约,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也不便去使用。公共厕所在 遥远的地方,需要旅游很久,才能抵达。于是,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用一个瓷的罐子,半 夜里尿急了,便滋进去,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罐子的口小,若是准确度欠了,准会尿在地上。还好,这事情没有其他的人看到,只写在信里,告诉 许广平一个人。

这是1926年的秋天,鲁迅先生在《两地书》里写的情节,每一次看到这里,我都会被他逗乐。

然而,可乐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听我往下说。

班里的学生女生只有五个,大约也有漂亮的,但先生每每不看她们,即使是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每每低着头应对。这也是在信里发了誓的。许广平回信时说,如此幼稚的信,幸好没有别人看到。两个人均料想不到,事情过了将八十年,被我看到,我看得哈哈大笑。

感情从来和年代没有任何关系的。除了关心彼此的身体,也要把生活的四周告知对方,先生说起身边事情时,总是不露声色的幽默,譬如厦门大学的展览会。 大约是为了活跃学校死气沉沉的气氛吧,学校突然决定搞一个文物展览,听说鲁迅的柜子里放了几只古老的拓片,便硬是拉他出来陈列,没有办法,鲁迅只好去了。 到了现场才发现,并没有人帮忙。孙伏园给先生搬来一张桌子,先生便将两张拓片展开,压在桌子上,另外的几张呢,先生用手展开了一下,结果,惹得众人观望。 那组织者便要求,先生站到桌子上去,好举得高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再后来呢,因为摆放的其他东西需要桌子,连同先生的那一张桌子也被没收了,鲁迅只好一 个人站在那里以手展开那一张拓片。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作家,实在是好笑得很。

果然,许广平在信里笑话鲁迅,做这种傻事情,让风吹着,如同雕塑,滑天下之大稽也。可是鲁迅在接下来的信里说,我只是说了一半,滑稽的事情多着呢,比起我的尴尬地站立,更让人笑话的是,展览会上展览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寂寞总让人没有主意,在一封信里。鲁迅赞美许广平成熟了,而他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岛屿上,盛开的全是寂寞。于是,除了到邮局等许广平的信,便是在宿舍里发明吃的东西。但他实在不大行,便也将失败的体验告知对方。

能分享尴尬的人,一定是亲密的。果然,两个人从北京开始种下的芽苗,在厦门时已经生长得茁壮了。忙碌中,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穿在身上写信,说暖暖的,冬天的棉衣可省了。

《两地书》,这是一本关于爱恋的书,里面没有任何矫情的文字,但它的确充满了爱。因为,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关于内心隐秘和艰难的分享。人世间,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能分享艰难的,一定是。我喜欢那条1926年秋天的背心,它把一个叫鲁迅的男人拴住。

爱情,不过是一件毛背心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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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蹩脚的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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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药方是: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

一个小学生谨慎的问询,烟雾弥漫的理想啊,灰尘覆盖的前程啊,黑夜吞食的寂寞和无助啊,坎坷的道路啊,暗淡的人生啊。真让人苦闷,这苦闷比爱人还来得亲密,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

这是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写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许广平和许羡苏交情颇好,而许羡苏呢,经常出入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偶尔会给许广平带来 一些秘密的消息。惹得许广平极为嫉妒,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写了这样一封信,信里面的措词极为柔软,撒娇还伴随着捂着嘴笑的羞涩,明智者若鲁迅先生,一 看便知,这是一个暗地里喜欢自己的人。

心理医生于鲁迅,倒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之前没有做过,之后,也很少做。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起来。安慰别人,最好的办法是丑化自己,自己越是窘迫,越显得对方所遇的困难巨大,对方的不安是正常的反应。这样,以铺衬的方式,鲁迅开始了幽默的话语自虐。

他的大意是,人生的长路,最大的两个困难,一是歧途,一是穷途。若是到岔路口,遇到让人迷茫的歧途,他是不会学习墨子兄,大声哭着回家的。他的做法 独特:“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 并不知道的。若是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 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最终的结局,还是没有法子。

在此之前,他的学生,《京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曾经就“关于爱情的定则”一题求助于他参加讨论。他的答复也是如此,不过是爬上一棵树,看看老虎走 不走的态度。每一次看到他给许广平的第一封复信,我都由衷地为先生“不装导师”的精神感动。要知道,1925年,《呐喊》一纸风行,他已经是万人的偶像, 不独有他的学生,在郁达夫的笔下,就连北京大学的部分知名的教授,也都是他的崇拜者。这个时候,他清醒得很。

他的清醒,还包括当时有部分人对他的批评。他对现实的不满坦露于文字,让很多人惊慌,认为他毒性颇大,过于放大黑暗。这一点,在1924年致李秉中 的信里表达得非常充分。李秉中是何许人?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大约受了鲁迅文字的影响,便和许广平一样,写信向鲁迅先生问计,大约也是黑暗和迷茫该如何度过 之类的话题。好在,他的文字里没有许广平那股小女人撒娇的气息,让先生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所以,在复信里,鲁迅这样写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 气和鬼,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然而这些话并非 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 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李秉中向鲁迅先生借钱,二十元,鲁迅说,如果还需要的话,下周我还可以再帮你弄一些。那时,两个人只通了一封信。为了帮助李秉中,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胡适写信,催促胡适能帮助李秉中看看稿子,并在信里反复说明,该学生很穷,等着书稿换钱。

物质上的帮助,并没有解决李秉中心里的苦闷,李秉中便南下,参了军,后来又留学到日本。许广平正是在这个时候,挂号请求鲁迅给她开处方治疗内疾的。

已经满身毒气的鲁迅正在和现代派的陈西滢笔战,那个年代的文人关系复杂。陈西滢与林语堂、徐志摩、丁西林等人同在胡适任主任的北大英文系教书,而鲁 迅也在北大国文系代课。好玩的是,林语堂虽然是陈西滢的同事,却又是《语丝》的编辑。《语丝》自然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阵地。胡适与陈西滢被称为 “现代派”或者“新月派”,也和他们的杂志有关。

所以,当许广平小心翼翼地求诊于鲁迅,关于苦闷的滋味如何能有甜味时,鲁迅的答复妙趣横生:“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 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 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

躲藏。藏一个地壕里。可以抽烟,打纸牌,甚而开美术展览会。这样,总结了一下,鲁迅的药方是: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好在,许广平并没有像那只饥饿的老虎一样,在那棵树下耐心等着。所以,鲁迅先生很快就从树上下来了。属于他们热烈而暧昧的1925年即将来临。

一个蹩脚的心理医生,治不好病人,却可以将病人引到爱情的道路上来,忘记那苦闷的病痛,这大概,是人世间最好的药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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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马前车后的暗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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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觉得生活里有了一丝光亮,时间正值四月初,迎春花的黄已经灿烂了,绿色也已经大模大样了,心事被这些明媚的东西照耀着,自然暖洋洋的。

1925年3月25日晚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排演了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剧。鲁迅很早就去了,坐在前排。许广平坐在后排,看到了他,在 第二天信里写道:“先去也好,其实演得确不高明,排演者常不一律出席,有的只练习过一二次,有的或多些,但是批评者对于剧本简直没有预先的研究——临时也 未十分了解——同学们也不见有多大研究,对于剧情,当时的风俗,习尚、衣饰……等,一概是门外汉。更加演员多从各班邀请充数,共同练习的时间更多牵掣,所 以终归失败,实是预料所及。”

之所以这样评价这次演出,是因为许广平帮助了他们这次演出,大约前前后后地出了不少力,见证了那些个错乱又昏沉的现场,所以才在信里如此居高临下地 评价,这些评价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两地书》的开始,许广平的笔墨多是如此的,既小心翼翼,又奔放大胆。她和鲁迅的交往,用她1926年初冬给鲁迅编织 的那件毛背心就可以比喻了,既要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又要大胆奔放地设计有关爱情的图案。她的书信,也是这样的,有毛背心的温度,每每使孤单又寂寞的鲁迅 内心暖热。

在这封信里,许广平如数列出自己的成长故事,哥哥是一个进步的革命人士,在她小学未毕业的时候就离家到南京寻找自己的革命理想去了。及至她略能识 字,便又被进步的报刊吸引,小小年纪便领着妹妹游走于街巷,甚至于路远的郊外,问寻进步书籍,每每失望而归。当时的她,喜欢看武侠小说,做梦时均梦到自己 是江湖女侠,锄强扶弱,十分了得。然而,终究昏昏然而长大,了解了诸多社会内幕,有不平却无出力之所。所以,这个时候,她话锋一转,便写道:“我不自量 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一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小喽罗虽然并无大用,但也不忍令他摇几下旗子,先生能鉴谅她么?承先生每封都给我回信,于 ‘小鬼’实在是好像在盂兰节,食饱袋足,得未曾有了。”

盂兰节,流传到民间,就是在每年七月十五的这一天,往贫穷和流浪的人手里派发食物。无疑,从鲁迅先生那里获得的,多是精神上的食物。接到许广平的这 封信以后,鲁迅答应了许广平要帮忙的要求,在信里,鲁迅这样写道:“希望我做一些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 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 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 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鲁迅的幽默在这一段里尽情绽放。

得了老师的默允之后,许广平觉得生活里有了一丝光亮,时间正值四月初,迎春花的黄已经灿烂了,绿色也已经大模大样了,心事被这些明媚的东西照耀着, 自然暖洋洋的。在接着的信中,她介绍她的生活:“我每日自上午至下午三四时上课,一下课便跑到哈德门之东去作‘人之患’,直至晚九时返校,再在小饭厅自 习,至午夜始睡……现在先生既不马而车,那么我就做那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跟在车后推着走,尽我一点小气力罢。”

如是,有了车后马前的交谊,自然感情发展得很快,查《两地书》可知,只隔了十天,1925年4月16日许广平致鲁迅先生的信,开头第一句便是:“尊府”居然探检过了!

是的,这大约是许广平第一次进入西三条胡同,查《鲁迅日记》1925年4月12日可知,许广平是拉着同学林卓凤一起去的。那天鲁迅的日记里记着: “下午小峰、衣萍来,许广平、林卓凤来。”那是普通的北京四合院:三间正大屋坐北朝南,客厅居于正中,是全家的吃饭、洗脸兼会客的地方,而三间正房的后面 向北延伸,有搭建的一个平顶的棚子,深灰色,这就是被称为老虎尾巴的鲁迅的书房兼卧室。有一个箱子很高,墙上贴着司徒乔的素描炭画《五个警察和一个孕 妇》。床头写字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两个外国人的照片,放大了的,显得很奇怪。她们到的时候,李小峰和章衣萍正在和鲁迅聊《语丝》周刊的事情,见到有女生来拜 访,便识时务地辞了去。

收回到《两地书》中,在四月十六日晚上的这枚信件里,许广平是这样描述她的“鲁府印象”的: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 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 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

尽管许广平在文后谦虚说自己不善描写,但文采已经尽露,表演完毕,这样贴近鲁迅寂寞的文字,自然会打动鲁迅。而正是那几天,鲁迅正在参与创办一个新 的周刊,名字叫做《莽原》,许广平自然想去帮忙,想进步,不想做“人之患”。再岔开话题,解释一下这“人之患”,许广平这一点也是和鲁迅先生学的,常常以 某种典故代替所表达的意思,孟子曰,人之患好为人师。所以,许广平的做“人之患”就是去做家庭教师。

若是到鲁迅这里帮忙,自然会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是,许广平的年纪轻,才华也不错,说不定,这一份隐约成长起来的暧昧花朵,会被另外的年轻人看中,浇些水,便掳了去。大约如此,鲁迅先生并没有答应许广平的请求。

秘密的信件还在继续,但称呼已经变了,许广平名字的前面出现了“小鬼”二字,这正应了鲁迅先生之前在信里给她解释“兄”这个称呼,那么,加了小鬼的许广平,是不是说明,她已经站在了鲁迅的马前车后了呢?

我想,这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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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你这一匹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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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两个人交流的内容除了空泛的理想和精神,终于落了地,终于成了饮食男女,开始关心对方的身体及健康,开始担心对方的咳嗽声及疾病。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夜,鲁迅复许广平一封长信。开头便介绍了《莽原》杂志是如何开始的:“几天以来,真所谓忙得不堪,除些琐事以外,就是那可笑 的“□□周刊”。这一件事,本来还不过一种计划,不料有一个学生对邵飘萍一说,他就登出广告来,并且写得那么夸大可笑。第二天我就拟了一个别的广告,硬令 登载,又不许改动,不料他却又加上了几句无聊的按语。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至于我这一面,则除百来行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既然受了广 告的鞭子的强迫,也不能不跑了,于是催人去做,自己也做,直到此刻,这才勉强凑成,而今天就是交稿的日子。统看全稿,实在不见得高明,你不要那么热望,过 于热望,要更失望的。”

《莽原》的名字也是和《语丝》所取的方式相同,“语丝”的名字是如何来的呢?据林语堂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是周作人和钱玄同翻字典,随便翻出一页来, 看到的第一个字,组合到一起,便是刊名。不知道“莽原”是否也有如此传奇的出身,但鲁迅的解释是好玩的:近于旷野。旷野有很多种意象可以联想:荒芜、开 阔、寂寞、灿烂,是矛盾又复杂的混合体。更有趣味的是,第一期的《莽原》杂志的封面上,“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那稚拙的字比喻着一个新生的芽 苗,实在是有大前景。

第一期《莽原》里,除了鲁迅,还有高长虹和向培良的,这两个人均受鲁迅的影响,风格很是接近。然而,许广平一眼就看出署名“冥昭”的作品是鲁迅先生 的。高长虹的《棉袍里的世界》也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这判断是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篇文章,许广平对高长虹有了些好感,甚至,在后来的交往中,还给高长虹写 过信,购买过高长虹的第一本诗集。总之,许广平这一次的好感,成了后来高长虹跑到上海辱骂鲁迅的导火线。

第二期的《莽原》杂志,许广平投寄了一稿,但没有署名,所以鲁迅先生在复信中写道:“来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读过了,后三段是好的,首 一段累赘一点,所以看纸面如何,也许将这一段删去。但第二期上已经来不及登,因为不知‘小鬼’何意,竟不署作者名字。所以,请你捏造一个,并且通知我,并 且必须于下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并且回信中不准说‘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之类的油滑话。”

怎么样,读到此处,亲昵感丛生,二人的师生关系已经有了更多的暧昧气息。

如果说《莽原》杂志的创办给鲁迅与许广平在教室以外提供了一个心灵上交换眼神的阵地的话,那么,女师大事件则为二人提供了一个私奔的机会。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学校里布置了一个讲演会,请校外所谓名人来演讲以壮她个人的声势。然而,当她主持会议时,学生们在台下集体 反对,让她下台。两天后,她以“女师大评议会”的名义,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六个人分别是: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公告出 来的当天,许广平在宿舍里看刚刚出版的第三期《莽原》杂志,她自己的笔名和她当时的心情非常接近。她的笔名是“非心”,而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便是个 “悲”字。

那天晚上,她执笔给鲁迅写信,最后一句,这样写道:“给我喝一杯冰结凌吧。”

到底是关切到“许广平”这样一个熟识的人的命运,鲁迅纠集了周作人、马幼渔、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语丝派”同仁,在1925年5月27日的《京报》上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这份宣言是鲁迅手拟而后大家签名的。

许广平看到报纸以后,当天晚上非常感动,给鲁迅写了长长的一信,不仅补充说明了她的过往,因为鲁迅起草的宣言而“红红的燃烧起来的”许广平,在信里对鲁迅说了两则关于爱惜身体的做法:第一,戒多饮酒;第二,请少吸烟。

至此,两个人交流的内容除了空泛的理想和精神,终于落了地,终于成了饮食男女,开始关心对方的身体及健康,开始担心对方的咳嗽声及疾病。

是年5月30日,鲁迅回信,已经和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笔战了。这一天的《现代评论》上,陈西滢发表《闲话》一文,暗指此次的风波乃是某籍教授暗中鼓动,而且这位某籍教授前有一个好听的定语:“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这一下指向了鲁迅,那么,只好开战。

鲁迅在信的末尾一句说道:“待‘闹潮’略有结束,你这一匹‘害群之马’,多来发一点议论罢。”

小鬼许广平,终于有了第二个称谓——“害群之马”,以后的许多信里,甚至包括二人结婚以后,鲁迅给母亲鲁瑞的信中,对许广平的称呼一直以此名字的缩写代替“害马”。

暗夜的1925年,两个年纪相差近二十岁的异性,因着这样一起风潮,慢慢地伸出了手,就差几封信的距离,两个人就要握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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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 西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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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了西瓜,必然就要扔掉西瓜皮,但,亲爱的鲁迅先生,你若真是扔掉了这块"西瓜皮",我一定会绊倒你的。

第一次给鲁迅投稿,许广平的稿子上未署名。

鲁迅收到以后,复信曰:“广平兄,来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读过了,后来三段是好的,前一段累赘一点,所以看纸面如何,也许将这一段删 去。但第二期上已经来不及登,因为不知‘小鬼’何意,竟不署作者名字。所以请你捏造一个,并且通知我,并且必须于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并且回信中不准说 ‘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之类的油滑话。”

鲁迅的三个“并且”很是率真,露出贪玩的本性。果真,这三个并且很快惹得许广平也顽童起来,在两天后的四月三十日的回信里,许广平写道:“鲁迅师, 因为忙中未及在投稿上写一个‘捏造’的名字,就引出三个‘并且’,而且在末个‘并且’中还添上‘不准’,这真算应着‘师严然后道尊’那句话了。”

两个人的感情通常在信的开始和结尾纠缠,一个自称小鬼,嬉笑且摆出怒放的姿势,一个自称师长,深沉且玩弄幽默的词句。这是《两地书》之所以在当时风行的原因。

一篇稿子的署名,也可以往内心里沟通。许广平向鲁迅罗列自己曾用的笔名,大约有“非心”,但非心这个名字并未遂心愿,在投寄到孙伏园那里后,被孙伏 园改成了“维心”。后来还用过“归真”、“寒潭”、“君平”等,这一次给鲁迅投的一篇小杂感,到底是署上许广平,还是“西瓜皮”呢?西瓜皮是她们宿舍里的 同学们相互昵称的诨名,这名字光滑得很,甚至还有一些讽刺。最后,许广平干脆列出“小鬼”一名,说小鬼与西瓜皮,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两个名字,鱼与熊掌也, 不知如何取舍也,“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

两个人在倒茶喝水之间,在问寒嘘暖之间,在鸡毛蒜皮之间,在西瓜皮和捣乱小鬼之间,就开始了“眉来目去”,脉脉含情。

鲁迅在回信里这样评价了许广平的假名字:“话题一转,而论‘小鬼’之假名问题。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 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这许多名字中,既然‘非心’总算还未用过,我就以 ‘编辑’兼‘先生’之威权,给你写上这一个罢。假如于心不甘,赶紧发信抗议,还来得及,但如到星期二夜为止并无痛哭流涕之抗议,即以默认论,虽驷马也难于 追回了。”

果然,西瓜皮未获通过,却使得鲁迅先生在读到此信时欣欣然有快意也。从他回信的那字里行间可见其笑容,“如到星期二夜为止并无痛哭流涕之抗议”,这一句,已经在文字里伸出了手指,我看到试图替广平兄拭泪的鲁迅先生得意的笑容。

此信之前,鲁迅被北大所办的《猛进》杂志赞美,里面的原意是这样的:“鲁迅的嘴真该割去舌头,因为他爱张起嘴乱说,把我们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了。”这话的确是赞美的,因为作者借此反话来讽刺国民的愚笨和不自知。

鲁迅是如何应对许广平的关心的呢?他回答得像西瓜皮一样的滑稽:“割舌之罪,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 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 舌头之前,听完《苦闷的象征》,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午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许广平和同学们逃课,去抵制校长杨荫榆去了,鲁迅关心,这个“西瓜 皮”会被自己的“冲动”滑倒。记大过,则意味着旧私塾先生的打手尺之类,这种比喻,让许广平感到某种私有的亲昵。

是啊,告诉自己的老师,我的诨号叫做“西瓜皮”,这是不是一种调皮的暗喻呢,吃完了西瓜,必然就要扔掉西瓜皮,但,亲爱的鲁迅先生,你若真是扔掉了这块“西瓜皮”,我一定会绊倒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句话,是我替许广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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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 五月八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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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气息尚未释放出来,两个人正处于一场武林大会的决战状态,都紧绷着神经,仿佛某一刻的松驰就会败下阵来。

林语堂说,周氏兄弟,周作人是凉的,而鲁迅是热的。可是,要我说,《两地书》中,鲁迅是凉的,许广平是热的。《两地书》之北京通信中,许广平几乎是 以每两天一封的速度燃烧着鲁迅,一个小姑娘,用小心翼翼的崇拜和直入活泼的性情硬是将面孔暗淡的鲁迅先生点燃了,僵硬被青春的气息覆盖,暮气被调皮的问话 洗净,鲁迅不得不变得柔和又幽默起来。

鲁迅对于年轻人,总有数不清的同情与热情要派发,轮到了许广平,则又多了亲昵和隐秘。

从1925年3月11日收到许广平第一封信开始,鲁迅几乎是每信必复。到了5月8日这天,两人已经往来二十封信。可是,《两地书》中,鲁迅致许广平 的信却是缺失的。第一次读《两地书》,就想,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编的,当时鲁迅故意拿掉了这封信。故意拿掉,则一定暗示着,这信里有羞于让大家知道的 亲昵话。

可是,整体看《两地书》的时间,这1925年的5月8日,只是两人刚刚开始通信不久,暧昧的气息尚未释放出来,两个人像正处于一场武林大会的决战状 态,都紧绷着神经,仿佛某一刻的松弛就会败下阵来。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仍然隔着一层模糊的纸,需要一杯无意中湿了对方衣服的水来拉紧两人。看来,过于暧 昧的话不大可能有,但一定是有亲昵的暗喻而让鲁迅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才在第一次编辑《两地书》时,故意藏下了。

而正在这紧要的时候,许广平因为不满校长杨荫榆的种种举措,在集会时带头闹事而被学校处分,学校仿佛是要开除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六人。

正因为此,一向勤于向鲁迅诉说苦闷并千方百计设计刁难问题的许广平沉默了几天,我查了一下,从5月3日收到信件,又到5月8日收到第二封信和新出版的有她自己作品的《莽原》杂志,许广平于5月9日夜方才回复。时间将近一周,这是许广平心里最暗淡的时候。

迟迟收不到回信的鲁迅,不得不于5月8日写了一封信件,大约是凭着猜测对许广平进行一番劝导或者安慰。

许广平为什么没有回信,在回信的第一句便可知了:“收到五三,五八的信和第三期《莽原》,现在才作复,然而这几日中,已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事,在寂闷的空气中,添一点火花的声响。”

大大小小的事情,自然是指北京大学生到章士钊的住宅前示威,以及同一天,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六人为首的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成员在杨荫榆的演讲会公然让她下台事件。5月7日下午,学校便贴出告示,开除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六人。

5月8日的鲁迅日记里写道:往女师大讲并取工资。那么,鲁迅一定是看到了昨天已经贴在墙上的告示,于是当天便给许广平写了一信。这应该是一贴对于疼 痛部位进行推拿按摩的信件。这封信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因为,正在情绪低落不知所措的许广平看到五月八日鲁迅的信件以后,洋洋洒洒,回信达千余字。

并且在信里援引鲁迅的句子:“因征稿而‘感激涕零’,更加上‘不胜……之至’,哈哈,原来老爷们的涕泗滂沱较小姐们的‘潸然泪下’更甚万倍的。既承 认‘即有此泪,也就是不进化’,‘……哭……则一切无用’了,为什么又要‘涕零’呢?难道‘涕零’是伤风之一种,与‘泪’、‘哭’无关的么?”

“哈哈”,这样的语气词已经说明了鲁迅用词的精准,他用自己信件里的句子作为绳子,将情绪陷阱里的许广平救起。

查鲁迅的日记,1925年5月8日,没有任何关于许广平书信的记载。大约也是故意不记的。这封5月8日的书信,于是成了一个谜语。

我觉得,那封信里一定有丑化自己的笑话,用于逗弄许广平,以至于许广平在回信里百般地引用“眼泪”和“哭泣”等柔软的词句。

过了几天,即5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等七人联名写了一个宣言,声讨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甚至还引出了和陈西滢、徐志摩、李四光等人的笔战。也都是与许广平的5月7日被开除事件有关。

当鲁迅在墙上看到启事,自己心爱的学生,被学校开除,当天晚上,便抑住心情里对局势的悲观,强打精神,安慰许广平。

《两地书》北京通信中,自此信开始,亲密度增加,甜蜜的词语也增加了。然而,5月8日的信件,始终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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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 寂寞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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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几句话以后,许广平觉得有一股火焰在自己的内心里燃烧了起来,身体的温度慢慢升腾,竟然脸红心跳。

带头闹了事,获得暂时的掌声,然而事后,那些在台下鼓掌的人,各自吃饭劳作或者恋爱去了。若再发动他们,就缺少激情了。沉默了大约十天的时 间,1925年5月17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一封短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满腹的怀疑,早已无从诉起”。信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大致是失落和孤独,有一句话 是这样的:“这一回给我的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聪明人之太多,而公理之终不敌强权。”

这一回,当然是指许广平等六人带头闹事,抵制杨荫榆的事件。杨荫榆其实人还是不坏的,据载,她是抗日分子,1938年因为抗日而死,可谓民族英雄 也。但在1925年,却的确是国民政府的帮凶。为了能让学校在国耻日这一天安静些,杨荫榆也想了好多办法,其他学校都跑到教育部长章士钊家门口了,可是女 子师范大学却关了大门,杨荫榆请了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到女师大讲演。

国耻日这一天,学生们都酝酿了好多爱国的情绪,找不到合适的发泄出口,便闹将起来。那么,正好,借着这件事,开除了带头的几个学生。

许广平在被公布开除之后,马上就感觉到了群众的麻木不仁,因为,她丝毫没有获得英雄的感觉。而是窥探出众多同学的冷眼看烟花的寒冷。果然,同学们开 始疏远她,连同一个宿舍里的女生们都结群避开她。过了几天,5月27日,早上第一节课,是沈兼士的形义学课,照例是点名的,却没有点许广平的名字,许广平 下课的时候才发现,沈兼士的那个点名册上,自己的名字被墨水涂掉了,有几个关系较好的同学看到了,安慰她,但也有个别的同学暗暗嘲笑她,好出风头,总要付 出代价的。

许广平的感伤可想而知,好在中午的时候,在《京报》上看到了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签名的人达七人,除了鲁迅和周作人之外,还有马幼渔、沈尹默、沈兼士、李泰棻、钱玄同。这是多么温暖的一个火把啊,把正在孤单路途上跋涉的许广平照亮,甚至温暖。

她在5月27日晚致鲁迅的信里写道:“不少杨党的小姐,见之似乎十分惬意(指点名册上许广平的名字被涂掉一事)。三年间的同学感情,是可以一笔勾销 的,翻脸便不相识,何堪提起!有值周生二人往诘薛,薛答以奉校长办公室交来条子。办公室久已封锁,此纸何来,不问而知是偏安的谕旨,从太平湖饭店颁下 的。”

薛,是指当时女师大的教务处长薛燮元,他自然是维护杨荫榆的,早在四月份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已经提到过此人,当时这样写:“日来学校演了一幕活剧, 引火线是教育部来人,薛先生那种傻瓜的幼稚行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1925年4月3日教育官员视察女师大,然而,学校里的学生们正在轰轰烈烈地驱逐 杨荫榆,贴满了标语和告示,薛燮元看到后立即撕毁,然而,越撕越多,直到抱了一怀,仍然还有。

所以,薛的话自然不可信的。那几日,许广平心里总不平静,被群体高高抛起时的快感尚未消化,却已经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涂上了墨水,便觉得,自己的心也一并被染黑了,那是暗夜的悲伤,浓郁得化不开。

只好给鲁迅写信诉说凄凉。写信之前,又仔细地读了鲁迅前一封来信,当看到了鲁迅在信里说:“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 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读到这几句话以后,许广平觉得有一股火焰在自己的内心里燃烧了起来,身体的温度慢慢升腾,竟然脸红心跳。她在5月27日的信中写道:“读吾师‘世界 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的几句,使血性易于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顿时在冰冷的煤炉里加上煤炭,红红地燃烧起来。然而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么?恐怕自 身也当同样的设想罢。”

鲁迅收到信后,立即回复:“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

在许广平那一段被孤立的时间里,内心里一直被鲁迅的书信燃烧着。

脆弱的时候,她甚至在信里写到自己的初恋,她从广东到北京以后,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的。当时许广平被人传染了猩红热,住在医院里,那个男人喜欢她,不 顾一切地照应她,结果自己的身体抗力差,也得了猩红热,死了,她的第一份爱情成了空白。她还向鲁迅坦白了她哥哥的死,她父亲的死。并因为自己亲人的死去而 痛恨所有活着的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不死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

写完了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去,而是直接送到了学校的办公室教师的信箱里。在信的上面,还附了一个字条。那字条也一定有被墨水涂黑了的阴暗表情。《两地书》出版时,这张字条丢失了,没有编入。

但据我猜测,内容应该大致如下:鲁迅师,五月七日的事件《京报》为何不见有任何报道,我在这种沉默中闻到了油墨的味道,除了我的名字之外,被涂黑的事物,原来还有一些。这不得不使我的内心感到寂寞。鲁迅师,谢谢你的火焰,温暖了,燃烧了我。

自然,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以上内容,纯属杜撰,实在是不大严肃,死罪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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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八 鲁迅枕下那柄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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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1925年3月2日,鲁迅作了《过客》一文,剧本,像一个黑白电影,有寓言一般的品质。只有三个人物,老人、孩子和过客。我喜欢开头的字幕,如下:

时间,或一日的黄昏。地点,或一处。人物,老翁约七十岁,白头发,黑长袍。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剧情简洁得很,若不是背后的黑暗幕布里隐藏着太多的比喻,这个剧本就显得过于幼稚了。然而,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有无限的空白供我们来猜测,来填 补,来畅想,来思考和怀疑。在这个黑白电影里,主人公没有名字,没有出处,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遥远来到现实里,他问路:“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 吗?”老翁回答:“是坟”。可是,孩子则回答:“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

每一个年纪所看到的风景大不相同,就像老人和孩子,对于世界的发现,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而过客是个中年男人,他经历了满清王朝的末日、辛亥革命、 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军阀大混战、国民党执政、共产党萌起。世界突然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里,所以,一时间看不清前途,或者对政府规划的前途有些怀 疑、迷茫,是切实的。与其说是描述一个受伤了的过客对于前途的寻找,不如说是鲁迅先生的一个自况。

1925年5月30日,鲁迅致信许广平,写道:“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大约我 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这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 是必然的事,……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 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 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

鲁迅的书信集里,男读者中只有和李秉中讨论过死亡和爱情,而女读者中,则只有许广平。

许广平在读过鲁迅的书信后,很有些担心鲁迅的不怕死。又加上,她在坊间听说了一些传言,才马上回信说:“自然,先生的见解比我高,所以多‘不同’,然而即使要捣乱,也还是设法多住些时好。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许广平在1925年6月1日的回信中,末尾的省略号里的内容,是指鲁迅的自杀。

鲁迅枕下的一把短刀大约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同学送他的,他一直珍藏着。及至周氏兄弟闹了纠纷,分开来住,先是住在砖塔胡同俞芳姐妹三人的院子里,后来 又买了西三条胡同的宅院,有一阵子,家里特别热闹,鲁迅为了逗女孩子们开心,也会吹牛说自己在日本也学过武士道的功夫,大约也用那柄短刀舞过几下体操动 作。在日本留学期间,学校里有体操课的。

在《过客》里,鲁迅的确让过客负了伤的,脚流了血,但却并没有给他配备合适的武器,往前走,往坟地里走,往荆棘密布的未来走,却是拖着伤痛的身体。可见鲁迅果真像过去致李秉中的信中所说的:“我常想自杀,也想杀人,但却没有勇气。”

对于死,没有勇气。所以说,只好发一通议论,这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

自然,那一柄刀并不是用来自杀的。

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回了信,说明,这不过是流言。因为去西三条胡同和砖塔胡同的青年学生很多,也不知是谁说起了他的那柄短刀,一来二去便走了样。遂有鲁迅藏刀于枕下,随时有自杀的念头的传言。

越是不实的荒唐的言论,越容易传播。于是,到了许广平的耳朵里,已经彻底变了样。鲁迅只好直接回答她:“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鲁迅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呢,寂寞的过客,他从1898年开始成为过客,在南京更名为周树人,四年后乘船抵日本,之后,问路不知道有多少次,从来没有人 告诉过他,“坟”的前方是什么?直到1918年,因为一个机缘,他写了一部《狂人日记》,才有了鲁迅这个名字。但是,即使是他吃了一阵子饱饭,或者洗干净 一段时间的脸面,但很快就又被社会现实的染缸给染黑了。

作为一个过客,他需要有一柄刀,不是用来切割自己和自杀,而是用来切割路上的荆棘及食物。1925年的5月,鲁迅来到了女子师范大学,作为一个过客,他问许广平,前面有什么?许广平告诉鲁迅:“前面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

鲁迅便出发了,他明知道,前面有坟,有数不清的尸骨和荆棘。好在,鲁迅在枕下有一柄短刀,大约,鲁迅先生想把这柄刀带进梦里,把黑暗的一切都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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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 苦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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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1925年6月2日,鲁迅在复许广平书信的末尾,署名摘了一个字,只剩下“迅”字。仿佛把老师尊严的面孔洗去了,只剩下普通的朋友身份,又或者是想借助于省略的那一个字,重新开始新的称呼,那欲言又止的眼神,已经在这一个字里省略了,暗喻了。

只看许广平的反应了。

《两地书》第二十七封,许广平致鲁迅的书信里,并未表现出如先生所愿的亲昵,依旧如小鬼般在信里讲笑话,亲昵的内容也是有的,但温度不够,之前鲁迅已经用了足够的火把温暖了她,她也在信里坦白过,要燃烧起来了。但是信里的温度依然有些平淡了。

在接到第一封署名“迅”的回信后,许广平写了很长的回信,大抵是说她去参加大学生的聚会,然而遇到的情况十分荒唐,北大和师大两派的学生为了争谁当 头头而打起来了。无奈,她只好领着女师大的小分队回校,在路上突然遇到了校长杨荫榆,当时,许广平突然被自己名字被判“墨刑”的一团无名火燃烧,她突然高 呼“打倒杨荫榆”,同行的一些同学纷纷响应,直到杨荫榆的车队吓得逃跑了,这才出了一口恶气。虽然有些因公济私,却依然在书信里“快活”了一把。

在上一封信里,许广平误以为有人私拆了鲁迅给她的书信,在信里大骂了当局,说是,竟然到了检查私人信件的地步。然而,这事却是鲁迅干的,鲁迅写完以后,发现有几句话没有说完,便找到信,拆开了,补上一两句话,又重新封了口。

许广平在复信里说:“既封了信,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免致小鬼疑神疑鬼,移祸东吴(其实东吴也确有可疑之处)。看前信第一张上,的确‘加了一点细注’,经这次考究,省掉听半截话一样的闷气,也好。”

“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自然有调皮和撒娇的意味,但并没有达到鲁迅先生的预期,鲁迅想象的结局是这样的:许广平应该激动地直扑到他的怀抱里。果真如此,不久,鲁迅便达到了目的,这是后话。

在这封回信里,许广平还写到《苦闷的象征》。当时的情形的确很苦闷,学校因为学生闹学潮罢课,校长杨荫榆辞职了,教务长和总务长也随着去了。于是学校里一盘散沙,那么,这样的后果是,鲁迅每周一次到女师大讲的课程自然也不存在了。这是许广平最为苦闷的事情。

在信里,她写到了这一点:“罢课了!每星期的上《苦闷的象征》的机会也没有了!此后几时再有解决风潮,安心听讲的机会呢?”

生活毕竟不是革命,内心的充实仅靠激情是不能填满的,所以,苦闷自然随时钻进来。夏天的炎热正沿着窗外的蝉的叫声钻进体内,恩,有些无所事事的无 聊。许广平写了信以后,一直等不来鲁迅的回信,便着了急,于一周后,又写了一封信。大约是喝醉了酒以后写,把苦闷的生活用调皮的笔画了出来:“小鬼心长力 弱,深感应付无方,日来逢人发脾气——并非酒疯——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幸喜素好诙谐,于滑稽中减少许多苦闷,这许是苦茶中的糖罢,但是,真的‘苦之量 如故’。”

苦闷的出口便是喝酒,喝得醉了,便写了一篇叫做《酒瘾》的文字,然后投寄给鲁迅了。

那信里的措辞非常之滑稽:“好久被上海事件闹得‘此调不弹’了,故甚觉生涩,希望以‘编辑’而兼‘先生’的尊位,斧削,甄别。如其得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则请赐列第x期《莽原》的红榜上坐一把末后交椅:‘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若只看《两地书》而不看鲁迅的其他作品,此处理解起来便有些生涩了。《白光》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落第的考生的故事, 主人公大约叫陈士成,一共考了十六次县考,也没能考上秀才。所以,许广平说,能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意思是能被鲁迅选中。

苦闷的日子变成了一篇喝酒的文字,这的确是青春的,好笑的,又是快乐的。

鲁迅收到信后立即回了信,自然是要抚平小鬼的寂寞和苦闷了,信写得长极,我比较了一下,两地书中,差不多最长的,便是这一封复信了,这封写自一九二 五年六月十三日晚上的信,写了整整五页。鲁迅在信中说到这一点:“本来有四张信纸已可写完,而牢骚发出第五张上去了。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了,止此而 已罢。迅。六月十三日夜。”以为署名都结束了,应该完了吧,没有,大概想了一会儿,觉得第五张信纸上的这半张空白有些可惜,而许广平那边的苦闷似乎尚很浓 郁,于是乎,又涂写了一些字,大致讨论了一个写字的女人的闲话。

这些闲话虽然无关紧要,但是满满的信纸,却是紧要的。

这正应了许广平的“多多益善”的要求。满满五页纸,寄给哪个女人,都会被烙上谈恋爱的印记。

然而,鲁迅先生却不,他只在信里劝说许广平不要成为狂人,因为,现实中的世界,脾气急的总是容易吃亏。自然,先生是怕许广平吃亏了。

关心许广平的苦闷是这封信的典型特质,说完了一些闲话,便又回到了许广平的苦闷中来:“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是啊,不要太急,慢慢来,哪怕是内心里有爱意。五页纸中鲁迅先生并没有说出任何暧昧的词句,在许广平伸出寂寞的手来寻找安慰的时候,鲁迅依然慢腾腾地踱着步子。课程结束了,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没有了,然而,便将信纸当作了讲台,五张纸还没有说完题外话。正课也没有开始。

苦闷仍然延续,如一团熄灭的火堆而冒出的青烟,若离得远,闻不到气息,只能看到那美好的影子,倒也不必皱眉。若是被这烟雾包围,呼吸都困难,那么,美好皆失去了。

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爱一个女子,自然会跑快一些,给她拿一条湿毛巾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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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 一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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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一 爱情定则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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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

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刚刚接受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的邀请,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正是在这一年,两个人先后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参与了一个“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件事情,在《两地书》第十八封信中,许广平写道:“先前 《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 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

要细述这封信里所说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得不说起两个人,一个是被讨论的主角,谭熙鸿,另一个是掀起讨论的人,张竞生,谭熙鸿的同学和同事。谭 熙鸿何许人也,此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先后娶了陈纬君和陈淑君两姊妹为妻,而这两姊妹是陈璧君的妹妹,自然,谭熙鸿和汪精卫 兄台是连襟,一根椽。说谭熙鸿和陈淑君的婚事,很是曲折,原来,谭熙鸿和陈纬君同在法国留学,结成连理后也恩爱异常,只可惜1922年3月陈纬君染上猩红 热死去,撇下了两个孩子。陈淑君当时在广州念大学,政治形势不好,转学至北大,刚好借居在姐夫谭熙鸿家里,日久生情。然而当两个人刚在《晨报》上公布婚 约,便惹来祸端。原来是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叫沈厚培,投书《晨报》,投诉谭熙鸿暗抢他的妻室,于是那篇文字便以《谭仲逵(熙鸿之字)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 无妇》为标题发表,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北大的教授竟然公然夺人之妻,何其伤害风化也。万不得已的情况,陈淑君在第二天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 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然而却遭遇沈厚培接二连三的文字纠缠,情形甚是尴尬。当时,谭熙鸿的北大同事又同 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张竞生找到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了解到内情竟然是陈璧君在幕后策划,于是写了一篇叫《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的文 字,公开为谭熙鸿辩论,在文章里,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 能、名誉、财产等项。(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比较的东西。凡在社交公开及婚姻自由的社会,男女结合,不独以纯粹的爱 情为主要,并且以组合这个爱情的条件多少浓薄为标准。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三)爱情是可 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大凡被爱的人愈有价值,用爱的人必然愈 多。(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 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故夫妻的生活,比普通朋友的越加困难。因为朋友可以泛泛交,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解散 了。欧美离婚案的众多即是这个道理。

即使是放在今天,张竞生的文章也是极富有生活逻辑且条理的文字,但是,在当时国民尚未开化,各种关于婚姻的法律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张竞生的文字,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善于操作副刊的孙伏园利用了这次争论,让《晨报副刊》在北京狠狠地畅销了一把。

批评张竞生观点的竟然还有不少是北大的教授,即张竞生的同事,譬如有一个叫做梁镜尧。还有一个署名钟孟公的竟然叫停这次讨论,认为有伤风化,让青年出丑。这次讨论,周作人、许广平、鲁迅等人均参与了。

许广平的观点和她自己以后所做的事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在长长的信里,先是否定了张竞生的观点,甚至还嘲笑了陈淑君的见异思迁。然而,许广平 呢,自己是逃婚出来的,从这一点上,就已经进入了张竞生的观点,爱情是有条件的,正因为许广平看不上对方,才逃了出来。然而,出乎意料地是,这次,她竟然 作了一次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此:我个人的论断,以为陈选择条件在来京以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月余)又在依然一身处在谭的家里,那其间有没有情势的 诱导或压迫,旁人是不敢知的,陈虽是自己表白是出于自己恋爱,但她是否因为事已如此,也只可说得好听一点,为谭和自己盖脸,旁人也是不敢知的。不过从心理 上考察,大概男子的情是活动的,女子是保守的,而在事实上,如男子没有一种爱情的表示,女子是很不易表现出来,何况是已经订婚的女子,要她忽然改变她的情 志,向别人表示爱恋呢?”

相比较之下,鲁迅的观点则有了历经世事的宽容和开明,他在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的信里写道:“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 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想着都非常有 趣,令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堵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对于那些个认为男子死了老婆就不能再娶,甚至女人丧了夫就必须守活寡才能证明自己的贞洁的封建卫道夫来说,在一份报纸讨论如此光滑甚至富有挑逗青年 的话题,自然是丢丑的事情。然而,鲁迅却嘲笑着说:“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 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

主张顺从的许广平,终究没有顺从,而是在两年后,开始主动出击,用一个单纯女子的温暖的心靠近并捕获了鲁迅的爱。而主张揭开来看的鲁迅先生,并没有 天天揭开爱情的伤疤,他深受礼教婚姻的害,却极少对外面诉苦。他的那位朱安女士,一直存放在母亲那里,自己独独不愿意享用,却也不忍心伤害她(鲁迅曾经和 许钦文说过此事,不能休掉朱安,因为她回去以后活不下去的)。

然而,终于有一天,当他和许广平彼此都打开了心灵,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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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二 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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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幽默又亲昵的辟谣,自然把他与许羡苏之间的误解解释得清晰又明了,很显然,他明确地告诉了许广平。我喜欢你。

1925年6月29日晚上,鲁迅给许广平写信:

“广平兄,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记得寄上一封信,大概总该先到了。刚才接到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就是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大约 也许听了“某籍”小姐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 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

然而,《两地书》中,鲁迅的这封第三十三封信的前面注释着:此间缺许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从鲁迅这封信的开头,便可猜出,许广平一定是道歉来的。

信里的“某籍”小姐当然是指许羡苏。

我再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那是6月25日,农历端午节,鲁迅在家里请许羡苏、许广平、俞芬、俞芳、王顺亲5位小姐吃饭。羡苏、俞芬、王顺亲都是鲁迅 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时教书的学生。小鬼许广平较为淘气,事先与俞芬、王顺亲串通,将鲁迅灌醉。鲁迅酒力不胜,醉后用拳打俞芬、俞芳的拳骨,后来又借 酒醉(是否真醉值得探讨)按住许广平的头。当时的情形有些放荡了,许羡苏认为闹得太过分了,大约也有些隐约的嫉妒,于是吃到一半,愤然离席。事后许羡苏对 许广平说:“这样灌酒会酒精中毒的,而且先生可喝多少酒,太师母订有诫条。”许广平听后大惊,三天以后,她寄出一封信来,“诚恐惶恐的赔罪”不已。于是, 才有了鲁迅先生的这封复信。鲁迅特地庄严地进行了辟谣,说明自己并没有喝醉,更没有酒精中毒,尤其是那句有些孩子气的“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 也并不禁止我喝酒”,让许广平在接下来的一封回信里,又嘲笑不已。在之前的一天,鲁迅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打 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此后大抵近于讲义了。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 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依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但我之计 划,则仅在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而止,因为该两小姐们近来倚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 子而维教育也。”

这次,许广平和鲁迅之间的亲密感惹得许羡苏未吃完饭便提前离去,事后,又告诉许广平“不能让大先生喝太多的酒,容易酒精中毒的”。这才有了许广平在6月28日来信中一连串的道歉和诚惶诚恐。

许羡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四妹。当初她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时,没有住处,只好寓住在八道湾周氏兄弟的 院子里。由于许羡苏很会做菜,做一手地道的绍兴菜,让鲁迅的母亲鲁瑞很欢喜。再加上当时居住在八道湾里的周作人一家都说日语,鲁瑞更是需要一个家乡的人来 说说话,打发寂寞。后来,她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了许广平的同学,住了校,但周末的时候仍是八道湾的常客,鲁迅和周作人闹翻以后,是许羡苏建议鲁迅 暂时搬到俞芳姐妹共住的砖塔胡同的。

许羡苏除了在家里扮演老太太的开心果,还能出门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以,在外面采购的一些事情,有时也交由她来处理。

她后来写过一个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文字虽然很粗糙,但那些真实的历史细节,重新还原了鲁迅当时的生活细节。她给鲁老太太和朱安女士买布料、洗衣肥皂、头油、牙粉、袜子,给鲁迅买火腿、酱菜。

鲁迅对许羡苏也很关心,考上女师大之后,因为许羡苏是短头发,校方便不让她入学,鲁迅便百般地设计,才使得许羡苏入了校。这一点鲁迅在《坟.从胡须 说到牙齿》一文中写过的:“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 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一篇《头发的故 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发,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曹聚仁给鲁迅写传记时,曾经写了肯定的语句,认为许羡苏是鲁迅的情人。而且在鲁迅日记中许羡苏的名字的确频频出现,从1912年至1923年的短短 12年间,有关她的记载多达250多次。从1924年至1932年,两人书信往返的次数也相当多。再加上,鲁迅日记中记载收到过许羡苏织的毛背心及毛衣等 物,更是加深了普通读者的联想。后来,经过鲁研专家陈漱渝的释疑,方有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真相:关于织毛衣等事情,是因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不会织毛线,鲁 迅的毛线衣原由周建人的夫人羽太芳子负责织,后来羽太芳子也随同她的姐姐羽太信子跟鲁迅断了交,鲁迅的母亲就只好请心灵手巧的许羡苏代劳。事情原本就是这 样单纯。

在6月29日的这封辟谣信中,鲁迅还进一步表白了心迹:“然而‘某籍’小姐(许羡苏)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哪里拾来的故事(也许就从 太师母那里得来的),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吓得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我自己知道,那天毫 没有醉,更何至于胡涂,击房东之拳,吓而去之的事,全都记得的。所以,此后不准再来道歉,否则,我‘学笈单洋,教鞭17载’,要发杨荫榆式的宣言以传布小 姐们胆怯之罪状了。看你们还敢逞能么?”

“学笈单洋,教鞭17载”这句话,是戏说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病句,因为杨曾经在《晨报》发表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曾经说:“荫榆夙不自量,蓄志研求,学笈重洋,教鞭十载。”意思是说她自己留学两个国家,而鲁迅只在日本留过学,自然是“学笈单洋”了。

如此幽默又亲昵的辟谣,自然把他与许羡苏之间的误解解释得清晰又明了,很显然,他明确地告诉了许广平。我喜欢你。

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北京回来的周建人,对于鲁迅到底喜欢许羡苏还是许广平有些疑惑,他问孙伏园。孙伏园告诉他: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许广平)最有才气”。

“长的”,相比较而下,许广平的确比许羡苏长得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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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三 嫩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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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四 半个鲁迅在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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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广平的眼睛里,她所看到却是,头发蓬乱的孩子,穿红袜子或者当着众人的面叫娘的孩子。

喝酒,吹牛,并且在日记里用暧昧的词语来记忆两个人的感情。从1925年3月11日通信开始,到7月上旬,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两个感情枯萎的人便被同一把爱情的火点燃,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具体的定情时间,曾有不少人考证,据鲁迅研究学者倪墨炎考证说,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正式确立的时间为:1925年8月8日至14日 这一周里。原因是这一星期许广平因为学潮而遭遇开除学籍,并要被学校遣送回乡的处罚,不得不躲进了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的南屋里避风头。为了佐证自己的观 点,倪墨炎还搬出鲁迅十年后写给许广平的一首诗来:“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诗写于1934年底,那 么,十年前,应该是1925年了。

其实,若细读后来的《两地书》原信,便可知,早在鲁迅醉酒的那个端午节后,已经和许广平确立了恋情。证据如下:“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点二十五分八秒半”致许广平的书信一枚。

如果说前一天的书信无意中写错了日期,那么这枚精确到下午某某点某某分八秒半的书信,则一定是定情的书信了。

许广平把这封信称之为“一封滑稽文”。

这篇精确到半秒钟的“滑稽文”其实是一个淘气的剧本,除在形式上以剧本的方式行文以外,在内容上还用孩子式的调皮回击了许广平的孩子气。

在上一封信里,许广平孩子式的顽皮,没大没小地和鲁迅打情骂俏,譬如在信的结束时,还调戏鲁迅说,你若是非要用教鞭打我,那么,我有办法,就是“师 古”,学习我的哥哥,和先生围着桌子乱转,若是先生要伸长手将鞭子打下来时,我就蹲下。而鲁迅的淘气在“滑稽文”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在这封信的第五章中, 小标题便起作“师古无用”。为何呢,有如下解释:“我这回的‘教鞭’,系特别定做,是一木棒,端有一绳,略仿马鞭格式,为专打‘害群之马’之用。即使蹲在 桌后,绳子也会弯过去,虽师法‘哥哥’,亦属完全无效,岂不懿乎!”

除了淘气的“定做”这样一根教鞭之外,鲁迅老师还在此信里淘气地做了下面的事情:

其一:不承认自己是嫩弟弟,因为他头发没有短至二寸以下,也没在脸上涂雪花膏,更没有穿莫名其妙的材料做成的绣花衣服。

其二:不承认自己的日期写错了,其实明明是写错了,这一点纯属孩子式的无赖。

其三:关于剪贴的《京报的话》。因为鲁迅剪贴了一点反正两面都是广告的《京报》,并在上面写上标题,叫做《京报的话》,署上鲁迅的名字,又在文章的 末尾处写下两句议论。让许广平费神半天,也“莫名其抄”,所以鲁迅在这里露出孩子般的牙齿,笑着说“就算大仇已报。现在居然姑看作正经,我的气也消了。” 呵呵,这是如何的淘气啊,被别人用一篇剪报给骗过以后,必须也要以同样的方式骗回来不可,每每阅读到此处,我都会想到自己童年时的骗人,那时幼稚异常,每 一次被骗以后,都要用同样的方式再骗别人一通,结果自然不灵通,所以每每郁闷。现在看到,鲁迅先生以同样的方法也能骗倒对方,不由得佩服十分,自然是佩服 他的孩子气是也。

当然了,这封信若是深入地看,发现还有更为淘气的句子,譬如在第七章标题后的括号内,有这样的一句:这题目长极了!然而,这么长的题目仍然没有调皮够,还在书信的末尾,写长长的时间,甚至还细节到“二十五分八秒半”。

“半”仿佛是一个约摸的词语,譬如鲁迅在此前的信里也曾经用过,说自己醉酒的情形,一共有过一回半。

那么,根据鲁迅的模糊逻辑,在《两地书》中,淘气的内容毕竟不多,最多也只占半个。即使是一贯淘气的这匹“害群之马”,在两个人关系确立以后,多的是寒暖衣饰的担忧,而不是再称呼先生为弟弟般的胡闹。

呵呵,胡闹在鲁迅的“滑稽文”后达到了高潮。收到信的第二天,即“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某时某分某秒半”,许广平又一次给鲁迅画了像,依旧是“嫩弟弟的特征”:

a.想做名流,或初到女校做讲师,测验心理时,头发就故意长得蓬松长乱些。这是真的,鲁迅刚到女师大做讲师时,不修边幅是出了名的。

b.(冬秋春)有红色绒袜子穿于足上。穿红袜子成了鲁迅的一个笑话,大约不止一个学生看到了,所以,许广平以此来攻击鲁迅,说他像个嫩弟弟一样地胡乱着衣。

c.专做洋货的消耗品,如洋点心,洋烟,洋书……(未完)。

d.总在小鬼前失败,失败则强词夺理以盖羞,“嚷,哭”其小者,而“穷凶极恶”则司空见惯之事。

e.好食辣椒,点心,糖,烟,酒——程度不及格……

f.一声声叫娘,娘,犹有童心。

g.外凶恶而内仁厚的一个怒目金刚,慈悲大士。

这些要点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私人珍藏的鲁迅画像。是啊,不管鲁迅在外人的面前如何“睚眦必报”,如何博

学勇直,如何开风气之先,在一个铁屋子里呐喊,但在许广平的眼睛里,她所看到却是,头发蓬乱的孩子,穿红袜子或者当着众人的面叫娘的孩子,或者是一 个“外凶恶而内仁厚的一个怒目金刚,慈悲大士”。在这封回信里,许广平有一句话当是定情之声音,如下:“《京报的话》,我本晓得‘其妙在此’,但是这种故 意捣乱,不可不分受,所以也仍旧照抄,使嫩弟弟也消耗些时间来读一读,那么我的‘大仇’也算报了。但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所以我希望和嫩弟弟同仇 敌忾,何如?”

在“但是”之后,是伸出的一双手,字面的意思是和解,而内里却是问情。那句“我们同仇敌忾,何如?”,其实就是我们以后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吧,我们亲昵吧,我们恋爱吧。

始初,每一次阅读《两地书》,我总会感觉先生的恋爱谈得太一本正经,不管是讨论学校里的事还是社会上的事,两个人几乎都保持着矜持的坐姿,我想,大 约是鲁许二人年纪相差太大,而不敢放肆吧。直到后来,在别的途径看到《两地书》中未收录的这几封书信,才被先生那淘气的文笔所触动。除了大家找到的这几封 淘气的书信之外,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仍然遗失了很多,我相信是这样的,除了自然遗失的信件之外,一定还有鲁迅和许广平故意隐藏的,感情浓郁时的那些卿 卿我我是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鲁迅先生一定是隐藏了半个淘气的面孔,在夜晚的时候,偷偷地笑着。

爱情足以让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变成孩子,不信,你可以看看《两地书》第一集中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鲁迅在信的末尾写下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随便。

呵呵,那就随便吧,有人会原谅这种淘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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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五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t xt 小 说 天 堂

已经习惯向对方叙述一切,恨不能把自己内心的钥匙也配一把给对方,让对方随时来检阅忧伤或者喜悦。

和一个基督徒同一个房间住真麻烦,大约要听她不停地捂着胸口默念经书。

船的过道里挤满了工人,还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演讲,关于北伐的必要,他的口才很好,见识也多些,讲演的时候还夹杂着炫耀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革命情形。这惹得许广平很兴奋,她便也参与了进去,插话介绍北京当局的黑暗,自然也讲述了自己的英雄事迹。

这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初的事情,九月四日这一天,许广平照例在睡梦中被同房间的梁姓基督徒惊醒,梁姓同室的朋友诸多,来到房间以后,不是唱圣诗,便是 打扑克。那么热爱打扑克,让许广平颇为反感,以为他们不是真的基督徒,当他们邀请许广平一起玩时,许广平便推脱说不会,船行进在厦门附近,但还没有到厦 门,在甲板上来回打了几个转,空茫一片,实在无聊,许广平不得不回到床铺上看书,太吵了,看不下去。那天,许广平对焦菊隐的作品进行了恶评,原文如下: “看书,也没有地方,也看不下去,勉强的看了《骆驼》,除第一二篇没看,又看《炭画》,是文言的,我想起林琴南来了,格格不入,看不下去。继看焦菊隐的 《夜哭》,糟透了,还不如塞入纸篓,字句既欠修饰,文理命意俱恶劣,这样作品,北新也替他出版!”

这一天的鲁迅先生已经到了厦门,而且当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简单的一信,大致介绍他听不懂厦门的话,便给林语堂打电话,让他来接。鲁迅的信里有这 样的一段话和许广平的书信有了呼应和灵犀:“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 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

而许广平在四日的书信里也正好写到了他对鲁迅的牵念:“听说过厦门,我就便打听从厦门至广州的船。据客栈人说:有从厦门至港,由港再搭火车(没有 船)至粤,但坐火车中途要自己走一站,不方便,而且如果由广州至港,更须照相找铺保准一星期回,否则向铺索人,此路‘行不得也哥哥’。有从厦门至汕头者, 我想这条路较好,由汕头至广州,不是敌地,检查……省许多麻烦,这是船中所闻,先写寄,免忘记,借供异日参考。”

一个站在甲板上,看到附近的一只船,恨不能大声叫喊对方的名字,一个则窝在船舱里看书写信,还打探从厦门至广州的具体路线,每写下一个地名,都会联想到鲁迅乘车或坐船去看望自己的甜蜜情形。

每每读到此处,我都会联想到沈从文1934年元月,新婚后因为母亲病重不得不回家探视母亲而写下的湘行书简。那些书信里透露出的思念的气息和许广平 此时的非常接近,沈从文听到河边的一声小羊的叫声都能联想到在家里的张兆和。而许广平看到厦门茫茫的大海,也同样能想到被水包围着的鲁迅弟弟。

此时的鲁迅与许广平,已经处于热恋阶段。已经习惯向对方叙述一切,恨不能把自己内心的钥匙也配一把给对方,让对方随时来检阅忧伤或者喜悦。命运常常是这样安排的,许广平在信里仔细描述的路线图在四个月后有了作用。

有过出差经验的人,都会理解在车上或者在船上的时候,时间像在橡皮筋上做上下运动的人,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了几倍一般。这个时间,最适合给想念的人写信。身边的声音、状物都是入信的佐料,

许广平的信大致就是这样的,买了便宜的小汗巾,一块钱六条,还不到二毛一条;黑皮鞋也是便宜的,一双三元;从8月最后一天上船,到9月6日下午下 船,许广平写了满满十页的信,不是信,是日记。她仿佛想让鲁迅重新温习她的旅程,这样写下来,让鲁迅看到,就像鲁迅也陪在她身边一起走过一样。

还是说一下1926年9月4日的信吧,鲁迅住在厦门大学的一个临时的住处,三楼,教员的宿舍楼还没有建好,需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完工,离开学还有半个 月的时间,有的是空闲,所以,一个未知的世界还没有打开。他写道:“我写此信时,你还在船上,但我当于明天发出,则你一到校,此信也就到了。你到校后望即 见告,那时再写较详细的情形罢,因为现在我初到,还不知道什么。”

而同一天,在船上的许广平,除了评论焦菊隐的《夜哭》,被基督徒的唱诗厌倦,还写到船路过厦门时的心情:“下午四时,船经厦门,我注意看看,不过茫 茫的水天一色,厦门在哪里?!室迩人遐!!!……信也实在难写,这样说也不方便,那样说也不妥当,我佩服兰生,他有勇气直说。”在这一段里,思念的树叶子 落尽了,果实虽然有了,却压抑了树枝,所以,许广平很想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枝叶,很想对着鲁迅大声的叫喊几声,直接一些,热烈一些,说,我爱你,或 者,说,你是我的,只属于我。但是,在书信里不行,一则是环境的不允,二则是两个人都显得拘泥和扭捏。自然,这一段话在《两地书》出版时,被先生用朱笔删 节了去,实在是可惜得很。

许广平书信里的“兰生”大约是指一本书里的人物,在这封信里屡次提及。

巧合的是,同一天,两个人都跑出船舱来张望,一个张望后面的船只,会不会有许广平在里,另一个则张望厦门的模样,想知道,自己最为亲爱的那个人即将 落脚的地方是什么的色泽或者味道。“茫茫的水天一色”并没有淹没掉许广平的热情的内心,刚发完牢骚,便又替鲁迅打探从厦门到广州的路途了。是啊,总是有公 共的假期的,鲁迅若是想喝醉酒后乱打人的话,也需要熟悉这厦门至广州的路线啊。

被厦门的海水包围着的鲁迅先生已经坐在三楼看远处的风景了,寂寞是一定的。若是有诗情的话,先生应该会写出这样的情诗: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鲁迅在厦门期间所写的书信,是《两地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两地书》共分为北京、厦门至广州和上海至北京三辑,而厦门至广州的书信是最多的。一个在寂寞又荒凉的海边,一个在繁华又荒芜的城市。火苗维持了四个月,终于,两个人受不了那火焰的炙烤,决定在一起共同燃烧。

船来,便在船上张望;水来,自然也便在水中等你了;若是火来呢,恋爱中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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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 我多年不浮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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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倒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

在厦门大学,鲁迅住在一栋破楼里,虽然建筑破旧不堪,却被学校印在一张明信片上。这很有好处,鲁迅将明信片同时寄给了许广平、章廷谦,并在明信片上标注一个明显的“*”号,说明这里便是自己的住处。

从1926年9月4日抵达厦门大学到12日晚上,已经过去了八天时间,仍然没有收到许广平的信。对于依赖许广平甜蜜且温润的语言来应付寂寞的鲁迅先 生来说,这是一件饥饿的事情。前天晚上的大风把鲁迅房间的一扇窗子刮坏了,门还好,除了晚上听了一夜敲门声之外,并无破损。躺在床上,鲁迅想,若是这激烈 的敲门声是许广平的话,他会立刻起床开门,给她泡上好的茶叶。天亮后,发现了飓风的厉害,林语堂房屋的房顶被风吹破了一个硕大的洞,门也坏掉了,树叶子和 灰尘布满了房间。最厉害的是校外的海边堆积着旧家具、枕头、损毁的船只和窗子,还有不幸遭遇了灾难的人的尸体。

一天中能见到的人少而又少,图书馆里的书也少。天一放晴,便很热,海滩边上常有赤裸身体的人,他们在海里游泳累了,深埋在岸边的沙里。每一次路过这 些游泳的人,鲁迅便也心里痒痒的,跃跃然。在12日晚的信里,鲁迅写到:“海水浴倒是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 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学校有洗浴处的。”

同一天晚上,许广平也在给鲁迅写信。

许广平在老家的宅院里祭拜了母亲。住在一间缝纫室里,中间的那间最为狭窄,不通风,无窗,四面碰壁,她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9月12日夜,在广州师 专做训育主任的许广平还专门附了一张自己的职责表格给鲁迅,一共十七条权责,就连学生在食堂里就餐的秩序,也归她这个训育主任来负责。在此之前的信里,许 广平还汇报了她的一次小事故。从香港回广州的船上,因为有太多的海关检查,许广平和一些游客换乘了小船。结果,即将靠岸的时候,小船突然遇到一个波浪漩 涡,加上船上的诸人和重物失衡,导致船身倾斜,船夫落水。好在乘客都有惊无险,无一人坠落。

鲁迅12日晚上的信还没有寄出,便收到了许广平的信件,两封信一起收到,开心异常。“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邮政代办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日的两封 来信,高兴极了。此地的代办所太懒,信件往往放在柜台上,不送来,此后来信可于厦门大学下加‘国学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递,且看如何。这几天,我是每日去 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因想起报载英国鬼子在广州胡闹,入口船或者要受影响,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

每一天都要到邮政所去看信,这是恋爱中的症状最为突出的表现。

许广平六日的信是那封著名的在船上写的信。在船上容易写出经典的情书,譬如沈从文,譬如徐志摩,当鲁迅看到许广平在信里细致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便 也在回信里回忆自己的路途故事。在船上,鲁迅同房间的不是基督徒,却是一个革命党人,和鲁迅大谈革命。逼得鲁迅只好沉默或者逃避,不过,这位五十多岁的广 东人告诉了鲁迅从厦门到广州的路线。

鲁迅看到了落水未遂事件,也担心了一下,在回信里,专门安慰了这匹受惊的小马:“也曾问他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 和你所闻的客栈中人的话一样,我将来就这么走罢。船中的饭菜顿数,和‘广大’一样,也有鸡粥,船也平稳,但无耶稣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倾 侧,真太危险,幸而终于‘马’已登陆,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厦门时亦以小船搬入学校,浪也不小,但我是从小惯于坐小船的,所以一点也没有什么。”

书信虽然慢了一些,但总有着阅读不尽的体温及笑容,可以反复阅读。

鲁迅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书缘自林语堂的邀请,与鲁迅同时接到林语堂邀请的,还有孙伏园、章廷谦、江绍原等。鲁迅离开北大去厦门大学任教的事情,孙伏 园在北京的京报副刊上做宣传。在书信里,鲁迅特别地讲到这件事情,大约是想隐约地向许广平透露一些消息,京城里已经有关于他们两个人的闲话了。

其实,早在鲁迅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闲话已经有了。传闲话的人,并无恶意,无非是常常去西三条胡同鲁迅宅院里的几个学生:孙伏园、章廷谦、高长虹、向培良等人。

在鲁迅和许广平决定离开北京前,已经商量着要工作两年后,有所积蓄后,再考虑同居结婚。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六日的日记里,也就是两个人通信的一周年纪念日前,鲁迅写道:“夜为害马剪去鬃毛”,这一句话大概是两个人关于身体接触的最为直接的证据了。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碍于鲁迅有夫人而停止在礼仪和爱慕的阶段,尽管许广平执著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但鲁迅一直在退避,直到后来,学校的风潮以及琐碎的事情将两个越挤越近,甚至融化在了一起。于是,鲁迅才下定了决心似的,爱了起来。

“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并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怎么这样地善于推测,连 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组织,便多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发表。”这一段话里,套藏着鲁迅的犹豫不 决,大约当时还不便于公布两个人的恋情,又或者担心时间或者距离的遥远会使两个人的感情有所变化,所以,信里的文字,只提到鲁迅自己。但在《两地书》出版 时,两个人已经结婚生子,所以再无须担心和顾忌,便做了简单的修改。改正后的文字如下:“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还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 们谈了许多话。我才知道关于我的事情,伏园已经大大的宣传过了,还做些演义。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见我们同车到此,便深信伏园之说了,然而并不为奇。”

厦大的课时本来不多,奈何林语堂希望鲁迅的课程能开得多一些。

鼓浪屿上的寓客越来越多了,厦门大学就在鼓浪屿的对面,隔岸可看。也有渡船,十分钟就到了。可是鲁迅要编讲义,还要应付未知的许多困惑和寂寞,当 然,最重要的,还要继续报告在厦门大学的衣食住行。“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这种乖巧又温和的汇报,读来觉得 会心。读到这里,前文里提到的那句“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就非常自然了。爱除了调皮、任 性、孩子气,更多的是要依托这种“每餐一大碗”的油盐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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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七 九十六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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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喜欢上了两件事情,一是到街上的小卖铺买点心吃,顺便到邮政所里看看有无甜蜜的书信;再则是早早就入睡,涛声伴杂着留声机的声音渐渐远去,夜晚想念的借口。

鲁迅不大喜欢京剧,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写回忆录,曾经写到过这一点。大至是在五四时期,说田汉和茅盾等人要用京剧救国。鲁迅就嘲笑他们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唱‘我们救国啊啊啊’了,是行不通的。”

而在厦门大学的那个图书楼上,他的邻居如顾颉刚们均喜欢听京剧,用留声机来听,啊啊啊,啊啊啊的,鲁迅无比厌倦。

厦门大学附属的中学叫做集美中学,也是陈家庚投资办的,刚好,鲁迅在北师大教课的几个学生被分配到这个学校教书,1926年9月19日晚,五个学生 请鲁迅吃饭,说起了各自的现状,五个学生在学校里推行白话文写作教学,遭遇了冷遇,很是孤单无助。鲁迅对五个学生的孤单很是理解,他正被一群有欧美留学经 验的学者们包围,他也很孤单。

在厦门大学国学院里,林语堂是国学院的主任,沈兼士是国学院文学系的主任,然而到了学校很多天,这些人中除了鲁迅、沈兼士和顾颉刚,其他人都没有发聘书。林语堂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给孙伏园、黄坚等人要来了聘书。

顾颉刚和黄坚均是胡适的信徒,此时的鲁迅和胡适已经决裂。所以,鲁迅均不喜欢他们。能不和他们说话则不说。因为可做的事情实在是少,鲁迅学会了睡懒觉,头发长了也不理,胡子也刮得少了。显得异常的潦倒。

离市区太远了,只能到学校旁边的那个小商店里买东西吃,可是那个店员的普通话实在是太差了,鲁迅和他讲话基本上是南辕北辙。小店里有一种圆圈点心很好吃,龙眼是新鲜的,鲁迅也买了一点,不好吃。

回到住处,留声机的声音依旧在响,啊啊啊,啊啊啊的,鲁迅便拿起笔给许广平写信:“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 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语言无味,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鲁迅批评梅兰芳有几次,这一次算是比较早的。因为《两地书》发表时并未更名或者删除,所以,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梅兰芳的注意和反感。当然,梅兰 芳对鲁迅的反感还因为鲁迅曾经在1934年用“张沛”为笔名发表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该文章分上下两辑发出,当时梅兰芳不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 然而事后,梅兰芳还是知道了。

大约是受了这种芜杂的环境影响,鲁迅喜欢上了两件事情,一是到街上的小卖铺买点心吃,顺便到邮政所里看看有无甜蜜的书信;再则是早早就入睡,涛声伴杂着留声机的声音渐渐远去,夜晚想念的借口。

“我们来后,便都搁在须作陈列馆室的大洋楼上,至今尚无一定住所。听说现在赶造着教员的住所,但何时造成,殊不可知。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

这是20日下午致许广平的信中的一段话。书信里有着不可思议的乐观,闲暇时的那种无聊也在这段文字中表现,上下楼的台阶数都查得清清楚楚,这需要非同一般的寂寞。

隔了两天,又收到许广平抱怨的书信,鲁迅便又继续地数自己的台阶数:“我在这里,不便则有之,身体却好。此地无人力车,只好坐船或步行,现在已经练得走扶梯百余级,毫不费力了。眠食也都好,每晚吃金鸡纳霜一粒,别的药一概未吃。”

之所以有时间去校外闲逛,还有一个原因。刚入厦门大学时,林语堂找到鲁迅说,希望他能多教一些课。鲁迅和林语堂商议之后,决定上六个小时的课,分为 三个科目。在刚刚到厦门大学时,鲁迅的信里已经写到了此点:“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玉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 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预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这是 9月14日中午时的信,然而到了开学前后,学生报名完毕了,鲁迅才发现,他预备的三个科目中,关于专书研究这个科目却无一人选修。现在想来几近不可思议, 鼎鼎大名的鲁迅先生的课,竟然还会出现零学生的尴尬的局面,实在是有些野史了。然而事实正是如此。看《两地书》便知:“教课也不算忙,我只六时,开学之结 果,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了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了。其中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这便是22日下午的短信中的内容。

这封信里还说到十天后住所要搬家的事情。那么,照理,鲁迅应该是搬到博学楼的。而顾颉刚等人则要搬到兼爱楼上的,终于可以分开了。之所以鲁迅要搬到 博学楼上,并不是因为鲁迅比顾颉刚博学,而是因为单身。在厦门大学的教员宿舍分类上,有老婆的就住在兼爱楼上,大约房间大一些,有做饭的地方。而没有老婆 的单身教员则要住在博学楼上。

鲁迅的信自然是随手写下的,并无话外的别音,然而,这样的字眼到了许广平那里,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的联想和反应。有老婆的就住得好一些,没有老婆(鲁迅先生的夫人朱安女士是个特例)的鲁迅先生却只能博学着而寒居,这着实让人担心,不如,就不如了吧。

果然,刚刚发出这封爬楼梯而不喘气的信件之后,就收到了许广平的担忧:“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你的害马,九月十八日晚。飓风拔木,何不向林先生要求乔迁?”

这是许广平回信的最后一句。自然,许广平的这句话是看到多天前鲁迅写信告知她的那场大风,把林语堂的房顶刮破的大风,把鲁迅的窗子也刮坏一扇的大风。

然而,风平浪静之后,遇到的却是这啊啊啊的京剧和说别人闲话的小人。除了编文学史讲义,给北京莽原社的韦素园等人写信,对了,接下来,还要应付情敌 高长虹的纠缠,之外,便是和茫茫大海一样的空旷和悠闲。实在没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可做了,只好查楼梯的台阶数。一级,一级,一级,若是每一级都念一下害马的 名字,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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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八 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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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有了一份较高的收入,和一份合适距离的思念。是啊,一想到去厕所尿尿时可以顺便看一下许广平的信来了没有,便会感觉幸福。

有一种水果,叫杨桃,横断如五角星,外形十分地“革命”,色泽黄绿,味道有草木的清香气,微甜。许广平在信里问鲁迅,厦门可有吗?

鲁迅答,我在这里吃到荔枝,柚子和龙眼,没有见过此种名目的水果。之所以吃的水果不多,原因仍然和广平兄在信里反复地约束有关系。

在厦门,香蕉的价格是一角钱五个,如此零散着出售,倒是少见。彼时的钱财乃是以银元来计价,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若是一毛钱,也相当于现在的十元钱。若是依照现在的市价,十元钱只能买五瓣香蕉,着实昂贵了些。

所以,鲁迅在书信里特地发了一通牢骚:“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个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 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厦门人,也不打紧。”

之所以说在厦门大学工作,钱是骗来的,是因为,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待遇颇好,每月有五百块大洋(约合如今的五万元人民币)的收入,然而,每周却只有四节课,不可谓不清闲也。

自从离开北京的那个是非窝,杨荫榆等人的名字便极少出现在鲁迅的日记及书信里了,陈源等人也是。唯一仍然厌恶的人就在身边工作,他就是顾颉刚。

然而,住处搬了几次以后,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和孙伏园一起吃饭多次,发觉孙伏园的厨艺并不见佳,于是乎,鲁迅不得另请了一个做饭的工人。名字倒是很有趣,一个叫做流水,另一个叫做春来,皆诗意得很。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渐渐受到了排挤,先是聘书问题,除了鲁迅、沈兼士和顾颉刚三人外,一同到来的孙伏园、章川岛等人皆没有聘书,然而这些人也都是林语 堂出面邀请来的。其次是住宿,鲁迅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得罪了林语堂的秘书黄坚,反复地被更换住室,到厦门大学不到一个月时间,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

搬家次数太多,甚至接下来还有搬家的可能,所以,鲁迅不敢置办太多的家具,所以,当他看到许广平信里写搬到新房子以后,便写道:“从信上推测起你的 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从奋斗得来者也。但自从买了火酒灯(酒精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 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

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是尊孔的,对于新文化很是抵触,但对鲁迅和沈兼士却格外的开恩,希望用一些好的“草”喂养他们,好挤出“牛奶”来。林语堂猜测 出校长的爱好,便鼓动校长来举办一个展览会,来振奋精神,好让学生们知道,学校里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古董。林语堂有天晚上找到鲁迅,竟然要鲁迅把他的一些 石刻的拓片也拿出来。鲁迅觉得好笑,在信里给许广平当作笑话讲。

许广平呢,许广平去城隍庙的一个酒店了吃了酒,是她的一个堂兄的孩子过满月,菜很精致,在信里,她很以为坏,说:“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不二十 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这种应酬上的消耗,实在利害,然而社会上习惯了,往往不能避免,真是恶 习。”

除了这些恶习之外,衣服也是她顶顶讨厌的,广东的天气潮湿,又天天下雨,所以衣服洗了便不容易晒干,但是也不能老是穿同样一件衣服,若是这样,学生 便会在暗地里给老师起难听而又恶作剧的外号。所以,许广平不得不把旧衣服送给别人穿,而自己要重新做过。“不是名流,未能免俗,然私意总从俭朴省约着想, 因我固非装饰家也。”但是,想俭朴,却也需要合适的天气。

大雨除了带来衣物不能洗的尴尬,还有更为糟糕的事情,大雨让许广平的住室也漏了雨,到处放了盆子接水,晚上的时候,那声音异常地清脆,很难入睡。

然而让许广平高兴的事情还是有的。其一,学生们都很喜欢听她的课,这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其二,她的工资发了,领到了五十九元四角钱。和鲁迅一个月 五百块大洋的月薪相比,许广平自然有些窘迫了,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广州的消费颇高,请客吃饭,一次就能将一个月的工资花费掉,这实在有些奢侈。

工资高并不吸引人,鲁迅那里已经有了纠纷。沈兼士决定要回到北京去,所以一直没有在聘书上签字。林语堂便央求鲁迅去从中说和,鲁迅很热情地去说,他 想让沈兼士先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去北京处理杂事,但年内再回到厦门大学一次,算是在厦门大学工作了半年时间,也不枉林语堂邀请一场。鲁迅是因为知道 沈兼士决心要走,才这样劝解的,可是沈兼士答应了,林语堂又不同意了,觉得这样过于便宜沈兼士了。鲁迅的一场劝解工作泡了汤,作了废。但过了两天,林语堂 知道挡不住,沈兼士一定要回北京,便也答应了沈的要求,结果还是按照鲁迅的方案执行的。

写信的那天是双十节,在1926年,此节是国庆节,大街上异常热闹,学校组织看了一场电影,可是发电机的电力不足,播放机一会儿就出不来人相了,但人们依然很热情地看着,甚至学校里的女教师都化了妆,穿了平时不舍得穿的新衣裳。

生活就是这样无聊着,然而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竟然写了一篇猜测鲁迅生活的文字,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许广平在信里引用了这一句话,并自嘲说:“那么,你我不是有福的吗?大可以自慰了。”

幸福总是相对的,是啊,鲁迅也感慨了一下:“倘我们还在那里,一定比现在要气愤得多。”

在厦门大学虽然不大高兴,因为身边总有爱听京剧的人,和只佩服胡适和陈源的人出现,这些人常常寻上门来找些小麻烦,让鲁迅不清静,但毕竟有了一份较 高的收入,和一份合适距离的思念。是啊,一想到去厕所尿尿时可以顺便看一下许广平的信来了没有,便会感觉幸福;一想到集美学校的几个学生常来这里谈人生, 也觉得幸福;还有林语堂家人常常会送来一些食物,让人暖暖的;还有比起北京在医院里躲避被抓的危险,这些都是幸福的。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一点。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

写下这句话,内心里,其实也是幸福的。窗外有人在锻炼,不远处的海边还有人唱着渔歌,听京戏的人住到另一座楼里去了。日子的确还算幸福,偶尔打些折扣,只能靠广平兄的信来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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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九 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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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人就是如此,无论说任何事情,都会联想到内心。鲁迅的回答则像是恋爱中的胡兰成一样地狡猾:”无论怎样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

记得有一次胡兰成看到张爱玲吃空了的食物袋子,猜测出张爱玲喜欢的零食,下一次,便买了些,还说一句,我喜欢这个,很好吃,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

这样的话,多么狡猾。

恋爱中的人,是不是都是如此,答案在鲁迅这里也没有打折扣。

比如,在1926年双十节的下午三时的信中,许广平劝解鲁迅要注意饮食,因为一个人在厦门,若是吃坏了肚子,那么疼痛在寂寞的情形下会加倍的。在书 信里,许广平写道:“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愿意你多吃,现在不妨事么,你对我讲的话,我大抵给些打击,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 不宣的情形么?”

恋爱中的人就是如此,无论说任何事情,都会联想到内心。鲁迅的回答则像是恋爱中的胡兰成一样地狡猾:“无论怎么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 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 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除了水果,鲁迅还偏爱吃甜食,这大约是在八道湾居住时留下的习惯,因那时的大院里,除了周作人的孩子,还有周建人的孩子,鲁迅喜欢给孩子们买糖果吃。而后来,羽太信子不让自己的孩子吃鲁迅购买的糖果,大约是嫌弃他选购的糖果廉价,鲁迅不得不自己食用了。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推测。

在厦门大学,鲁迅的饮食爱好终于受到了挑战,因为喜欢吃白糖,然而厦门的蚂蚁很多,挂在空中,蚂蚁则会顺着吊篮的绳子爬下来,依旧成团成团地包围。以致于鲁迅不得不常常连白糖带蚂蚁一起隔窗子扔到草坪里。

再后来,到林语堂家里参观,终于学到了一个好的方法,那就是把白糖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系得紧紧的,放在桌子上,然后,在白糖的四周撒满了水。蚂蚁 闻到气息之后,往水里爬,淹死者众,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鲁迅在信里十分欣喜地告诉许广平这个消息,仿佛要许广平也这样尝试一番。

然而许广平早就有自己的办法:“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湿,此法对于怕湿之物可采用。”

这些知冷暖的话,鲁迅大约也会听的。用石灰防治蚂蚁,我倒没有试过,但是用樟脑丸圈蚂蚁小时候是屡试不爽的。

不喝酒了,有了闲暇,便可以到校外去闲走几步,风很大,却并没有尘土,这是鲁迅最为喜欢的。《莽原》杂志要几篇稿子,夜晚的时候,鲁迅便拿起笔奋力。照例要抽烟的,但并不凶了,许广平的信就在桌子的角落里,烟灰弹在上面,还要仔细地拂去。

厨师终于换了一个,菜的口味好些了,心情便也好了。展览还是如期的办了,但是鲁迅先生却吃了不少的苦头。开会之前,沈兼士反复地通知鲁迅,要多取一 些私藏的碑刻拓片去参展,鲁迅应下了,但是到了会场以后,才发现展出的场地相当简陋,留给鲁迅的只有一张学生的课桌,鲁迅抱了满满的一怀,怎么办呢,只好 铺在地上,伏下身子一一打开看,挑选几幅品相好的展出。然后,会场上并没有会务人员,只有孙伏园自告奋勇地帮着鲁迅前后张罗着。有一个条幅很长,鲁迅的个 头实在不够高大,便由鲁迅先生站到桌子上,将那幅拓片陈列出去。风吹过去,鲁迅便狼狈异常,好在下面有孙伏园扯着边遮挡着风。可是,那个屡屡与鲁迅作对的 秘书同学,看到了孙伏园在鲁迅下面帮闲,便把他叫去了,说是有重物要抬。没有办法,因为黄坚是林语堂的秘书,自然有权力让孙伏园去帮忙。所以,虽然是故意 找鲁迅的碴儿,也说得过去。孙伏园走了以后,鲁迅便从桌子上跳将下来,但依然是乱作一团,有一张价值颇为不菲的拓片被吹破了边,鲁迅只好收拾起来。沈兼士 看到鲁迅忙碌不堪的样子,便跑过来主动帮忙。然而,沈兼士中午喝多了酒,这下过来帮忙,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又从桌子上跳下来,所以,不一会儿便晕了 头,躺在展览会的角落里不动弹了,晚上的时候还吐得一塌糊涂。

沈兼士的离去让鲁迅颇有些感慨:“据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预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 “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但我比兼士随便一些,又因为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 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预备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 想在此至少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是啊,第一个目标,看来还是广州,因为广州有一只“小刺猬”在等着。

展览会上的情形,除了鲁迅自己的尴尬之外,许广平看不出更多的内容,便在信里嘲笑。“一点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说开展览会吗?好笑。”

然而“还有可笑的呢”。鲁迅在回信的时候不得不补充展览会的片断,除了黄坚有意地叫走孙伏园让鲁迅一个人站在桌子上之外,还有更好笑的事情。那就是 假钱币和照片。假钱币是从别的学院借过来的,沈兼士要鲁迅看一下真伪,鲁迅一看就笑了,是假的,鲁迅对沈兼士说,最好不要陈列,不然会闹笑话的,然而,为 了凑数,还是拿到了展览会上。照片便是田千顷的作品,他拍的照片五花八门,除了翻拍的几张古壁画之外,还有北京的街头,大风什么的,还起了洋气的名字,如 “夜的北京”、“苇子”等等。可是到最后,鲁迅主张不展出的那些个仿制的古钱币最受欢迎,这着实让鲁迅感到了可笑。

写信之前,鲁迅被林语堂叫出来,看一封电报,是新成立的中山大学(原广州大学)的校长朱家骅发来的,收电报的是林语堂、沈兼士和鲁迅,想让他们三人 去指示一下大学里的改制工作,然而,沈兼士急着回北京,林语堂在厦门大学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他的弟弟、弟媳以及自己的老婆均安排在了厦门大学工作),暂时 也不可能去的,唯有鲁迅和许广平被大水隔着,可以去一下。然而,鲁迅的课才刚刚上了一个月,中间还请假了两三个星期,所以,他不好意思开口,只能作罢。

由于学生们都已经知道了周树人就是鲁迅,而且报社的记者也蜂拥来采访,还要在学校的某些集会上讲演,一下子,生活拥挤起来。鲁迅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件被挂在墙上的展览品一样,被众多的人围观,甚而点评三四。

他有些不适应,很想去看看许广平,但又没有机会,他在信里埋怨那电报的时机来得不对,说:“这实是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

好在,他喜欢许广平的打击,无论怎么打击,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这多少还是嫩弟弟的表现。

可是时间过得可真是快,一转眼两个人分别已经近五十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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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 酒后的告密者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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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后的人适合写诗,因为此时的写作者的灵魂是出窍的,所有的思路都是打开的,感官也特别的敏锐,比如鲁迅先生在这一段的告密,如诗歌一般地隐约和简洁:这个小岛上,盛开着一些怪异而又无耻的人。

正式出版的《两地书》里,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的形象美化,查1926年10月23日晚上的信便知,在这一天晚上,他喝了酒,大约喝得猛了些,头昏昏的,他坐在灯下,给许广平和章廷谦各写了一封信,两封信里,除了重复的叙述之外,他还扮演了卑劣的告密者,说了一些醉话。

那一天,孙伏园坐了船去广州了,大约是接受了顾兆熊的电报,要他去广州办一份大约叫做《国民日报》的副刊,还要在中山大学兼职。同在一栋楼里居住的同事张颐也早在外面找了一处房子,搬走了。一时间,偌大的图书楼,只有鲁迅一人,显得异常地孤寂。

鲁迅在窗子口听了一会儿风声,中秋的叶子已经渐渐落下,虽然厦门的天气还没有变凉,但仍然能听到风吹落树叶的声音,这声音也是寂寞的。

鲁迅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回,感觉肚子里的食物消化了,方才坐下来写信。

前天晚上的信还没有寄走,都写了什么呢?鲁迅从抽屉里翻出来看了几眼,噢,前天写到了和一个老和尚吃饭的事情,那个老和尚名气大得很,然而吃饭的时 候,有几枚乡下女人跑过来,向他大磕其头,他得意得很。还写到国学院的黄坚等人对他的排斥,这些人竟然找到一个其他学院的教授来联合起来,想要对付鲁迅, 奈何那个教授不愿意多事,对鲁迅说了。其实,林语堂在厦门大学的敌人颇多,之所以对方没有对付林语堂,是因为有沈兼士和鲁迅,现在沈兼士已走,可是鲁迅还 在,若是黄坚等人把鲁迅也赶走了,那么,别的院系的人马上就会来对付林语堂的国学院,自然,身为国学院教员的黄坚等人,也一样会受到株连的,所以,这帮人 真是可笑。

鲁迅看完自己的前信,就接着写可笑的人,他还在信里骂了孙伏园,虽然并不恶毒,却依旧有些像小人,比如,他笔下的孙伏园大致是这样的:“伏园却已走 了,打听陈惺农,该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为他是用不着翻译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糊糊的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 旌所过,却往往会留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来给别人打扫。”

鲁迅先生在书信里所描绘的孙伏园的确是事实,然而,在酒后压低了声音,向自己的爱人若有所事说别人的坏话,无论如何也是有些不大光明的,在这封书信 里,我终于看到了恋爱中的鲁迅先生原来也有不可爱的地方。鲁迅所谓的孙伏园总喜欢留下一些小麻烦是指孙伏园的多管闲事。原来,鲁迅请了一个叫做春来的做饭 工人,孙伏园呢,也因为和鲁迅亲近的关系,常常来搭伙吃饭,后来,为了表示他和工人亲近,他还介绍这位春来的朋友给顾颉刚等人做饭。鲁迅自然很讨厌这一帮 “陈源之徒”的,意欲阻止,但没有成功。那工人一听还可以帮着朋友挣些零用钱,欣喜异常,一番感谢孙伏园之后,便一阵风似地去告诉了。然而,因为春来的朋 友(大约叫做流水,曾经替过春来的工给鲁迅做饭)菜肴煮得实在是不大好,于是顾颉刚等人便埋怨工人的饭菜难吃。有一次,顾颉刚大约是为了缓和关系,找鲁迅 搭讪,假意说他请的那个工人的饭菜烧得不好吃云云,然而,鲁迅没有接他的话碴,把这句话当作了埋怨。

饭菜的习惯不同,北方人自然吃不惯福建人尤其是厦门人的饭食的,鲁迅在前面的信里也说过,譬如在前天晚上的信里说起和那个太虚和尚吃饭时的情形:“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几回,都是如此。”

除了因为工人的事情埋怨孙伏园之外,在这天晚上的书信里,鲁迅还向许广平曝光了他身边的教授的污点,信写得十分幽默,如下:“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 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指热爱听京戏的顾颉刚等众人)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 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 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世界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与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

每每读到此处,我均以为醉酒后的人适合写诗,因为此时写作者的灵魂是出窍的,所有的思路都是打开的,感官也特别的敏锐,比如鲁迅先生这一段的告密, 如诗歌一般地隐约和简洁:这个小岛上,“盛开”着一些怪异而又无耻的人。“糖果”在这段文字里时而虚时而实,虚实掩映,十分地让人联想。

给许广平的信写完以后,又给章廷谦写信,在信里,他把给许广平写过的那句话也写给了章廷谦:“这里的情形,我近来想到了很适当的形容了,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在这封信里,除了继续编排孙伏园的不是之外,鲁迅还向章廷谦告密了顾颉刚。大致如下: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吗?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这里的某君便是指顾颉刚,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是胡适的学生,后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很多,和孙伏园相熟,所以,孙伏园给他介绍一个做饭的 工人,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同样,顾颉刚和章廷谦也是颇有交往的,不然,他不会第一个写信给章廷谦,告知他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但是鲁迅则不管这些,自认 为和章廷谦的交情更深些,便在背后嚼起了顾颉刚的舌根。

好在,他自己承认是酒后的话。当然,在给章廷谦的信里,酒话还有一堆,如开头的一段:“十五日信收到了,知道斐君太太出版延期,为这怃然。其实出版 与否,与我无干,用‘怃然’殊属不合,不过此外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字。”信里的这个出版,是指生育。彼时的章廷谦的太太已经临近生产了,可是到了医院时, 医生却说要延期。孩子出生的延期被鲁迅先生说成了出版,实在是酒后的天才之语也。

“喝了一瓶啤酒,遂不免说酒话,幸祈恕之。”这是信的末尾,这里的酒话一定是指他对着章廷谦开的玩笑话。鲁迅和章廷谦交情颇深,一则是乡党,再则是鲁迅的学生,三则是鲁迅和周作人分开以后,章廷谦和周作人交往也很密切,所以,鲁迅总是从章廷谦这里得知很多周作人的消息。

这样的交情,自然是可以说些酒话的,就在章廷谦谈恋爱的时候,嘴上的胡子留了一撮,鲁迅有一次赠书给章廷谦,故意写上:“送给亲爱的一撮毛哥哥。”据说,这“一撮毛哥哥”,就是章的老婆斐君称呼的。鲁迅的酒话看来和喝酒无关,而是和他自己的天性有关。

只是,1926年10月23日晚上,酒后的鲁迅先生,寂寞深极,向远方的爱人说了一番别人的坏话以后,不大过瘾,复又向章廷谦复述。这实在不大光明磊落,好在这两个人都是值得托付的朋友。而鲁迅对于顾颉刚的骂,则很快便传到了顾颉刚的耳朵里,两个人的战斗不久便会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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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一 顾颉刚,《两地书》中鲁迅憎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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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创作《理水》时,虚构了类似于厦门大学或者中山大学的一个环境,并虚构了一个同样吃吃地说话,一说话鼻子便会通红的学者。

鲁迅和他的同事陈源的争吵持续的时间并不久,然而,在《两地书》中,有一个自称只佩服陈源和胡适的人,却被鲁迅不止一次地辱骂。

在初版的《两地书》中,鲁迅的这些孩子气甚至有些天真的辱骂并未被删节,这更是让人无法理解。而被骂的人自然是胡适的学生,当时和鲁迅同时接到林语堂的聘书进入厦门大学当教授的顾颉刚。

受到林语堂邀请的,有鲁迅、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章廷谦等人。

刚到厦门大学给许广平写的第一封信里,鲁迅就没有提名字地说到了顾颉刚:“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 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刚到厦门大学时,鲁迅和顾颉刚等人一起住在生物学院的楼上,一起包饭吃。而此时鲁迅已经非常厌恶顾颉刚,顾颉刚却并不知道,大 约还有事没事地找鲁迅说话。面笑心不笑,自然是鲁迅对他的猜测。

到厦门大学后给许广平写的第二封书信里(9月20日)便开始对顾颉刚进行恶言相述了:“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 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 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唯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

刚到厦门大学的那个月末,即1926年9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谈起了顾颉刚,这次是实实地进行恶意猜测了:“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 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 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后来的11月初,孙伏园去请假到广州中山大学,但是顾颉刚推荐到国学院来代替孙伏园课程的老师已经到了,先是住在了南普陀寺,因为孙伏园在那个寺院 里也有课节内容。大约每月可得五十元钱。顾颉刚在学校里宣传孙伏园假期到了仍然未回,大约是不想回来上班了。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从昨天起,朱山 根已在大施宣传手段,说伏园假期已满(实则未满)而不来,乃是在那边已经就职,不来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这里来探听伏园的消息。我不禁好笑,答得极 其神出鬼没,似乎不来,似乎并非不来,而且立刻要来,于是乎终于莫名其妙而去。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

除了在《两地书》温存的缝隙里骂顾颉刚之外,鲁迅在致信章川岛和孙伏园时,也多有提到顾颉刚,而且每次必骂,同样的,不称顾颉刚的名字,而只称呼顾 的一个部位。顾颉刚相貌不佳,有一个酒糟红鼻子,看来不雅。然而,鲁迅在信中屡屡称顾为“朱山根”或者“红鼻”。这实在不像一个正人君子所为。更何况,鲁 迅本人对拿别人的身体缺陷进行攻击曾经非常厌恶,并撰文予以抨击。当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鲁迅家里居住时曾经写过一篇批评北大学生演戏的文章,引来了魏 建功的一篇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魏建功的文章大意说爱罗先珂是一个盲人,盲人看戏实在是瞎看,评价自然也是荒唐。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 上大做文章,鲁迅很是恼火,写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 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

按理说,自己已经批评过别人的人身攻击了,为何自己又频频地对顾颉刚进行人身攻击呢?!关键是,当时的顾颉刚并不知道鲁迅在憎恨他,因为自己要写一 篇有关《封神榜》的历史资料,由于图书馆的书太少,顾颉刚还求助于鲁迅,让鲁迅托日本的朋友查找。为此,顾颉刚还送了一本自己的著作给鲁迅,仿佛一切并没 有间隙。

然而,他们的间隙早已经在北京时就造成了。因为许广平(被开除)的关系,1925年5月27日,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李 泰芬等七名教员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而同时,陈源在《现代评论》上以“闲话”名义,发表《粉刷毛厕》等文章,为校 长杨荫榆开脱,指责鲁迅暗中挑动风潮,由此引发一场激烈论战。随着论战深入,论战变成了人身攻击。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 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指责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 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又在《剽窃与抄袭》一文 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这种人身攻击自然引起鲁迅激烈反击。1926年2月8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针 锋相对地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 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然而陈源是一个地道的留美学者,对日本盐谷温是谁均不清楚,他是如何得知鲁迅“抄袭”日本人的呢?自然,顾颉刚同学在“音乐声”中出场了。顾颉刚大 约在图书馆里看到了日本盐谷温著述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觉得此书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早,甚至有个别章节的名目也颇相似。觉得鲁迅定是受了 此书的影响,或者是以此书为参考书,那么,学术著作按照规矩,参阅了资料都是要注明的。顾颉刚发现鲁迅印行的《中国小说史略》只字未提日本盐谷氏的作品, 便在陈源和鲁迅正激战的时候提供了这一线索给陈源,果然,陈源当晚便写了文章辱骂鲁迅。作为点火者,顾颉刚始终胆小地躲藏在黑夜里,等着炮竹的炸响呢。

顾颉刚晚年回忆和鲁迅的矛盾时还故意隐藏了这一重大的玄机,他在1973年补充日记时,这样写道:“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 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 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 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 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 深,骂我愈甚矣。”

孙伏园在一旁说他坏话的可能性不大,章川岛是有可能的,因为章川岛也是后来听说顾颉刚劝林语堂不要聘请他来厦门大学。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以后,日子曾经比较单纯,然而,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的安稳日子之后,顾颉刚也要到中山大学来任教。鲁迅大为恼火,对傅斯年说:“他来,我就走。”

顾颉刚1927年4月17日到广州,鲁迅竟然真的不上课,4月20日鲁迅就提出了辞呈。当时鲁迅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学生为了能留住鲁迅,连续罢课 三天。中山大学校方为了缓解矛盾,决定派顾颉刚到外地给学校购书,来避开鲁迅的厌恶,可是鲁迅去意已决,还是递上了辞呈。不久在孙伏园编的武汉《中央日 报》副刊上登出一封鲁迅致他自己的信,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 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信中措词依旧如舞台上的老生一般,幽默暗藏于老辣之中。

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 立,大似梅毒菌……”6月23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此时鲁迅先生已经从红鼻攻 击到口吃了,实在是有些过度的“睚眦必报”了。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购书,看到报纸大怒,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通过法律解决彼此争端。1927年7月24日,顾颉刚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 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 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鲁迅收到信以后,立即复了信,内容淡定且幽默。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信八月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 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 当下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当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 或将提起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

著安

鲁迅

两人客气地问又讽刺,若不知鲁迅与顾颉刚二人的恩怨全过程,还以为两个人在比赛着幽默。鲁迅在此信发出后的第二天,即1927年8月2日,鲁迅在致 江绍原信中又谈到此事:“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一函,二十四写,二十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实则他知 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诉云……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 实为之’哉。”

钱玄同对鲁迅的评价非常中肯:“鲁迅常常因为厌恶一个人进而厌恶这个人的朋友。”鲁迅便是因为厌恶陈源同时也一并把陈源的朋友通通地厌恶了,徐志摩、李四光、沈从文等等都是和陈源胡适交往甚密的人,这些统统被鲁迅厌倦了的。

然而,虽然厌倦,鲁迅对真正的作品有时并不会因人而废文,譬如当记者采访鲁迅,让他推荐作品的时候,他就曾经推荐过沈从文的作品。他的心胸并不至于因为厌恶一个人而把他的文章也全部否定了。然而顾颉刚却是个另类,鲁迅不但厌恶他的人,而且连同他的文章也是一并嘲笑了的。

譬如,他在1926年11月21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曾经写道:“其实呢,这里(厦门大学)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我的脾气不太好,吃了三天 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 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 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这短短的一段已经无限地绽放了鲁迅文字的匕首的功能,因为顾颉刚是考据历史学,他曾经考证出大禹是一个虫豸。所以,鲁迅便用夫妇对话的形式又一次辱骂了顾颉刚,是畜生,是虫子。这实在是幼稚得很。

1927年10月,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鲁迅已经离开了中山大学,顾颉刚也是刚刚返校,两个人的官司自然是不知后事如何而止。可是,两个人的恩怨并没 有至此结束。一直到1935年11月,鲁迅在创作《理水》时,虚构了类似于厦门大学或者中山大学的一个环境,并虚构了一个同样吃吃地说话,一说话鼻子便会 通红的学者,这个学者这样说:“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

若是看过了《两地书》的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一定会哈哈地笑起来。是啊,这枚小说中的鸟头先生、口吃、鼻红等与鲁迅屡屡憎骂的顾颉刚联系起来,实 在是有些计较和有损文字艺术。后来顾颉刚并未作出强烈的反应,这使得鲁迅颇有些失落,觉得自己或许真有些过分了,他曾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承认自己《故事新 编》中的一些小说不免失之油滑。其实指的就是这篇《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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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二 鲁迅的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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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见到许广平如此放肆又亲昵地向他释放内心的郁闷,鲁迅才在书信里释放了自己的无赖。虽然无赖着,但却也温情,想来,依旧是恋爱的结果。

秋天总是会带来枯黄的东西,比落叶更轻的,更不易察觉的,是人的浮躁而低落的情绪。大概是工作太忙太累了,1926年10月21日这一天,许广平感 觉无比的伤感。在书信里,她掩饰不住,泄出了这些绝望:“mydearteacher!人是那么苦,总没有比较的满意之处,自然,我也晓得,乐园是在天 上,人间总不免辛苦的,然而我们的境遇,像你到厦,我到粤的经历,实在也太使人觉得寒心。人固应该在荆棘丛中寻坦途,但荆棘的数量也真多,竟生得永有一些 空隙。”

在荆棘途中寻坦途,的确是好的,但一定是艰苦的。要避开,要忍受,甚而还可能有危险。许广平被荆棘逼到了支撑不住的边缘。

在广州女子师大,除了课程以外,许广平主要的职责是训育处主任。然而,几天前,管理宿舍的舍监辞职不做了,校长便要许广平兼任。于是,白天要查学生 宿舍的卫生清洁,晚上要查教室的自习以及宿舍的熄灯。信里罗列得仔细:“七时至九时走三角点位置的楼上楼下共八室,走东则西不复自习,走西而南又不复自 习。每走一次,稍耽搁即半小时,走三四次,即成了学生自习的时间就是我在兜圈子的时间。至十时后,她们熄灯全都睡觉了,我才得回房,然而还要预备些教 课。”

在原信中,还有一段被鲁迅删掉的情节,也能补充说明许广平情绪低落的原因:“今晚又是星期四,先想写信,后想等一两天接来信再写,后受刺激……所以 向你发牢骚,一会儿要心平气和的,勿念。”许广平所说的刺激是一件既疲倦又心累的事情。原来,她们学校的舍监(就是宿管老师)辞职后,并没有搬出学校,还 在原来的房间里住。而星期四那天晚上,舍监外出会客,久未归校,到了该熄灯的时间了,仍然关不了灯,宿舍的开关在舍监的房间里。仆人睡得早,任许广平无论 如何叫门也不开。许广平一会儿跑到各个宿舍安慰学生,一会儿又找来电工查找其他可以控制的开关,均不得要领,累得直喘气,然而事情没有解决。一个人跑上跑 下,仍然听到学生埋怨,自然很难过。

忙碌是荆棘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中又有更多的事情。许广平回到广州之后,有些并不太亲近的亲戚常常来找她帮忙,借钱、诉苦,比赛一样地在许广平面前晾 晒她们的贫穷与不幸。这自然让许广平不能拒绝。然而,许广平收入颇少,不知怎么传到乡邻,便成了她是个月入二三百元的教授,是个富翁。

这真是要命得很,每天累得要死的许广平一个月才不过收入三十几元大洋,却硬被冤枉成富翁,她不得不拿出钱包来哭穷了,不然,无法应付这些没完没了的穷亲戚的纠缠。

欠的工资也不知何时能派发,然而仍然有两三个亲戚预约要来借钱,该如何解决呢,一时间还没有想好。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广平写了这封情绪低落的信。

恋爱中的女人往往如是,一点小挫折便会遮住眼睛,不见森林起来。果然,第二天收到了鲁迅的信件,心情愉悦起来,便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然而,正当许广平在楼下楼上不停奔跑的时候,鲁迅却恶作剧如孩子般地在无聊。10月28日下午,大约正是上课的时间,校园里很是安静。鲁迅从外面回 来,在楼后面的一小片花圃前,鲁迅突然有了恶作剧的兴致,前些日子,这条路上经常有小蛇出入,横过马路的姿势熟练,见了人并不怕,仿佛那是它们的地盘。鲁 迅大约是怕以后会被那些小蛇追逐,看到眼前花圃四周缠绕着带刺的铁丝,高度刚刚高过膝盖,似乎能跳过去。年轻时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练过两天马步,跳高是跳过 的,但多年不运动了,他不知是否还能跳过去。看看四周又没有人,鲁迅在心里数了一下数字,加油了几步,一用力,就跳了过去,时年四十五岁的鲁迅先生,英雄 地跳进了花圃里,然而,毕竟力气不足,那铁丝刺破了鲁迅的小腿和膝盖,幸好已经中秋,鲁迅穿了一件布料稍厚的裤子,伤并不深,只是出了一点血。然而上楼梯 时,粗厚的布料磨擦到伤口,仍隐隐地作痛。晚饭后的例行散步也取消了,虽然在信里鲁迅反复地说晚上就没有事了,“一点没有什么”,但是,那天晚上,他便不 到楼下的草坪上去尿尿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尿在一个瓷唾壶里。

尿在一个盆子里,白天倒尿盆自然不大方便,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信写到这里,鲁迅已经自称“无赖”了。

在《两地书》出版时,有一些片断被鲁迅先生删除了,其中就包括1926年10月14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的片断:“这些东西我多不认识,管他妈的, 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许广平的这一段粗鲁甚而私密的话是指自己的母校的事,女师大换了新面孔又重新招生,自然依旧是章士钊的 一系。

正是见到许广平如此放肆又亲昵地向他释放内心的郁闷,鲁迅才在书信里释放了自己的无赖。

在向窗外倒尿盆之前,鲁迅已经开始在校园的任一处随时小便了。因为厕所实在是过于旅游了,然而天天去旅游再好的风景也会腻烦的,所以他只好能少走一步便少走一步了。

孙伏园是他的学生、朋友、邻居,然而在书信里,鲁迅常常调侃他。在10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季黻的事,除嘱那该死的伏园面达外,昨天又和 兼士合写了一封信给孟余他们,可做的事已做,且听下回分解罢。”在这段话里,伏园的“该死”自然是他不分舵向的盲目热情,帮着顾颉刚们介绍厨师,结果让鲁 迅替他受累。然而在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写道:“伏园已有信来,云船上大吐(他上船之前吃了酒,活该!),现寓长堤的广泰来客店,大概我信到 时,他也许已走了。”

虽然,对于孙伏园鲁迅总是很关切,而且这两段话里的责备都并不是恶意的,有些调侃,甚至有些亲近,才会这样写。但是,另一方面,也透露鲁迅的孩子气,以及无赖。

无赖也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即时状态,就像鲁迅在自己的一篇《“题未定”.草(六)》的文字里写的勇士:“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鲁迅虽然也像个孩子一样耍耍无赖,但内心依然还是温情的。有一句温情的话,在《两地书》正式出版时被删节了,实在是可惜,我特地翻了出来。如下: “我所住的这么一座大洋楼上,到夜,就只住着三个人,一张颐教授(上半年在北大,似亦民党,人很好),一伏园,一即我。张因不便,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伏 园又已走,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坐着默念hm,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被删去的字,自然是静坐着默念hm,因为《两地书》出版时,两个 人已经天天在一起了,用不着默念了。

虽然无赖着,但却也温情,想来,依旧是恋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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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三 做文章呢,还是教书?(一封天花乱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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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第一次萌生让鲁迅也到广州来的想法,这样终是可以近一些,想握手便握手,想亲吻便亲吻,总比这样煎熬着好。

广州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之后,副校长顾兆熊给林语堂、鲁迅和沈兼士同时发了电报,想邀请他们三个人到中山大学参与一个改制的会议,希望能提些具体的 建议。本来说好了,林语堂却偶染微恙,要躺三四天,鲁迅便想和孙伏园一起去广州。想去广州,“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但大部分却是为公”。

鲁迅找到林语堂,告诉他说,中山大学既然很诚恳地来信要和我们商议,我们应该帮点忙,而且厦门大学也不能过于闭关自守,除了中山大学之外,以后也要与其他大学多联系,加强学术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

林语堂一听,深以为然,让鲁迅和孙伏园先去,看看情况,若真需要林语堂去的话,再急发电报即可。然而,两天后,林语堂突然来找鲁迅,告诉他,若是去 中山大学的话,必须要到校长林文庆那里请假。鲁迅很是诧异,普通教员请假,一向是向主任请假便可以了。林语堂特地来告诉他这些,自然是不想他去。鲁迅有些 生气了,顿了顿,对林语堂说,我不去了。

连一小半的私心也没有能满足,这大大增加了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厌恶。于是在信中牢骚着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

鲁迅的牢骚许广平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许广平坐在办公室里的桌子前发呆了半天,该打饭了,同事在门外叫她,她却没有听到。然而,鲁迅的信一直没有 来,一直到下午,下课以后才看到桌子上的信。她把刚刚打好的饭放到桌子上,忍住饥饿阅读鲁迅的生活,希望鲁迅能有合适的药剂治疗自己的疲倦。

然而也没有,看到鲁迅在信里问自己的钱够不够用,便开始坐在那里回信。饭已经凉了,打开来,吃了几口,又接着写:“用度自然量入为出,不够也不至 于,我没有开口,你不要用对少爷们的方法对付我,因为我手头愈宽,应付环境就愈困难,你晓得么?我甚悔不到汕头去教书,却到这里来,否则,恐怕要清静得 多。”

办公室的墙上有一面中国地图,许广平站起身来,看了看汕头到厦门的距离,终是比广州近多了,暗暗叹息一声,心里说,若是去了汕头,多好。

接下来的话是许广平第一次萌生让鲁迅也到广州来的想法,这样终是可以近一些,想握手便握手,想亲吻便亲吻,总比这样煎熬着好。“中山大学(旧广大) 全行停学改办,委员长是戴季陶,副顾孟余,此外是徐谦,朱家骅,丁维汾。我不明白内中的情形,所以改办后能否有希望,现时也不敢说,但倘有人邀你的话,我 想你也不妨试一试,从新建造,未必不佳。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

这封信写完之后,便接到鲁迅的来信,果然,中山大学邀请了鲁迅。她甚至有些暗暗地惊

喜,回信的时候反复地劝说鲁迅能来:“这里既电邀你,你何妨来看一看呢。广大(中大)现系从新开始,自然比较的有希望,教员大抵新聘,学生也加甄 别,开学在下学期,现在是着手筹备。我想,如果再有电邀,你可以来筹备几天,再回厦门教完这半年,待这里开学时再来。广州情形虽云复杂,但思想言论,较为 自由,‘现代’派这里是立不住的,所以正不妨来一下。否则,下半年到哪去呢?上海虽则可去,北京也可以,但又何必独不赴广东?这未免太傻气了。”

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手头的事情并未处理完毕。许广平当时已经换了新办公地点,然而却仍住在旧校区的宿舍里。办公室里有办不完的事情,接待不完的人, 和没完没了的课程。许广平就趁着中午回住处取东西的间隙写了这一封信。反复地表达,就是想让鲁迅马上来看一下:“总之,你可打听清楚,倘可以抽出一点工 夫,即不妨来参观一趟,将来可做则做,要不然,明年不来就是了。”

写到这里,又想到上封信里,自己的忙碌和难过,怕信里的内容影响到鲁迅。又连忙补充说:“我所说我的困难情形,是我那女师所特有的,别的地方却不如此。”这意思再明显不过,怕鲁迅以为中山大学也是一样的忙碌和疲倦。

要说的内容仿佛还没有写完,但闹钟响了,下午学校还有一个会议。许广平必须要停了,洗把脸把信收拾好。又摊开来,加下了一句:“我这信,也因希望你来,故说得天花乱坠,一切由你洞鉴可矣。”

10月27日午休的时候,仍然是借口到住处取东西,才能安静地写一封短信。在信里,许广平又一次比较了中大和厦大:“以中大与厦大比较,中大较易发 展,有希望,因为交通便利,民气发扬,而且政府也一气,又为各省所注意的新校。你如下学期不愿意再在厦大,此处又诚意相邀,可否便来一看。但薪水未必多于 厦大,而生活及应酬之费,则怕要加多,但若作为旅行,一面教书,一面游玩,却也未始不可的。”

两天后,鲁迅收到了许广平10月23日的那封天花乱坠的信,马上回了信。因为之前已经在信里说明了自己不能和孙伏园一起前来的原因,所以这次依旧坚 持暂时不到广州去。鲁迅的不来,也有他实际的情况,厦门大学的课程刚开始不久,而鲁迅因为自己的原因又请假了三周时间,所以说,他自己不过才上了一月的 课。另外的原因是,中山大学不过是筹备中,开学则要到第二年的3月,所以,若是决定到广州去,学期结束以后也不迟。在信中,鲁迅还特地提到杨桃,这是许广 平在以往的信中偶有提及的一种水果,呈五角星的模样。鲁迅说:“我很想尝尝杨桃,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 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

鲁迅彷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林语堂,这只是一种说辞。

1926年11月1日晚上,鲁迅给许广平写第二封信,中午的时候,已经写了长长的一封,说了一些厦大现在的情形。晚上的时候,寂寞了,取了笔和纸又 接着写今后的打算:“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 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 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 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是啊,鲁迅到了厦门大学以后,首先是因为没有什么刺激而写不出东西来。其次,又因为离北京远了,吃食不好,住处多是蚊子,一起住的人都是‘面笑心不 笑’。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屡屡为难自己的陈源之流在这里拉帮结派。这让他变得郁闷又寂寞。所有这些都让他觉得,自己在厦门大学荒废了太多的时间,教书使得 自己几乎丢弃了写作。然而如果放弃厦门大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去,是不是也是如此。而且从孙伏园的信里,鲁迅得到,中山大学的课时比厦门大学要多得多,这样岂 不是更没有时间写作。

所以,他在那里反复地徘徊,“做文章呢,还是教书?”这是一个选择。

这是的确的。

[矮番薯: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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